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數字服務税很可能導致美歐之間的規則博弈升級為更廣範圍的全球貿易戰，這凸顯了各國爭奪“數字主權”的矛盾。美國單方面針對數字税採取報復措施，對協調國際税收改革方案毫無裨益。只有各方加快多邊談判，才能更好地推動解決理論性、技術性難題，實現國際税基的合理分配，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公平、中立、透明、穩定的新税收規則。
6月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對歐盟、英國、奧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巴西、印度和印尼等10個已經開始徵收或考慮徵收數字服務税的貿易伙伴發起“301調查”。
“301調查”的依據，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該條款賦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廣泛的權力，對外國的數字服務税“是否對美國企業存在不合理或不公平貿易做法”進行立法調查並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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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服務税很可能從美歐的規則博弈升級為全球更廣範圍的貿易戰。這一演變凸顯了各國對“數字主權”的爭奪日趨激烈，對數字經濟時代新的税收規則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對於美國跨國數字服務企業可能面臨的額外税收負擔，構建“中立、穩定、透明”的國際税收新規則將是有益的，但美國啓動“301調查”無無疑是南轅北轍。
雙重標準 加大談判難度
美國的單邊措施和“美國優先”政策弱化了經合組織 (OECD)、世貿組織 (WTO) 等國際組織的權威性，降低了多邊談判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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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做法頗有些“雙重標準”：一方面以國際法作為衡量數字服務税合法性的標準，另一方面卻不願將問題訴諸於WTO，也沒有依靠OECD對規則進一步闡釋與協調，而是直接將美國國內法置於國際法之上，威脅要對“違反者”施加高額關税。
美國退出談判無法阻止數字服務税在全球範圍內的推廣。一些國家面臨持續的税基侵蝕，力推主動改革，積極採用數字服務税，為建立一個針對數字服務的全球税收體系背書。全球範圍內，多個國家已經出台了數字服務税，凸顯數字經濟背景下建立國際税收新規則的迫切性。
截至2020年6月，歐盟已有14個成員國開始實施，或表示支持和考慮數字服務税。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也紛紛表示考慮對提供網絡服務的外國供應商開徵增值税。這一政策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同樣在研究這一政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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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出談判，加大了多邊框架下形成全球性解決方案的難度。多邊框架下的税收規則談判越是緩慢，越容易激發更多國家採取單邊的數字服務税作為短期措施，更具針對性地保護本國中小企業和國內用户的價值創造，改變國家持續面臨的税基侵蝕現狀。
報復措施 升級貿易衝突
美國採取高額關税的懲罰性措施對協調國際税收改革方案，攻克理論性、技術性難題毫無裨益。
根據“301條款”，如果認定數字服務税將對美國企業造成損害，則美國總統有權下令實施以下方案：提高關税；停止貿易互惠，停止雙邊貿易、投資或税收協定；實行進口限額；或開徵其他費用等報復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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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底，美國曾威脅對法國產葡萄酒、手包、化妝品和乳酪等價值24億美元的對美出口產品徵收最高達100%的進口關税。這等於是以傳統的“1.0版”關税措施對抗更高標準的“3.0版”國際税收規則，在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標上存在明顯的“錯配”。
美國的強硬態度和懲罰性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推遲數字服務税的實行，但政治博弈也將增加貿易衝突的風險。
首先，數字服務税將為開徵國創造鉅額財政收入。根據英國財政部測算，預計2020-2021財年，數字服務税將增加英國財政收入2.75億歐元，2023-2024財年將創收4.4億歐元。法國預計每年增加財政收入5.6億歐元。即使美國施加高額的報復性關税，歐洲國家也只會儘可能爭取斡旋和協調，不會輕易放棄數字服務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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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貿易政策成為談判進程中政治博弈的籌碼。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強硬態度極可能激發貿易摩擦螺旋式上升，引起歐洲反制，如加快對在線平台和數字廣告等不公平競爭的調查，建立數字平台反壟斷的新規則。這些都可能增加全球經濟風險。
現階段，國際社會與其像美國一樣動輒以“退出”相威脅，不如加速多邊談判，以共同解決OECD中的理論性、技術性難題，最終實現國際税基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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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而言，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税收新規則呢？
首先，我們不應簡單地支持或反對數字服務税，任何單邊措施都不利於國際税收協調。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是全球性的，我們應堅持“公平、中立、透明、穩定”的國際税收規則，支持建立國際多邊税收治理體系。
其次，中國應客觀且富有前瞻性地看待數字經濟，不僅需加強與OECD的國際合作，還應當加強與聯合國國際税務合作專家委員會的合作，確保發展中國家廣泛地參與關於數字經濟税收政策的國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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