內有規模衝動，外有排名壓力。是固執地堅守“風格”，承受淨值下跌、規模縮水的雙重煎熬？還是適時“靈活變通”，追逐熱門賽道與高估值泡沫共舞？
這個問題，最近又擺在了基金經理們的面前。由於熱點切換太快，基金的“風格漂移”再度被基民們吐槽。市場上的案例也一如既往那樣一抓一大把。某基金名為“文體健康混合”，但重倉股卻多為半導體和軍工；某基金名為“創新成長”，但重倉股多為金融股。
坦率的説，這不是基金業界的新問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飽受市場質疑，投資結果和基金合同“名不副實”也早就是老生常談。甚至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在行業簡單粗暴的考核壓力面前，幾乎沒有基金經理敢説自己更重視合同約定，而不在乎業績和規模的考核。
記者熟識的一位明星基金經理，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其所管理的一隻文體產業基金在6年時間裏，規模從4億元飆升至178億元，稱得上成功。有媒體採訪問及秘訣，她的回答是拒絕給自己“貼標籤”——文體產業的投資範圍並沒有“那麼窄”，不希望侷限投資風格。
實際上，這位基金經理的投資風格非但不“窄”，反而極“寬”。從前十大重倉股去觀察，2019年，貴州茅台和青島啤酒是她的“心頭愛”；2020年，五糧液又成了她的“新歡”。2021年二季度，五糧液從第四重倉股淪為第十重倉股，寧德時代從第三重倉股一路加倉成為第一重倉股。
寧德時代、五糧液與文體產業有何關聯？或許在這位基金經理看來，這個問題根本就不重要，正是自己不拘一格、機動靈活的選股與操盤策略，才為基金帶來了業績和規模的雙增長。但也因為這一理念，文體產業的股票，從來就沒有進入這隻“文體產業”基金的十大重倉股。
某種程度上，記者也理解這位基金經理。因為業績、規模和靈活度，早就成了基金經理們的“不可能三角”——在銷售上，基金大可契合熱點給出漂亮主題吸引眼球。但一旦進入投資環節，當初框定的漂亮主題卻有很大概率會成為自我設限的“圈套”。特別當基金經理想快速跟上市場步伐，迅速在江湖上闖出名堂的時候更是如此。
在這種現實壓力的主導下，很多基金經理的“心頭愛”在重倉股中停留的時間都不長，最多也不過一兩個季度。在成長股大行其道的2015年，多少知名基金經理一股腦地湧入華誼兄弟、樂視網股？當勇於“破舊立新”，便能享受業績與規模增長的雙重嘉獎，誰還會固執地堅守“陳規陋習”，承受估值迴歸的漫長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