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志業委員：當前已到了不允許資本過度自由化發展的時候了

　　 本報記者 崔呂萍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疊加人口老齡化，被很多業界人士認為是我國共同富裕之路上的減分項。事實果真如此嗎？圍繞這一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季志業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從國內國際兩個視角看實現共同富裕

　　 記者：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共同富裕挑戰？

　　 季志業：冷戰結束後，世界經濟處於長期膨脹階段，發展經濟更多考慮的是自身增長問題，而非平衡問題，加之資本的快速擴張，直接後果就是貧富差距拉大，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導火索源於美國次貸危機，也印證了貧富差距拉大對經濟的破壞力。

　　 從我國視角看，原先我們走過一段彎路，直到鄧小平同志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才有了改革開放、搞活經濟。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社會發展巨大的推動力，但40餘年經濟高速發展也“附加”了一些後果，這裏就包括貧富差距的問題。

　　 由於我國經濟發展蛋糕不斷做大，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因此絕大多數百姓認為生活質量顯著提高。但從美國的反全球化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經濟全球化原本就是美國搞起來的，為什麼又要“自毀城池”呢？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加大疊加產業鏈外移，導致大量藍領失業、靠社會救助過日子，這就不難理解美國為什麼會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是它自己沒能處理好本國貧富差距過大這個問題，把國內矛盾引向國外。

　　 從戰略佈局看，當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後，我們就進入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階段，鄉村振興則是我們抵達這一階段的重要路徑之一。

　　 ■■高質量發展與促進共同富裕是一體兩面

　　 記者：您如何理解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季志業：經濟發展有一定之規，沒有誰能持續以短跑衝刺的速度完成長跑，但伴隨着科技發展，特別是數字化技術足以有效提升生產力、優化生產關係的當下，我們可以靜下心來認真思考，如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問題。

　　 依我看，當前已經到了不允許資本過度自由化發展的時候了，否則將帶來嚴重後果。當然，有經濟學家會提出，按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講，資本逐利是市場行為，不該政府插手，但我們現在要超越西方搞的那套理論，否則就只能往人家的遊戲規則甚至陷阱裏鑽。

　　 換個角度看，連美國都不信自己原先推崇的新自由主義了，只是他們憑藉着軍事霸權、規則霸權、美元霸權，不是在內部搞改革，而是從外部獲得更多利益，即便如此，大家都看得到，它們搞得也不好。反觀中國，我們絕不會也不能像美國那樣搞，必須做好自我調節。

　　 記者：我們看到，今年1-7月我國實際吸引外資數據不錯；資本推動下的基礎設施建設，其實也讓國人受益了。如果摒棄過往發展優勢，是否會降低國家競爭力？

　　 季志業：我們追求的高質量發展，並不是要摒棄自己的發展優勢。資本助力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應走實，而非繼續搞那些一場極端天氣就暴露出問題的面子工程。同時我們來看他山之石，北歐國家和日本一度被大家認為已相對實現了共同富裕，但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問題大量爆發，不僅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冰島這個國家在理論上一度都破產了。

　　 當然，這些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底子夠厚，能托住底，相比之下，我們的底子還不夠厚，有些地方還存在漏洞。我們解決了絕對貧困，但我們防止返貧、戰勝相對貧困的壓力依舊存在。

　　 一説要走共同富裕之路，某種傾向就認為，這會降低社會競爭力。實際上，這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一個平衡的問題。如何既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大智慧來平衡。比如這種平衡美國就沒做好，即便它有美元優勢、能駕馭全球資源，希望利用外部資源彌補本國貧富差距。我們要做的，是新發展理念下的高質量發展，重點是在國內搞好平衡。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與老齡化，恰好可以轉化為我們的抓手”

　　 記者：國內大循環，也存在固化下來的結構性問題。您認為我們應如何破局？

　　 季志業：我們要善於把不利因素變成有利抓手。比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就可以轉化為我們的抓手。

　　 當前看，我國城市化率超過了60%，而發達國家這一水平大約為80%。也就是説，未來30年，我們大概還要有超過10%的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這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鄉村振興並不意味着把農村人口全部留在鄉村，而是隨着工業化、數字化發展，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或就地城鎮化是大趨勢。

　　 我們同時發現，經濟發展的東西部差異影響了人口遷徙的方向，這種不平衡也是可以破解的。

　　 早年間，東亞地區發展經濟有個雁行模式，也就是日本做領頭雁，亞洲四小龍為第二梯隊，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為第三梯隊。現在看，我國國內也有個雁行模式，大雁頭在東南沿海，身段與尾部逐漸向中西部延展。頭部區域不斷嘗試創新，認為具備可複製性了，就往“雁身”轉移，這就是我們巨大的優勢——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是可以先富帶後富，最終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發展。

　　 現在，深圳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浙江省（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已在探索共同富裕模式，這就是“頭雁”。

　　 當然，這裏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要進一步兜住社會之底。

　　 記者：當前，共同富裕路上面臨一些問題，又應如何看待和解決？

　　 季志業：之所以改革開放能快速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一批人通過上大學改變了命運。現在我們也要進行新探索，鼓勵一半初中畢業生進入職業高中、未來進入職業大學、成為高級工匠，就是抓手之一，但前提是要讓工匠擁有較高的收入、獲得應有的社會尊重。這一點德國做得比較好，該國70%的畢業生來自職業教育，整個社會對此很認同。

　　 我們要走出自己的路徑，同樣需要經過艱難探索。今天的世界給了我們嘗試的機會，在別人還看不清未來、跳不出原有規則時，我們要抓緊嘗試。

　　 未來社會，我認為抓手有三個“化”：老齡化、低碳化、數字化。按照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也恰恰會遭遇老齡化問題，導致勞動力短缺，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我們能夠有效藉助數字化技術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服務老齡化產業的發展，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充分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改變生產生活方式，同樣也是實現碳達峯與碳中和目標的有效途徑。

　　 總的來説，我認為，我們遵循雙循環的戰略佈局，準確把握老齡化、低碳化、數字化的機遇和挑戰，着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一定能夠超越各種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