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區域經濟合作中心主任張建平。受訪者供圖
今年一季度，東南亞經濟體快速復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表現亮眼，這引發了國人的焦慮情緒——越南、印度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圍繞這一公眾關注的話題，新京報貝殼財經採訪了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區域經濟合作中心主任張建平。
在張建平看來，現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現不是偶然的。不過，目前越南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領域，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難以取代中國變成新的世界工廠。”
雖然不必為“世界工廠”的地位憂慮，但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轉移的現象引發關注。對此，張建平認為，基於商業和生產要素成本考慮的產業轉移非常正常，符合當前我們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和實施雙循環戰略的需要。
還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疫情暴發後，歐美等發達國家呼籲製造業迴流的聲音高漲。如今來看，製造業迴流歐美髮達國家的情況如何？張建平表示，政治性的產業轉移違背了經濟規律，只能是徒勞的，目前看美國的很多製造業企業並沒有迴流。
對於中國製造業未來的發展，張建平建議，在保持製造業規模穩定的基礎之上，我們要通過加大自主創新。同時從維持就業的角度，還需要保持一部分低端產業在國內。此外，對於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他建議，中西部地區還要有開放和強烈的市場經濟意識，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越南的製造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領域、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新京報：越南一季度貨物貿易總額為1767.5億美元，同比增長為14.3%。如何看待今年以來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現？
張建平：現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現不是偶然的。在疫情之前，特別是在2018年、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中，越南就已經變成了明星國家。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為規避美國加徵給中國的關税，有一些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加速到越南去投資辦廠，通過在越南擁有附加值之後，再出口到美國市場或者其他國家。
同時，越南自身也有比較優勢。越南有人口紅利——越南擁有上億的人口，越南現在的人均GDP大概只有3700多美元，勞動力價格比較便宜，同時在東南亞半島的國家中，越南的勞動生產率相對高一點。所以，越南學習借鑑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發展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為主導模式，充分發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此外，越南還有區位優勢，可以利用與中國、其他國家便利的交通運輸。同時越南經濟還受益於東盟國家對外高度的開放，越南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比較高。在這些有利因素的作用下，現在越南正處於工業化大發展時期。
從短期因素看，去年受疫情影響，越南關閉和停工了很多工廠。但目前越南的疫情已經過去，全面進入到復工復產的狀態，加上當前全球需求強勁，這就有力地帶動了越南的外貿增長。
新京報：當前越南製造業發展現狀如何，其競爭力如何，越南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角色是怎樣的？
張建平：目前越南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領域，而且越南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技術水平和中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從越南的製造業增加值看，越南製造業也正處在爬坡階段，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這個大盤子當中，越南製造業的佔比是個位數。但是目前中國在全球產業增加值當中已經佔到30%以上，而且中國是擁有全產業體系的國家，越南不是。在全球價值鏈的這個分工環節當中，中國目前和一些金磚國家處在中低端環節，但是中國有一部分產業已經是躋身到了中高端，而現在越南基本上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
所以，如果説目前越南對中國構成一定競爭的產業，主要是集中在以三來一補為代表的加工貿易、勞動密集型產業。當前越南生產的箱包鞋類、紡織服裝等商品在全球市場的佔比在提高，但也只是對中國的一些低端的代工企業構成了競爭。在對技術含量和加工精度要求高的行業，越南的生產能力還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説，我調研發現，我們廣東生產變形金剛玩具組件的企業把工廠設到越南之後發現，生產的變形金剛被歐美國家退貨。後來，這家廣東企業發現，是因為越南的機牀加工精度不夠，還有操作機牀的工人的技術水平也不夠。無奈之下，企業只能把生產變形金剛生產線又挪回了廣東。
“越南和印度難以取代中國變成新的世界工廠”
新京報：自19世紀以來，“世界工廠”的頭銜也多次易主。很多國人還擔心，越南和印度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和全球供應鏈核心？越南和印度想要成為新的“世界工廠”，面臨哪些挑戰？
張建平：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難以取代中國變成新的世界工廠。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是建立在中國本來就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的基礎上，再通過改革開放承接海外轉移過來的產業。在聯合國細分的產業門類中，目前中國擁有99.99%的細分產業門類。在中國這個廣闊的市場中，上下游需要的產業關聯配套都可以找到，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而從越南和印度看，它們的產業體系都非常不完備。特別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階段，原材料工業、基礎工業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但越南和印度都在這方面存在欠缺。以紡織品為例，越南的紡織品工業依賴的棉紗、布料等都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目前，每年中國對越南和印度的貿易順差高達五六百億美元，而目前中國和印度、中國和越南每年的貿易額在千億美元規模，也就是説，中國對印度、越南的出口差不多是七八百億美元，而它們對我們的出口也就兩三百億美元。
此外，國土空間、人口、基礎設施等也制約着越南製造業的發展和水平提升。越南的國土面積和人口相當於廣東省的空間和人口，越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勞動力接受培訓的程度和中國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缺乏製造業發展需要的人才。從基礎設施看，越南的鐵路系統、公路系統、互聯網基礎設施還不完善，要想完善這些基礎設施非一日之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從印度的情況看，雖然印度的人口和中國相當，但是也有多個因素制約着印度製造：首先，印度的基建欠賬太多，直至2012年印度才在全國建成第一條高速公路。到目前為止，印度高速公路的里程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公路、鐵路運輸的效率很低，交通運輸需要的電力保障有待提高。另外，印度的三權分立制度也讓印度的基建改善效率特別低。第二，在營商環境方面，地方政府經常對外資不講信用。無論是日韓企業還是中資企業都遭遇過這樣的情形。第三，印度的土地是農民私有，建設工廠、大型基建項目使用土地需要得到90%的農民簽字同意，這也大大制約了印度工業化的發展速度，也註定了印度的工業化快不了。莫迪曾經希望通過修改立法，把它降到70%，但是沒有成功。
“基於商業考慮的產業轉移非常正常，符合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
新京報：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轉移的現象引發關注。這些產業轉移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目前看中國的製造業產業轉移大概是一種什麼程度，整體看中國製造業產業鏈外遷的風險有多大？
張建平：一般來説，基於商業考慮的產業鏈轉移是正常現象。在歷史上，從英國是第一個全球製造業中心，之後德國、法國製造業崛起，美國變成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再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成為全球的製造業中心。到20個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逐漸地承接產業轉移，變成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但是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它有兩個比較獨特之處：一個是中國具有全產業體系和全產業鏈，這跟過去的這些國家有所不同。一個是中國的人口規模龐大，同時具有高中低端的勞動力。目前，中國龐大的中低端勞動力仍然需要製造業來提供就業崗位。
正常的商業性的產業轉移的發生，往往伴隨着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綜合的製造成本的上升，包括勞動力的成本、研發成本、土地成本、融資成本、税費的負擔等等。企業家自己會算賬，如果企業的投入和產出無法持續下去，有些產業就得離開，就去找更便宜的地方。所以，在過去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當中，製造業轉移的一個顯著趨勢就是從發達、比較發達的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來轉移。在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隨着現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地攀升，同時勞動力人口在減少，在長三角珠三角，一個紡織工人一天的工資得三四百塊人民幣，而且是老闆求工人去工廠幹活兒。但在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在東南半島的這些國家，可能工人月工資兩三千人民幣就夠了。所以，在最近這十多年當中，隨着咱們國家也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們有很多製造企業已經開始走向以東南亞國家為代表的很多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在亞非拉的一些國家，我們主要是進行綠地投資，以及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而在歐美地區，我們主要投資併購一些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和服務型的企業。總之，一句話就是，基於商業考慮的、基於生產要素成本考慮的這種產業轉移和對外投資是非常正常，它符合我們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也符合我們實施雙循環戰略的需要。
同時根據我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當我們把一些中低端的產業有序漸進轉出的過程中，我們自身也在通過自主創新培育自主品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來培育我們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另外呢，我們通過吸收利用外資，會集中在這個高附加值的產業。以三星為例，過去三星在中國的工廠是屬於勞動密集型的代加工工廠，目前這部分企業已經轉移到了越南。但是，三星最新在中國西安投資了100億美元的芯片項目。三星這個典型案例可以説明，很多外資也在適應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從過去投資中低端產業向中高端產業轉型。
“政治性的產業轉移是徒勞的，美國的很多製造業企業並沒有迴流 ”
新京報：在2020年疫情剛暴發時，歐美等發達國家呼籲製造業迴流的聲音高漲。當時很多人在討論疫情是否會加速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如今來看，製造業迴流歐美髮達國家的情況如何？
張建平：其實歐洲國家並沒有提“再工業化”，現在歐洲國家比較享受它們目前高度的服務化和技術化的狀態。而且目前歐洲國家主要通過綠色行政來追求低碳、綠色經濟。
“再工業化”主要由美國提出，因為美國國內的勞工成本非常高，工會也非常強勢，所以很多美國的製造業企業大量離開，這導致了美國國內藍領工人失業的問題非常嚴重，中西部地區出現了鐵鏽地帶，這也進而導致了美國國內嚴重的社會撕裂、貧富差距的拉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特朗普提出中美脱鈎，目前拜登加大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力度，其實並沒有讓很多美國的製造業企業重新回到美國去。所以呢，一個企業或者產業是不是會回到美國去，取決於綜合的製造成本、營商成本等，是由企業家去算賬。所以，政治家出於一些主觀的動機，希望去推動一些政治性的產業轉移，在我看來，是比較徒勞的事情。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經過了三屆美國總統的努力和掙扎，目前美國製造業佔美國GDP的比重已經持續走低，跌到了11%以下，相對應地，美國製造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在美國所有的非農就業當中的佔比也在不斷走低，創出歷史的新高。現在美國的年輕人，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都不願意在製造業的工作崗位上去就業。比如説，特朗普讓郭台銘到美國去投資，郭台銘也很頭痛，遇到招工難的問題。新加坡在美國投資的企業也早就抱怨過，説招工難是最令人頭疼的問題，也是最沒有保障的問題。
2020年，我在一個研討會上，討論美國提出脱鈎斷鏈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出了一對概念——商業性的產業轉移和政治性的產業轉移。其中，政治性的產業轉移指的是在一些政客的人為的主導和引領之下，去有意識地推進產業轉移，但這違背了經濟規律，是要付出極高的代價，應該説政治性的產業轉移成功的機會並不高。
“在保持製造業規模穩定基礎上加大自主創新”
新京報：從當前國際形勢看，中國製造業面臨着前有猛虎、後有追兵的現實——一方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的製造業在加速崛起。另一方面，歐美等國提出再工業化。面對這一現實，中國製造業如何應對？
張建平：首先，我們要對中國製造以及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和全球價值鏈的核心位置要有信心。目前我們是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當中佔比最高的國家，也是產業體系最完善的國家，高中低端的產業都具備。我們目前也明確提出，要保持我們製造業的競爭力，把我們的製造大國變成製造強國。我們製造業在整個經濟體系當中的佔比目前在27%多一點這個比例，如果我們能夠保持住這個比例一段時期，有利於我們維持我們製造業競爭力的綜合優勢。
第二，在保持製造業規模穩定的基礎之上，我們要通過加大自主創新，加大研發投入的力度，鼓勵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特別是要通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相結合，通過傳統產業加互聯網使得中國的製造業走向高端化、智能化，裝備水平能夠得以不斷提升，進而提升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努力使我們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轉移。
第三，即使中國的自主品牌能夠得到大發展，並且製造業擁有競爭力，但從維持就業的角度，我們同時還需要保持一部分代工和組裝這樣的低端產業在國內，發揮我們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當然我們這些三來一補的產業也有轉型升級的機遇。比如，我們過去可能代工紡織服裝產業比較多，但是在今後，我們可以更多地去代工一些附加值較高、技術含量更高的業務，比如維修飛機、輪船等。
“中西部地區還要有開放意識、要有強烈的市場經濟意識”
新京報：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我國將優化區域產業鏈佈局，引導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製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吸引力和競爭力如何？中西部地區是否有能力承接產業轉移？對於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鏈轉移，您的建議是什麼？
張建平：目前國家鼓勵東部地區的一些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也鼓勵外資投向我們的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我們已經把它確立為中國先進製造業中心。所以，就是隨着中西部地區開放力度不斷地擴大，特別是有些中西部的省份已經建有自貿試驗區的平台，通過融入一帶一路，目前很多中西部的省份在吸收利用外資、加快承接國內外的產業轉移方面，有了非常顯著的進步，也獲得了很大的增長空間。
如果這個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一方面有利於維護我們製造業的規模和就業，另一方面也能夠讓我們的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和均衡，能夠朝着“十四五”規劃所制定的目標和方向不斷前進。但是這樣目標的實現，客觀上也需要中西部地區要加快轉變思想和工作作風，特別要轉變思想觀念，要摒棄過去傳統的等靠要的思維。還有，中西部地區還要有開放的意識、要有強烈的市場經濟的意識，能夠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主動地去服務企業，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市場發展空間，讓市場機制切實能夠在中西部地區發揮重要的作用。我也相信，隨着國內建設統一大市場這些方向會得到強化。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編輯 徐超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