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問題需要明確一下，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擴大國內需求和提升消費的問題。擴大內需的具體含義是什麼，似乎應當先理清概念才好進行深入的政策分析。比如，當我們説擴大內需要提高消費的時候，對應的是在當期GDP中，消費佔比提高。由此引出的問題是，GDP一定，消費比例上升就是投資比例下降。進一步説，當GDP總量確定後，提高消費佔比和降低投資佔比同時，GDP的支出結構變化了，國內需求沒有擴大。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的關係問題。從整體上看，這是二者互有側重並不對稱的宏觀經濟學概念。供給側改革的重心是調結構與轉方式，是長期動態的問題。與之不同，需求側是短期靜態的總需求管理問題。儘管在現實中，需求側管理往往會具有長期動態性，如加大科技支出增加了當期有效需求，也是增長了長期增長中的科技進步水平。但需求側管理主體還是短期靜態問題。更加準確的是，在我們解決長期動態的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伴隨着短週期的問題，比如我們常説的十年左右的經濟週期。從整體上説，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目標是解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問題，是以經濟增長質量替換經濟增長數量。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認識短期靜態經濟週期與長期動態經濟增長轉方式面對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問題。經濟學習慣於這樣討論問題，當多種因素混在一起時，我們可以依次討論，一個因素變化而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會如何？由此，我們這樣來討論當前面對的宏觀經濟問題：假如沒有出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供給側改革時，如何解釋我國當前持續下行的宏觀形勢。從短期靜態眼光看，我國宏觀經濟存在着一個上下波動的十年左右的經濟週期，經濟增長率有高有低，圍繞着一個均值波動。近於過去四十年近10%的經濟增長率均值，就是經濟過冷了，就需要採取刺激性政策，期間可能是穩健的，也可能是大力度的，政策指向則是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若把問題反過來，要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需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我國人均收入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性時，以質量換數量，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就會是經濟增長方式是否發生了轉變的參照性目標。在此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率低於10%是可接受的，也是政策抉擇中的期望。
過去五年來，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作為一個追趕型大國，我們經歷了世界經濟史的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長期高增長。這是如同百米衝刺的光彩奪目，但不可持續。我們要調整追趕的姿態，從百米衝刺轉換為更加穩健的馬拉松跑。這是長期動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引發經濟增長下行的內在原因，但是我們也應當看長期動態過程並不會消除短期靜態的經濟週期。兩者疊加就會出現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經濟下行中，長期與短期因素各自的貢獻有多大。短期因素影響大，就應當採取更加寬鬆的需求側管理政策。事實上，過去幾年來，有關我國長期增長潛力應當下降到10%以下是一個幾乎沒有爭論的共識；但未來五年，我國的理論上合理，實踐中合意的經濟增長率應當是在什麼區間範圍，是引起爭議的焦點。
第四個問題是，從長期看問題時，擴大消費和投資的關係是什麼呢？我們會遇到一個最優消費率的概念，擴大消費，消費率上升與投資率下降並不改變總需求，但投資率下降達到人均資本量下降的拐點時，長期增長潛力就會萎縮。至此，儘管我們不能確知，引起我國經濟下行的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具體影響，我們仍可以達成一個共識，過去四十年的高增長受益於模仿型追趕增長的高投資收益，使得當期總需求結構表現為低消費率與高投資率。模仿時代結束，投資收益下降，投資佔比下降，消費佔比開始上升。在長期增長潛力下降與短週期下降期重疊時，會有投資增長率下降過快，即使社會總消費額上升，消費佔比提高也不能扭轉短期總需求不足，在此情況下，為防止經濟持續過度下滑，採取合意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必要的。
最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如何防止可能出現的供給側改革與需求管理政策實施效果不一致的問題。個人認為，這是當前應當予以關注的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這是因為需求管理政策目標比較側重於短期總量均衡，對提高長期動態效率和結構性難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手段並不多。作為輔助性政策的需求管理應當更多地選擇既有利於增加當期總需求又有利於長期轉型的政策，而不是泛泛地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首先，我們要高度關注如何破解從模仿到創新增長當中資本收益率下降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實際上也已經是世界性的問題。例如，戈登教授的研究認為，美國進入了一個持續的低生產率增長的時期，儘管受到廣泛質疑，但是似乎也沒有人能推翻他的悲觀預期。面對低生產率增長，能夠做的也必須做的是，不斷提高人均人力資本水平，大力支持教育、科學研究及職業訓練，這是高質量發展和創新轉型的基礎，也是當期重要社會支出內容。當然，要持續擴大這部分支出，擴大當期需求，也還是要解決一些認識問題。我們現在討論消費率高低的時候都涉及到對投資的認定，教育開支是計入了消費還是計入了投資呢？提高人力資本的支出會在長期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應當是投資行為。最近幾年，我國投資率持續下降，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人力資本投資替代了物質資本投資的情況呢？與之相似的問題是，從理論上分析，居民購房是消費行為，其支出應當是消費支出。由於住房使用的長期性質，按照通行的國民經濟核算準則住宅購買住宅支出計入了投資領域。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從短期和長期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宏觀經濟時，消費與投資的概念並不一致，這需要在選擇宏觀政策手段及政策搭配時予以重視。
第二個問題，儘快建立有保障的可持續的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問題。促進消費的技術手段很多，但根本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社保制度是保證當期消費，特別是疫情期間消費的重要支柱，也是長期經濟轉型的重要基礎。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在於過剩產業退出，由此要高度關注結構性失業。需求管理對於結構性失業沒有多大幫助，關鍵要靠社會保障制度託底，為結構性失業經過再就業教育實現再就業，提供合理的緩衝。
從這兩年的情況看，經濟不好，各地採取社保金緩交的措施減少企業壓力，問題是緩交社會金會不會引起企業預期未來要交更多社保呢？會不會引起社會憂慮社會保障體系可持續的保障能力呢？殭屍企業與勞動力市場的僵硬性有密切關係。在企業調研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不破產、不下崗與不解聘的要求，正在明顯地遏制企業和產業層面進行的結構調整速度。各地區結構調整的能力與社保體系的保障能力和水平有着密切關係。我們可以認為，實現刺激當前消費和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雙贏，壯大社會體系是長短期政策的關鍵結合點。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大膽設想下，發起兩萬億、三萬億甚至四萬億的社保國債，用專門國債來補充養老保險。從操作上層面看，由社保理事會統籌，用於債市和資本市場投資，每年收益的一部分，依社會保障缺口的嚴重程度及社會體系建設進步水平，由中央分配用於彌補當期缺口。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作者：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 唐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