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中國丨“遲到”的非洲自貿區，能給中國帶來哪些機遇？

2019年7月，非洲聯盟宣佈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成立，標誌着非洲國家朝着統一大市場邁出里程碑的一步。根據非盟一體化議程，2020年7月1日是非洲大陸自貿區實施商品和服務貿易新關税政策的最後期限，但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的蔓延使實施日期推遲至2021年1月1日。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作為一個框架性協議，非洲自貿區協定的內容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和爭端解決等多個領域。疫情發生前，該協定已完成第一階段談判，涉及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兩大領域。受疫情影響而延遲的第二階段談判主要涉及投資、競爭政策和知識產權等事宜。不過，自貿區實施進程的延遲卻為非洲國家重新配置資源、將數字經濟納入第二階段談判內容、完善協議框架爭取了時間，使得非洲國家在將來可以更好應對公共衞生、氣候變化和外部經濟震盪的衝擊。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貿發會議等機構也對非洲大陸自貿區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世界銀行7月發佈的《非洲自由貿易區——經濟和分配效應》報告稱，該自貿區為各國提供了一個促進增長、減少貧困和擴大經濟包容性的重要機會，可以緩解新冠疫情對非洲的負面影響。若自貿區協定全面實施，至2035年非洲地區收入將增長4450億美元，區域內貿易將增長81%，3000萬人將有望擺脱極端貧困。

聯合國貿發會議8月發佈的《新冠肺炎疫情對非洲經濟影響》報告指出，非洲國家要堅持結構性改革，持續推動農業和製造業發展，以擺脱對初級產品出口的高度依賴，而非洲自貿區協議的實施將有望加速這一進程，成為推動非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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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的諸多困難與挑戰，必須要正視。

首先，西方國家多年的殖民統治導致非洲國家經濟結構單一且同質化較為嚴重。互補性差的貿易格局，既不利於非洲國家間開展實質性的貿易活動，也容易導致其在國際市場上相互競爭。

其次，許多非洲國家一直把關税視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而非洲大陸自貿區的啓動意味着關税減免和非關税壁壘的消除，這極易因利益訴求差異懸殊引發協議的延遲實施。事實上，以往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就存在地區合作協議眾多，但實施緩慢或束之高閣的現象。

再次，非洲國家貨幣種類繁多，導致域內貿易成本巨大。雖然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已於2020年5月正式發行單一貨幣“埃科”，但尼日利亞、加納等成員國持審慎態度，尤其是尼日利亞不想失去通過匯率變動來促進貿易的主動權。

此外，近年來包括恐怖襲擊在內的不同形式武裝衝突的頻率和強度在非洲大陸有所反彈，影響了近1/3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此類衝突一般都有比較複雜的歷史、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因此短時間內難以根除，未來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恐將會繼續受到此類問題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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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非洲自貿區建設面臨諸多挑戰，但中國政府有耐心並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非洲經濟一體化建設，助力其提升自主發展、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中國企業也應抓住自貿區落地帶來的新機遇，順勢而為。

首先，針對非洲區域內貿易水平低的問題，中國應抓住疫情後非洲國家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和結構轉型的窗口期，以投資促貿易，佈局南非、尼日利亞、科特迪瓦、肯尼亞等非洲內貿與投資的“亮點”國家，重點打造3-5個非洲大陸製造業中心。投資重心應放在非洲農礦產品加工、家電、紡織品、醫藥等製造行業，把非洲的資源優勢和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優勢結合起來，變“中國製造”為“非洲製造”，使非洲國家有更多的本土產品加入非洲域內大循環，切實提升非洲國家間的貿易水平。

其次，中國企業應繼續發揮非洲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主力軍的作用，加強互聯互通和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建設。一方面，繼續參與非洲公路、鐵路、港口、電網（電力、電信）和樞紐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另一方面，也要重視拓展數字經濟、智慧城市、清潔能源、5G等新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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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企業應努力改變過去主要採用的“工程總承包+融資”投資模式，要勇於創新合作模式，推動更多的投資元素進入基建項目。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的背景下，中企也應注重參與非洲國家的貧民區改造、垃圾及污水處理等事關民生福祉的市政工程建設，只有跨境互聯互通大項目與惠民小項目同生共濟，中非合作之路才能行穩致遠。

為擴大從非洲的進口，中國可在國內建造2-3個非洲產品展示中心、易貨貿易中心或產品集散交易中心。此外，中國應適度降低經過精選的非洲非資源型產品的進口准入門檻，調整其品類進口關税政策，完善對非物流通道，提升國內消費者對非洲產品的認可度。

最後，中非雙方還應加強在金融、海關、商檢、税收等領域的合作，改善相關設施等硬件條件，開展相關人員的培訓，提高通關管理和檢驗檢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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