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4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249310億元，同比增長18.3%，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將中國2021年全年經濟增速預測提高到8.4%。在“雙循環”和“碳中和”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增速升至高位意味着什麼？觀察者網特此採訪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以下為採訪全文。
【採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 劉惠】
觀察者網：中國今年確定的GDP增長目標是6%以上，但之前IMF對全球經濟的增長增速預期比較好，中國增長8.4%，美國是增長6.5%，全球大約是6%左右，能否評論一下這樣的現象？
張軍：中國近年來對增長目標總體上不再那麼強調，其實從2014年之後克強總理在各種場合談論的只是一個大概的增長區間，而不是過去那樣的嚴謹目標值數字。
去年疫情以後，GDP增長受到衝擊，全年來看雖然我們保持了正的增長，但是從過去多年的增長趨勢上來看，顯然還是因為疫情衝擊偏離了趨勢性的增長率。
但好消息是，去年下半年，經濟開始加速恢復。看起來這個趨勢正在保持，而且由於去年基數變小，按照同比計算，2021年的增速肯定會顯著超過過去若干年的平均值。考慮到去年只有2.3%，而趨勢值是6.5%左右，所以要恢復到正常值，今年的增速就很可能會反彈到9%左右。
為什麼這是可能的？其實一個經濟一旦形成一個強勁的增長趨勢以後，就有增長的慣性，雖然也會受到各種不確定性的干擾，比如一些主要貿易伙伴的本國貨幣政策調整、資本跨國流動變化、國際能源與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匯率波動等等，這些短期的衝擊也會干擾這個增長趨勢。
但只要宏觀政策得當，我們在貨幣政策上始終保持警覺，一旦出現擾動，我們就可以做出相應的對沖，我們就有可能確保經濟能夠在趨勢性增長的軌道上。
至於我們今年為什麼定了6%的目標，而不是我們剛才分析的9%左右或者IMF預計的8.4%，其實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的記者會上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回答，他説，“可以把6%的目標值理解為今年的下限，不僅考慮到當前經濟增長是恢復性的，要進一步鞏固發展的基礎，也是考慮同明年、後年的目標平穩銜接。”當然了，這並不排除實際上我們今年的增長數字肯定會從一個低位往上跳一下。
觀察者網：是的，剛剛公佈了一季度的GDP增長數據，同比增長18.3%，兩年平均增長5.0%；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4.5%，兩年平均增長6.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3.9%，兩年平均增長4.2%。都是比較大的增長。
張軍：在我看來，這些強勁的反彈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快速彌補之前因為疫情造成的產出缺口。去年疫情全面隔離，導致經濟幾乎停擺。因為同比核算的原因，就會出現這麼刺眼的數字跳漲，不過的確符合市場預期，市場已經預料要到今年前三個月肯定有劇烈的反彈，接近20%的增速。去年一季度受到疫情的衝擊最嚴重，負增長几乎7%，加上今年的季節因素，有18.3%的GDP增速是不足為怪的。
觀察者網：您剛才也提到我們經濟的正常趨勢會受到一些擾動，包括外部美聯儲貨幣政策、大宗商品的一些波動等等。去年疫情以來，全球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放水比較厲害，最近大宗商品價格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一直有一波上漲，到今年目前來看，一季度PPI是4.4%，是比較高的水平，CPI温和抬頭，有市場聲音擔憂輸入性通脹的問題，您對此怎麼看？
張軍：我覺得這本身是一個非常短期的現象，並不是結構性的問題，從政策面也比較容易對沖。
大宗商品外部價格如果因為需求有明顯的波動，我們國內其實也會動用很多政策來加以應對，比如説各行業都有一些存貨，如果價格過高，可能我們會考慮拋售存貨，減少價格上漲的不利影響。另外，輸入性通脹一旦出現苗頭，央行的貨幣政策也會做出相應調整，政策會比較謹慎一些。
美國推行的刺激政策，大量的美元超發對全球經濟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要同時考慮到美國的貨幣超發是為了刺激總需求，希望以此來帶動產能的回升，彌補去年疫情以來的產出缺口。而且，這麼做必然有助於美國擴大進口，而中國恰好去年下半年開始生產已經基本恢復，所以美國的擴張政策對中國經濟也有正面的拉動，中國的貿易部門會受到一個正面的影響。
江蘇南通出口港區集裝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所以對美國而言，通脹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尤其在疫情發生的一年半以來，美國的很多產能其實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市場有大量閒置。
貨幣超發以後，短期內能刺激更多的就業需求，有助於不斷縮小產出的缺口，這個時候對物價的影響就相對不是那麼明顯，或者會比較滯後。只有當接近充分就業的時候，貨幣超發才會顯著推動價格上升。
我覺得現在某些媒體對這些事情顯得過於敏感了，一看到美國有經濟刺激政策出台，馬上想到通脹，其實有一個關鍵因素是要看產出缺口是否存在，也就是潛在GDP還能不能增加，如果拉動需求以後，可能導致過去閒置的產能和勞動力供給能夠因為擴張的貨幣政策而增加產出，失業人員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能夠提高產能利用率，縮小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能力之間的缺口，那麼對物價影響就是第二位的，或者説物價的變化就不那麼重要了。
對全球來講，我想美國的政策初衷是首先會去縮小這個缺口，這些錢也不會馬上都流到金融市場。
美國的刺激政策一方面是刺激基建，另一方面是發錢給老百姓刺激消費，我聽説現在美國南方的一些旅遊地區非常火爆，這對美國的整個服務業部門、實體部門都會有比較正面的影響，對金融市場也會有一定影響，但是我認為相對於2008年政府救市的那種方式來説，現在的不利影響還是次要的。
觀察者網：剛才提到美國需求恢復，包括消費拉動，其實對中國的經濟恢復也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們去年下半年確實看到這樣的現象，中國出口恢復得非常快，沿海地區訂單加倍，工廠加班加點生產，集裝箱緊缺等等，但是現在有一些擔憂，隨着美國就業和生產恢復，疫情期間強刺激的貨幣政策逐漸退出，來自海外的需求是否會降温。那麼我們這邊的生產，甚至投資和產能的擴張，是不是會有一點過熱，導致一些錯配的發生？
張軍：美國的貨幣政策之前對中國出口確實有比較明顯的拉動，那麼將來它的貨幣政策調整，我們的出口會不會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的超強增長迴歸到正常增長？我想這個概率是很大的。
我們要清醒，這麼多年來，中國的出口其實已經逐漸回到一個正常的增長水平。
只是因為疫情讓我們的出口才突然出現十幾年都沒有過的超長增長，比如醫藥、醫療器械、紡織品等等增長都比較快。這是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的一個結果，並不是中國整個出口部門的常態。總體上，我們看到中國出口部門目前是在進行艱難的轉型。
轉型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我們大多數的出口企業，現在都希望從過度依賴海外市場向“兩條腿走路”轉型。很多企業開始關注內循環，關注國內市場。
過去廣東、浙江這樣的省份，集中了大量中小製造業企業，生產經營完全以出口為導向，對國內市場涉足的很少，但現在他們看到了未來國內市場的機會，也正在進行艱難的轉型。
還有一個層面的意思，中國的相關行業也開始進行國際市場的“再佈局”，從過去比較依賴歐美市場，經過這幾年的調整，轉向其他的市場。
比如他們發現，其實目前銷售增長最快的地區是東亞、東南亞。這次疫情中，很多製造業出口企業發現東南亞市場逐步繁榮，從長遠來講，我們也可以想象歐美的增長邊際放緩，景氣相對衰弱，亞洲地區新興市場反而相對比較集中，特別是中國周邊的東亞、東南亞，中國企業過去對這些地區的依賴還不是很高，去年我們核准RCEP，有可能形成一個包含15個國家，佔全球1/3的以上人口的超大市場地區。
商務部：中國已完成RCEP核准。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嗅覺比較敏感的中國出口企業，一定會去佈局這樣一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市場。將來絕大部分國家批准協議後，很多產品都會變成零關税，這對我們這些出口企業的生存也是巨大的利好。
雖然我們跟歐盟也簽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BIT)，但是最近遇到一點波折，還有一些不確定性。所以我們的民企更容易把握的、確定性更高的暫時還是周邊市場，這也是對他們比較利好的事情。
而且我們的RCEP有一個副產品，就是東北亞市場，因為我們跟日本、韓國都尚未實現自由貿易協議的安排，現在有了RCEP以後，至少我們在雙邊層面上，也能實現一定程度的零關税了，可以作為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一個先行或鋪墊，通過東盟10國+5的RCEP機制，未來可能還會加印度，這對我們的出口中長期會有比較大的利好。中國企業的出口格局也在發生變化。
觀察者網：在雙循環內，我們會有更多地區和國際之間的合作，您之前也講過國內大循環可以理解成中國向全球開放更大的市場準入承諾，如何理解這一觀點？
張軍：“雙循環”這個概念和提法很容易讓人想成是兩個圈，但是這兩個圈有沒有交集呢？我們當然希望這兩個圈有一定的交集。
中國過去的國際大循環，可以從地理上看成，沿海地區跟整個太平洋範圍內的循環，現在，國內大循環可以理解為這個圈的放大，也就是從沿海放大到中國的內地，把內地也圈入其中，依託中國從沿海到內地的這個巨大的市場，跟太平洋以及全球市場融為一體。
所以換個角度，很多人理解的國內雙循環是兩個圈，其實也可以把它畫成一個圈。
理論上，中國作為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擁有全產業鏈，供應鏈也比較完備，可以自給自足實現內循環，但我們不能使其封閉，我們是一個“內循環”而非“自循環”的系統，要將其開放，將我們國內巨大的市場納入到全球市場當中去。包括剛才提到東南亞、東北亞地區，跟我們經濟循環的契合度很高，也可以打通。
觀察者網：“十四五”報告裏面提到，國內目前面臨着一些投資乏力和消費不足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房地產泡沫如果不擠出的話，中國的內需消費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也看到目前官方對房地產的監管力度是很強的，想請您談一下這個現象。
張軍：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不能完全作為全局的問題來看待，它更像是個不平衡的現象，這個現象是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房地產價格也就是北上廣深、沿海地區等地區比較貴，內地房價相對而言是不貴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區房價比較高，是因為這些地方的發展水平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高於中西部地區。
基於這種情況，我們的政策應該有更大的格局和視野。在空間和區域經濟發展上，應該鼓勵將更多的經濟資源聚集在這些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羣和都市圈，這也是經濟學家可以給出的一個重要思路。
北上廣深等城市房價高就説明人們願意往這邊去，這邊發展好、生產率高，每單位土地、每單位資金的生產率都遠遠超過其他地方，這樣的話，應該鼓勵更多的資源流向這些地區。
從流動的角度來講，我們的資本、人口都已經流動起來，問題是土地怎麼流動？
目前我們的土地是受到嚴格管制的，地方的建設用地指標受到管制，把耕地變成建設用地政策更加有嚴格的管制，土地要素受到嚴格的用途管制和總量管制，這已經成為資源要素流向城市羣和都市圈發達地區的一個障礙。
因此，土地的管制需要做相應的調整，簡單的思路是建設用地指標、主體指標要跟着人走。
比如，杭州每年流入幾十萬的人口，但這些人並不給杭州增加任何建設用地，這就需要在全國層面上，進行關於土地建設用地指標市場化的改革，使其流動起來，發達地區的人口流入多，那麼就可以使用更多的建設用地。
對於周邊的地方，我們推行區域一體化，比如長三角的三省一市。不要出現由於房價上漲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讓更多的人匹配更多的空間用於建設，這樣就能相互促進循環起來。我認為這是最終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
觀察者網：前段時間，上海全球投資促進大會舉行，總投資4898億元的216個重大產業項目集中籤約。我們也能看到一些項目比如特斯拉、半導體產業鏈，以及人民幣債券等資產落地。在當前的環境下中國對資本仍然有吸引力，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
張軍：儘管美國對中國進行高壓制裁，但從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上，肯定是中國這邊發展以及投資回報更好。
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有一個針對歐盟、美國商會的調查，問有多少企業願意離開中國，基本上都在10%以內，大家離開中國的意願很低，大多數都認為中國有很好的投資潛力和營商環境。
觀察者網：“十四五”強調“碳達峯”和“碳中和”，最近一些碳交易的措施也在加速落地。中美不久以後會開G20氣候變化峯會，這些舉措會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注入怎樣的變量？
張軍：中國力爭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在這幾十年當中，如何做到淨排放逐步遞減？在減排過程當中，經濟發展需要付出哪些代價等等，目前研究還不夠，現在也有一些人擔心“碳中和”可能會讓我們經濟放慢增長速度。
“碳達峯”和“碳中和”是要進行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包括現有的交通運輸、生產方式、發電供氣等等，要從根本上發生轉變。
未來的10年到20年，整個的產業政策要怎樣變化？對經濟的影響衝擊到底有多大？這些都需要科學的量化分析。最近也有論壇上説，我們不能抽象化地去看“碳中和”和“碳達峯”，還是要把賬算清楚，心裏才能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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