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面臨較大不確定性，財政收支矛盾加劇，財政運行壓力增加。我國的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既是對今年經濟運行不確定性的客觀預判，也反映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不僅有利於提振市場信心，促進我國經濟平穩增長，還有助於抑制世界經濟衰退。
圍繞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今年全國兩會明確了一系列宏觀政策措施，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對沖疫情影響。《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較去年提高0.8個百分點以上，這是我國赤字率首次突破3%。赤字率為何創新高，資金如何充分發揮效益？就相關熱點問題，記者採訪了業內人士和專家。
赤字規模空前
“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是對沖疫情影響的強有力措施。”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怡表示。
當前，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國內消費、投資、出口下滑，就業壓力顯著加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困難凸顯，財政收支矛盾加劇，財政運行壓力增加。
從財政收入看，受疫情衝擊、減税降費等因素影響，今年1月份至4月份財政收入下降14.5％，其中1月份下降3.9％，2月份下降21.4％，3月份下降26.1％，4月份下降15％。
從財政支出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決戰決勝脱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財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強度，特別是各級財政為疫情防控投入大量資金，落實“六保”任務、實施減税降費也需要財力支撐。
財政赤字是財政支出總量超過財政收入總量的部分，一定時期內財政赤字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比例關係就是赤字率。
“由於疫情影響，經濟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今年財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較大，因而需要通過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説。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赤字率始終保持在3%以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的1998年財政赤字規模為960億元，赤字率首次突破1%。從近年情況看，2016年、2017年赤字率均為2.9%，2018年赤字率為2.6%，但因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赤字規模與2017年的2.38萬億元持平。2019年，我國繼續增加財政支出規模，赤字率由2.6％提高到2.8％。
2020年，我國赤字率首次突破3%，按3.6%以上安排，赤字規模為3.76萬億元，較去年提高1萬億元，為歷年最高。提高赤字率向社會釋放了積極明確的信號，將有力支持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由於當前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存在極大不確定性，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有利於穩定並提振市場信心，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有效對沖疫情影響，體現了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進一步發力，真正發揮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關鍵作用。”劉怡説。
風險總體可控
赤字率多高才合適？在國際上，一直有關於赤字率3%“警戒線”的討論。實際上，“3%”來源於1991年的歐洲《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制定的風險控制標準，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劉怡認為，3%的赤字率並不是硬性約束，高於3%並不等同於過度舉債，需要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債務支出使用效果等情況加以評判。
各國確定赤字率目標，應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物價水平、債務餘額、財政政策取向等情況綜合考慮，不能簡單地以3%作為衡量會否產生財政風險的標準。在實踐中，美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赤字率常年在3%以上，歐盟各成員國赤字率也經常出現高於3%的情況。
“由於此次世界經濟波動及恢復的不確定性較大，國內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因此，我國的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既是對今年經濟運行不確定性的客觀預判，也反映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既有利於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又有助於抑制世界經濟衰退。”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税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説。
對於政府債務風險的衡量，除了看赤字率，還要看債務率、負債率等指標。總體來看，我國政府債務的規模這些年有一些增加，但風險水平總體可控。
統計顯示，截至2019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21.31萬億元，如果以債務率（債務餘額/綜合財力）衡量地方政府債務水平，2019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2.9%，低於國際通行的警戒標準。加上截至2019年底的中央政府債務16.8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佈的GDP數據計算，全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餘額/GDP）為38.5%，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
正是基於對我國債務情況的客觀分析和國際比較，專家普遍認為我國政府債務率在國際上處於較低水平，能夠支持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
“總體而言，由於我國儲蓄率較高，政府還掌握着大量優質資產，我們一方面要對政府債務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保持足夠的關注，堅決控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舉債還有空間，在疫情的巨大沖擊面前，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必要進一步加力提效。”陸挺説。
資金直達基層
圍繞“六穩”“六保”，確定增加財政赤字、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共2萬億元，這是紓困和激發市場活力規模性政策的重要內容，主要用於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
“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政府工作報告》對這2萬億元資金的使用提出了明確要求。
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預計今年地方財政減收增支規模在8000億元至9000億元，一些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面臨較大壓力。前幾個月，中央財政已經加快了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下撥速度，同時提高了地方財政資金留用比例，緩解了地方財政困難。
“加強對地方財力的保障，是今年預算安排的重點。”劉昆説，今年提高赤字率所增加的財政資金全部安排給地方，中央財政發行抗疫特別國債的收入，也全部用於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抗疫相關支出，這是對地方財力和地方財政運行的強大支撐。
日前召開的新增財政資金直接惠企利民工作視頻座談會強調，作為特殊時期採取的特殊政策，資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更加註重幫扶企業，更加註重發揮市場力量穩住經濟基本盤，是宏觀調控方式的創新。
李旭紅認為，我國在增加赤字的同時，也進一步優化了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一是壓中央本級支出、增地方支出；二是壓減一般支出、保重點支出；三是直達基層、直達民生。
“政府把錢花在刀刃上，以優化財政收支的平衡，在加大力度對沖疫情影響的同時有效控制風險，使赤字規模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李旭紅説。
根據安排，要建立完善特殊轉移支付機制，省級不得截留，使市縣基層儘快拿到資金、安排支出。財政等部門要按照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的要求，明確財政支持政策，確定資金使用範圍。市縣作為實施主體，要抓緊摸排確定需要幫扶的困難企業和人員，建立實名台賬，確保資金精準落到位。
“為了更好地做好‘六穩’和‘六保’工作，《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包括提高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專項債、減税降費等一系列力度空前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有很多創新做法，表明今年在政策制定上打破了很多常規，並且預留了一定空間和後手，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當前和未來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成威説。經濟日報記者 曾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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