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汽車網 技術頻道]比亞迪一直以來給人感覺就是以新能源的SUV為主導，其王朝系列的SUV在新能源界別幾乎無人能敵。雖然王朝系列的SUV產品性能讓人過目難忘，但其外觀設計總感覺是差了那麼一點。然而，比亞迪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請來曾擔任奧迪設計總監的艾格出任比亞迪設計總監。這次艾格為宋MAX設計了，“Dragon Face”前臉、“懸浮式設計”車頂等元素。實際上宋MAX的產品表現又如何呢？能否為比亞迪揭開新的篇章。下面一起探討下。
宋MAX，讓比亞迪不再發力SUV市場？
比亞迪一直以來採用兩條腿走路，新能源車以及燃油車。前段時間比亞迪一直以新能源車的佈局為重，通過王朝系列SUV打造出多種不同的級別的新能源SUV，因此吸收了更多平台的技術。宋MAX則基於宋平台下來打造的。通過平台化造車，比亞迪能夠將新能源車型的技術成果反應應用於燃油車，宋平台則就是可滿足插電、純電以及燃油三種動力模式。因此，宋MAX更多是平台化的產物，平台化讓比亞迪可用更便捷的方式做不同的車型。
國人重視家庭的思想觀念大夥也是非常清楚，很多年輕的小夥都步入三代同堂的境界，更加需要一台車可以載上雙方父母、夫妻兩人和小孩的車型，一個也不能少。自從2016年全面開放二胎政策後，7座車型的銷量有這明顯的提升。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在10-15萬的區間基本上沒有家庭屬性的7座的MPV存在，比亞迪正是基於這個機遇而打造-宋MAX，同時也看好未來7座車這個市場。
一聽到宋MAX這個名稱，大夥便可能以為這是比亞迪宋的加長加大版，其實並不然。宋MAX車身尺寸為4680/1810/1680mm,軸距2785mm，座椅佈局採用2+3+2的方式。從整體結構尺寸上看,宋MAX更加偏向家庭定位的為7座MPV。座椅的佈局上看，宋MAX與從麪包車演變而車的MPV又有着明顯區別，偏向舒適性的定位。
宋MAX又定義大美7座車，何為MAX？簡單概括為三大、三美、7座的含義。大的空間可以讓所有乘員有則非常舒適的享受，大全景天窗照顧到二三排的採光和視覺享受，還有12.8寸的4G互聯大屏。讓家庭乘員出行輕鬆愉快。三美則表現在外觀設計上帶有Dragon Face前臉造型、懸浮式車頂設計、畫龍點睛的LED大燈以及搪塑+木紋+皮質的內飾材料營造一種居家風格。7座這個也沒什麼好説的，市場上缺少這種偏向家庭性質的MPV，而且整體市場產品偏向商用化，乘坐舒適性以及產品力表現一般。因此宋MAX正這樣的產品定義。
你説什麼？SUV也有7座的產品。然而7座的SUV普遍第三排幾乎就是小板凳，無法能夠真正讓成年人長途乘坐。這一點明顯要7座的MPV更有優勢，宋MAX第三排按照國內男性平均身高172cm設計，其空間完美勝任長途出行的需求。SUV與MPV還有一點重要的是，地台的高度，MPV低的地台更適合長輩上下車，SUV則需要爬上車。這一點往往是顧家男人買車所考慮的重要因素。
憑以上所述，宋MAX的確讓比亞迪不再只發力於SUV市場，平台化的技術可衍生更多迎合市場的產品，俗話也説多生孩子好打架。宋MAX出現也豐富了比亞迪的產品路線，同時也走在市場的前沿。未來宋MAX也出現更多版本的動力搭配，純電、插電等。
宋MAX有何能耐成為佼佼者
欲想成為市場的佼佼者當然免不了有這迷人的外觀，的確宋MAX外觀的原創度非常高，摒棄舊時借鑑參考的痕跡。外形設計高度原創歸根到底得益於前奧迪設計總監艾格的加入。他領導着比亞迪設計團體將全新的設計元素融入當中，並逐漸成為比亞迪特有的造型語音和設計風格，提高車輛的辨識度。
宋MAX也就是第一款車型採用最新的設計語言-Dragon Face。整個前臉採用仿龍臉的設計，由龍鬚、龍眼以及誇張大嘴造型設計。其中作為龍眼的車燈則採用LED作為光源，同時內部鑽石造型設計非常有辨識度。側面的是採用懸浮車頂和動感腰線以及車頂線條來提升辨識度，導致整體車身動感十足，視覺衝擊力非常強。內飾設計也保持非常高的原創度，艾格主導採用三種材質，搪塑、木紋以及金屬材料應用，注重細節的雕塑。當然最吸引青山眼球的就是中控的12.8英寸大屏，能擴展功能，隨意下載各種app。
外觀內飾都着不錯設計，但開起來坐起來舒適才是最本質的東西。比亞迪在宋MAX的底盤下非常大的功夫，比亞迪專門聘請在奔馳擁有多年調校經驗的曾負責S級底盤調校，來自德國的底盤調校專家漢斯。
漢斯帶領底盤調校團隊分析市場上標杆車型，採用K&C試驗枱測試底盤各零件的特性，同時對舒適性、操縱穩定性、轉向以及制動進行評價。從而瞭解到市場競爭車型的水平有助於對整車設計以及研發。底盤調校中首先進行的是輪胎的調校，根據所要求輪胎特性，如滾動阻力、安全性、舒適性和NVH操控性能等。最後則選用錦湖SOLUS SA01+，尺寸為215/55R17。
輪胎調校後，緊接着才是對懸架的調校。宋MAX採用前麥弗遜式獨立懸架，後懸架則是採用扭力梁式非獨立懸架。懸架調校中首先確定的是彈簧和穩定杆以及扭力梁的剛度設計，儘可能減少低阻尼對彈性的影響；下一步則是緩衝套和襯套的調校工作，接下來是阻尼的調校。其中阻尼的調校為了提升舒適性、安全性以及穩定性，前懸架阻尼調校有80種方案，後懸架則高達111種。
宋MAX的麥弗遜式獨立前懸架通過彈簧的優化，改變彈簧的走向形式，來提供足夠的側向力，以及優化各零部件，從而減少48%的摩擦力，間接提升燃油經濟性和舒適性。扭力梁式非獨立後懸架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是硬和顛，但漢斯的底盤調校團隊通過彈簧、穩定杆、襯套等調校以達到較高的舒適性，更重要一點的是扭力梁懸架可讓給到較大乘坐空間，讓第三排乘坐更寬敞。扭力梁還有一點就是穩定性高，無需擔心日後使用可靠性問題。
一直以來中國品牌車型的底盤調校一直被人詬病。漢斯主導底盤調校團隊未來將會讓比亞迪在性能上的提升，主要通過知名供應商的合作聯合開發，比如宋MAX的轉向系統則採用TRW天合所提供的。總體上比亞迪未來5-6年的底盤調校更加註重舒適性。宋MAX的底盤調校正是以走舒適、安全和穩定性的方向。
總結
宋MAX實際上是比亞迪融入了國際研發團隊的結晶產物，整體外籍研發團隊超過200人，覆蓋造型、底盤調校、車身模具、NVH等方面。與此同時宋MAX在配置上也是相當給力，全景天窗、1.5T直噴發動機、互聯大屏、ESP車身穩定系統、360°全景影像、胎壓監測等等，從舒適性的配置還是安全性的配置都一應俱全。
宋MAX在比亞迪的產品定位中更加偏向精品化的路線，青山通過與其研發團隊溝通過程中的確能感受到比亞迪對這款下足了心思。宋MAX的出現能夠讓比亞迪的產品不那麼單一，然而市場能否接受卻又是另外一回事。畢竟SUV熱浪依然持續，MPV市場的大熱更需要有這成熟的汽車消費觀念的出現。至於這是時節何時來到，無法預知。當然比亞迪走前一步還是有接觸先登的好處，與此同時還要繼續深化傳統動力系統的優化。（圖/文/攝：太平洋汽車網 賴達聰 青山三劍客）
曾參與過扶貧工作的全國政協委員、江蘇大學副校長宋餘慶，在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提交提案，針對個別地區存在的貧困人口申報問題提出建議：強化扶貧審核，嚴禁設立貧困人口申報比例，努力做到扶貧數據精準，不落一人、不多一人。
全國政協委員、江蘇大學副校長宋餘慶。現代快報 圖
“黨和政府要求扶貧一個不落，儘管扶貧資金有限，但相關部門要想辦法，積極調動資源去保證每一個貧困人員都能得到救助，而不是採取設貧困人口比例的方式。”宋餘慶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
宋餘慶向澎湃新聞解釋，按照國家的提倡，扶貧工作要做到一個不多、一個不落，也就是説，沒有貧困人口申報比例這一説法的存在。只要經核實是在貧困線以下，就應該扶持，而設置比例就相當於把一些潛在的貧困人員排除在扶助之外。
宋餘慶補充説，因為政府發放的扶貧款是有一定數額的，等落實到基層，有限的扶貧款在操作上只能覆蓋到有限的貧困人羣，個別地方就為此自行設立所謂的申報比例。而事實上，宋餘慶對澎湃新聞説，近些年政府在社會保障上的投入是總體財政支出中最高的，且每年都會增加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比例。
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式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在財政收支壓力加大情況下，2016年政府民生投入繼續增加，全國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超過1000億元。
2017年3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記者會上，國家財政部部長肖捷答記者問表示，今年擬安排補助地方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861億元，比去年增長30.3%。
宋餘慶認為，政府提倡的全社會扶貧在這個時候就該起作用。
正如財政部部長肖捷説的，“將多渠道增加財政扶貧資金。另外，還將發揮好財政資金槓桿效應，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共同參與扶貧工作。”
“扶貧的時候可以根據情況分輕重緩急處理，想辦法吸納社會資源，配合醫療、保險、慈善基金、企業捐贈等多種手段，調動資源來扶貧。”宋餘慶對澎湃新聞説，相關部門能夠做到將扶貧工作全面覆蓋所有貧困線以下的人羣的辦法有很多，而不能硬性地以設置貧困人口申報比例來完成扶貧指標。
宋餘慶建議，扶貧工作要強化審核環節，取消指標限制。要對基層政權申報的貧困人口進行核查，全程監管。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Zyl”：嚴查嚴懲虛報胡誇筆上開花數字脱貧。
網友“蝌蚪”：贊
網友“屌絲熊的西嶺晨光”：這才是人民的代表
網友“農民的兒子”：你知道的太多了
(1970-01-01)
黃秀純，北京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會員、中國古陶瓷協會理事、原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高級顧問、央視《鑑寶》專家團成員、《鑑寶》雜誌學術顧問。
黃秀純
海柏衚衕（原北海寺街）位於宣武門外大街東側，西起西茶食衚衕，至方壺齋北口相交，東起北極巷，與香爐營相匯。明代為宣南坊，因衚衕西口有一座遼時建造的北海寺而得名。1965年整頓街巷時改為海柏衚衕。1945年，黃秀純就出生在這個衚衕的8號院，8號院是一座典型的倒座門四合院，黃秀純還依稀記得那門樓上磚雕的花卉圖案。木門上原有一對獸面銜環銅輔首，1958年大鍊鋼鐵時，在街道委員會的勸説下，黃父將其拆下捐獻給了國家，就連木門兩側的青石卧獅門墩，也沒有逃脱“破四舊”運動。
海柏衚衕素描
8號院有東、西、南、北四屋，南屋為正房，原是黃秀純祖父居住，後租給齊白石先生的至交——董立言一家居住。黃秀純一家住東房，兒時的黃秀純並不知曉董先生的名號，只記得董先生喜歡“春天放風箏，秋天鬥蛐蛐”，他家裏收藏有各式各樣的風箏，最大的風箏是高約兩米的硬翅膀沙燕，最小的有畫家曹克家親手畫的掌中小沙燕。董先生的牀鋪下還碼着20餘件上有“古燕子趙子玉”款識的澄漿泥蛐蛐罐。家中的牆上掛着齊白石先生為他們夫婦親筆畫的肖像和四條屏。董家經常門庭若市，喜歡湊熱鬧的黃秀純常找機會去串門，大人們當然不會介意一個頑皮的孩子，大人們聊天，他就在一旁支起耳朵聽，久而久之，竟薰陶了他對“古董”的特殊喜好。等黃秀純長大後才知道，那些董家的客人們裏面，不乏像馬晉、曹克家、婁師白、蔣兆和先生等名家。
海柏衚衕八號院正門
住在海柏衚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與素有“九市精華萃一衢”之稱的琉璃廠僅有幾街之隔，小時候的黃秀純沒事就喜歡去琉璃廠玩兒，他最喜歡趴在櫥窗的玻璃上朝裏看，那時候的夢想就是將來能到這裏工作。
琉璃廠一隅
與文物結緣
沒想到天遂人願。1963年，在回民中學讀完初中的黃秀純便準備“為人民服務”了。當時學校裏有就業安置辦公室，班裏好多同學被安排到十三陵林場，林場對剛畢業的初中生吸引力巨大，因為工作和玩耍兩不誤。班裏的同學也勸黃秀純去，但年紀偏大的黃秀純有自己的想法：“我才不為好玩去那兒呢，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我不去，我要找正經工作。”不久，學校就業安置辦公室發來“北京市第三商業局幹部培訓班”的錄取通知書。但這個“三商局”是搞副食的，學出來便成為“八大員”之一，什麼是“八大員”？即副食品商店售貨員、售票員、理髮員、保育員、郵遞員、炊事員、保潔員和服務員。“八大員”在社會上不受尊重，黃秀純心裏犯嘀咕：“從三商局出來當個售貨員沒出息，不去也罷”，便揹着父母把錄取通知書給撕了。
隨後，相當有主見的他跑到街道辦事處填了一份“無業求職表”。不久，便接到辦事處通知，説有五個企事業單位在招生，包括文化局、冶金局、曙光電子管廠、541印刷廠和染織廠。當時文化局辦了一個北京圖書印刷發行職業學校，這個學校裏有古籍班、文物鑑定班、外文書店班、新華書店班和會計班。憑着打小兒的興趣，黃秀純自然報的是文物鑑定班。同年11月，北京圖書印刷發行職業學校文物鑑定班寄來錄取通知書。通知書上説，學員要在校學習一年，畢業後分到北京市文物商店。
當時這個班上一共有二十人，包括黃秀純未來的妻子——吳震榮老師（吳老師的父親是吳玉麟，原是清宮造辦處的玉匠，相傳能“以舌辨玉”），後來他才知道他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培養的首批文物事業接班人，當時講課老師可謂名家雲集：啓功、徐邦達、李可染、郭味蕖、劉凌滄、徐震伯、傅大卣、黃靜涵、靳伯生和孫會元等行業內婦孺皆知的先生，涵蓋了金石、陶瓷、字畫等方面，就連學校，竟然都放在了孔廟！
因為文物鑑定得實踐出真知，上課學習大多以實踐為主，學員們經常去故宮陶瓷館、歷史博物館和北京市文物商店。老師們對着實物講各時期器物的鑑定要素。考試的時候除了理論知識外，還有實物目鑑的環節，即以殘碎的瓷片、銅器的器耳和殘玉飾件等為主。一般以10件一組，抽題考試，每件10分，60分及格。在如此高強度的訓練之下，學員們對文物鑑定有了初步認識。
畢業之後，黃秀純被分配到慶雲堂碑帖門市部，這裏主要經營碑帖、圖章、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慶雲堂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機構？20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後，它隸屬於北京市文物商店，文物商店有十一個分店，慶雲堂乃其中之一，其他的如韻古齋、寶古齋、悦雅堂、萃珍齋、觀復齋、敦華齋、墨緣閣、韞玉齋、寶聚齋分別經營金石、字畫、陶瓷、古絲織品、玉器等等。
郭沫若題“慶雲堂”匾
到了慶雲堂後，要重新拜師，學習碑帖鑑定。碑帖鑑定由馬寶山和張彥生二位先生教授，此外，李文才先生教雜項，如圖章、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
在文物商店收文物
慶雲堂的經營模式也很有意思，因為當時文物買賣只能國營，所以文物商店在全國可謂一家獨大，正所謂“蠍子拉屎，獨一份”，但是商店裏的商品是需要不斷收購來補充的，外埠採購自然是少不了的環節，黃秀純和師傅張彥生到外埠採購便成了主要工作，天津、濟南、煙台、青島、南京、上海、鄭州、開封、武漢、長沙、廣州、成都、重慶等地是他們常跑的地方。每到一處，先與當地文化部門聯繫，取得同意後張貼海告：“今有北京市文物商店慶雲堂在XX飯店坐堂收購傳世文物，如有出讓者請前來接洽為盼。”於是，有意出讓文物的人便紛至沓來，當時各地也有文物商店，為什麼賣家不在當地銷售、甚至低價賣給北京的呢？“還不是因為北京琉璃廠的名氣大”，黃秀純如是説。因此，當地的文物部門和文物商店常常將黃秀純一行人等視為不速之客。
慶雲堂內部
黃先生還給記者講了個收購文物的小竅門，當時他和師傅花了5塊錢在重慶買來一本南宋拓本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怎麼買來的呢？當店員把它從貨架子裏抽出來，黃秀純一看才5塊錢，立即想買，師傅張彥生拉了他一把，“你等等”，等黃秀純和師傅此行即將結束，在接受當地文物部門的檢查之後，“因為好東西他們是要扣下的”，他和師傅便徑直回到那個售賣《雁塔聖教序》的地方，5塊錢一掏、東西一拿，踏上當日的火車便回到了北京。
每次出差，他們會身揣一萬塊錢，一年的工資以及收購經費都在裏面。“這就需要你的火眼金睛了，因為你不該收假貨呀！”而且當時收購的文物如果超過100塊得跟業務科請示，“比方説一個碗，你要99塊，我就能收購，你非要101塊，我就得趕快打一個電話請示文物科收不收，讓收，我就給你101塊，不讓收，再好的東西我也不要，違反政策的事兒咱們不幹”，黃秀純説。
收購回來後，還要整理器物填報表，把每件東西的徵購價和自己訂的出讓價同時寫在單子裏，然後把自己定的價用紙條封起來，再把這個單子連同器物寄到業務科去。業務科有專門的議價小組來給這件器物定價，之後把業務員收購的價錢打開再看，“如果你收購貴了，那就告訴你，這個東西不對”。若是不對有沒有懲罰呢？那是肯定了，“當時採取的辦法就是給你辦展覽”，什麼叫做“辦展覽”？“就是把你買的假貨放在文物商店的二樓上集中展覽，讓大家來圍觀，用這種‘捧着你’辦法來告訴你，下次長點心吧”，雖然誰都有打眼兒的時候，但在如此傷自尊的手段下，進步是飛快的，畢竟，收購費用和盈利水平也事關你的工資發放，如此以來，“你自然會全身心的投入到業務學習上”。
在慶雲堂的三年，最讓黃秀純記憶猶新的就是鑑定愛國商人陳清華的一批藏品與收購東漢《劉熊碑》帖。
1965年底的神秘任務：陳清華與海內孤本宋拓《神策軍碑》
1965年11月6日，黃秀純和師傅張彥剛進武漢文物總店報到，文物總店的經理就問：“你們是北京文物商店的人嗎？請你們立刻往單位打電話，有緊急任務。”黃秀純隨即往北京打了個長途電話。業務科科長景嚴在電話中指示：“你們務必在7日前趕到廣州市文化局，與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接洽，鑑定一批海外古書、碑帖，什麼都不要辦了，先去廣州!”他們當即買了下午的火車票趕赴廣州。即便如此，在臨行前，他倆在武漢文物總店也挑選了10件文物，其中的一堂(行內將成組的石章稱為“一堂”)特大號雕獅鈕花壽山石章，高約35釐米見方。武漢文物總店當時定價29元，運到北京後，經慶雲堂門市議價組定價400元。因為品相極佳，這堂石章放在櫥窗最顯眼的位置，1973年時被一位法國人給買走了。“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大、最精美石章，可流失海外，實在太可惜了！”黃秀純不禁感慨道。
11月7日到廣州後，他們直奔越秀花園賓館。此時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國家文物局辦公室主任金峯，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善本特藏部主任趙萬里，研究員丁瑜及商務印書館駐香港辦事處趙主任等人，已在賓館等候多時。王局長立即召開會議佈置任務，“我請諸位專家學者來廣州，是要鑑定香港藏書家陳清華先生欲出讓的一批善本和碑帖。現在東西在海關，如果是國寶，立即徵集；如果是贗品，就請商務印書館趙主任婉言謝絕。”因為我國當時正處於特殊時期，就宣佈了一條紀律：“此事成與不成，參與者要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而後，他們便驅車前往海關。經鑑定，這批文物包括善本圖書18種，善拓碑帖7種。其中善本圖書有：宋刻本《荀子》《張承吉文集》、元刻本《夢溪筆談》《任松鄉集》、元明間刻本《斷腸詩詞》、明翻元大德年間平水曹氏進德齋刻本《爾雅》、明弘治年間塗貞刻本《鹽鐵論》、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鮑參軍集》《漢書》，汲古閣抄本《小學五書》《詞苑英華》《焦氏易林》，以及清乾隆年間學者孫星衍、洪亮吉校，顧千里跋《水經注》等。碑帖善拓本有：北宋拓本《神策軍碑》、宋拓本《佛遺教經》《蜀石經》《嘉祐石經》《大觀帖》，元明拓本《絳帖》和明初拓本《東海廟碑》等。
陳清華先生與其所藏善拓碑帖部分
其中，以《神策軍碑》最為著名，《神策軍碑》全稱《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崔鉉撰文，柳公權正書。唐會昌三年(843)立於皇宮禁地，除朝廷官員能見到，外人很難一窺其芳容，捶拓更困難。至今只流傳此一種，堪稱“海內孤本”。此冊為宋拓、庫裝、硬鑲、剜裱。拓本高34、寬22.7釐米，大字每頁3行，中字每頁4行，現存54頁，尚缺一開(2頁)。據安歧《墨緣匯觀》記載，此碑“墨拓本，宋裝裱，正書，計56頁，後文至嘉其誠比”。現在此本只27開，共54頁，正好缺一開2頁。歐陽修《集古錄》未見著錄，趙明誠《金石錄》只列碑名。根據拓本中的收藏章觀察，此本流傳有序。可考的最初入藏者，是南宋賈似道，首頁有“秋壑圖書”印記可證。元代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條記，可知入元以後為官書。明初先歸內府，後來入藏晉土家，有“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收”的小金字記載，和“晉府圖書”鈴印。清初，又先後有北京孫承澤、梁清標、安儀周、張蓉舫、陳介祺等遞藏。因此，其為真跡無疑。
海內孤本宋拓唐柳公權書《神策軍碑》
鑑定無誤後，專家們決定立即收購，當時的黃秀純僅20出頭，金峯就叮囑他一定看好牀下的一個大箱子，後來金峯向陳清華付款的時候他才知道那裏裝的全是港幣，共計45萬。
陳清華先生是收藏大家，1949年陳氏夫婦攜部分珍貴藏書定居香港。兩年後，傳出陳氏將出售藏書、有日本人意欲收購的消息。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聞訊後，決定不惜重金將這批珍貴古籍購回，當即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和收藏家徐伯郊會同國內版本目錄學專家趙萬里與陳氏洽商，直到1955年才成功地購回了陳氏所收藏的第一批善本，其中包括著名的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以及許多堪稱國寶級的善本。10年後陳氏再次售書的消息又傳到北京，但鄭振鐸先生因墜機而罹難，改由王冶秋擔任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局長深知陳氏藏書的珍貴，對這批珍貴古籍的流向十分關注，他及時報告給周恩來總理。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請版本目錄學專家趙萬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購。由於種種原因，經過兩年之久，才最終以低價購得陳氏第二批出售的藏品。
事成之後，王局長在廣州的山東飯堂宴請大家，之所以選擇山東飯堂是因為來的大多是北方人，但張彥生師傅一直不肯去，因為文物商店裏有明文規定，決不能吃請，“因為業務員在外收購的時如果吃請，賣家從中加價不説，遇到贗品的幾率也大大增加，就連著名書畫鑑定大家徐邦達先生還因吃請而走了幾回眼，畢竟‘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嘛。”在王局長講明情況後，張師傅這才參加了慶功宴。回到北京後，這批珍貴的藏品交由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保管。
徵購宋拓東漢《劉熊碑》
《劉熊碑》是著名的漢碑之一，隸書，現存拓本已是石碑斷為二石之後所拓，上塊殘石存15行，每行12字，下塊殘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字。對於此碑，早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就有記載，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也有著錄。南宋洪适的《隸釋》又詳記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時尚未斷毀，後來不知何時殘斷為兩塊，斷毀的殘石也下落不明。該碑流傳至今的墨拓本極其稀少，清代金石家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中有雙鈎摹本，但他也沒見過原拓。流傳在世的《劉熊碑》僅有3件：一是劉鶚舊藏本；二是範懋政舊藏本；三是沈樹鏞舊藏本。其中，沈本只是原拓下半截殘石的拓本，經專家考證此拓是翻刻的贗品。而被羅振玉題為“海內第一本”的劉鶚本正是由馬保山先生和黃秀純早年從民間徵集來的。
東漢《劉熊碑》貼
1966年初，師徒二人在美術館後大佛寺街找到衡亮升的家，見到秘不示人的宋拓東漢《劉熊碑》帖，該本整紙未剪，裝裱成軸，為北宋舊拓本（按：馬子云先生考證為明初拓本)，此本原為劉鶚舊藏，後歸端方，但端方與乾清宮四品帶刀護衞衡亮升打賭輸了，《劉熊碑》遂歸衡亮升所有。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王冶秋局長就委託慶雲堂主任陰金城到衡家徵購，並開價2000元，動員他出售給國家，但衡氏不願意。50年代末期，國家以4000元徵購，衡氏仍不願意出售。後來國家出價到6000元，衡亮升依然不肯。最後，陰金城請示王局長，王局長批示説可以8000元收購。此時已是60年代初，正是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當時的8000元已是天價了。但衡亮升説：“少了1萬不賣。”無奈之下，此事只能擱淺。
1965年末，衡亮升去世，衡氏家中收藏的文物有五間北房之多，其中不乏宮內珍品。當時文物商店派出字畫組、陶瓷組等多人，到衡家清點文物登記造冊，動員他的後人出售給國家。1966年初，慶雲堂門市部主任彭思齊指派馬保山和黃秀純前往衡家，主要任務就是徵購《劉熊碑》等碑拓。
“我和馬師傅幾乎天天一上班就去衡家‘挖寶’，動員衡老太太。在我們的耐心勸説下，老太太最後答應出售，但老太太不懂文物，我們每拿一件，她都説這值1萬，甚至連坷羅版影印的《化度寺碑》，也説值1萬塊。後來我們對她家主事的大小姐説：‘你們家的碑帖只有這件《劉熊碑》值1萬塊，但是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沒有那麼多錢，只能出價2000元，你們全家商量一下吧。’”這位大小姐也是有私心的，“在開發票的時候，我才知道最後一共掏了2600元，多出的600塊被這位大小姐吞了，而對外宣稱的2000元，他們全家平分”，黃秀純回憶道。
徵購《劉熊碑》成功的消息不脛而走。當天下午，康生、郭沫若、王冶秋和歷史博物館館長龍潛、故宮博物院院長唐蘭、北京圖書館館長及善本部主任趙萬里、毛主席秘書田家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啓功等先生紛紛來到慶雲堂一睹國寶之容。“當我們徐徐展開《劉熊碑》條幅時，只見條幅長3米有餘，寬1米，懸掛在房梁之上尚可拖地。碑心不大，拓墨略重，細看尚有原石殘泐的細微痕跡。拓紙因流傳年久，略有損傷，周邊絹裱有楊守敬、張謇、李葆恂、鄭孝青、章鈺、左孝同、繆荃孫、李瑞清、程志和、俞陛雲、升允、溥修、王灌、胡嗣瑗、完顏衡、張瑋、志鋭、羅振玉等明清兩代書法家題跋過眼錄等。特別是金石學家羅振玉題簽‘漢劉熊碑海內第一本’，並在跋語中高度評價了它的價值。”
經過一番品評後，大家開始討論寶落誰家。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北京圖書館都想入藏，這就讓慶雲堂犯難了，只好讓慶雲堂的常客康生來作出決斷。因為康生與歷博館長龍潛都是山東老鄉，故而，這件“海內第一本”的《劉熊碑》便花落中國歷史博物館，不過北京市文物商店加價一成，以3200元成交。
康生所題《文物》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弘成”：還是以2000多元成功收購了
網友“布老虎”：“明初先歸內府，後來入藏晉土家......”這“晉土”當為“晉王”吧，讀篇人物稿也要揣測考據了
(1970-01-01)
宋丹少將（左）任中央政法委委員，李曉峯不再擔任。
中國長安網“領導·機構”欄目近日更新後，宋丹少將已任中央政法委委員，李曉峯不再擔任。
宋丹此前曾以中央軍委紀委副書記身份出現在公開報道中。更早前，他還擔任過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此次卸任中央政法委委員職務的李曉峯（1954.1）中將現年63歲，他曾長期在軍隊政法系統服役，先後擔任過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檢察長等職，至晚於2016年1月15日調任中央軍委政法委書記。
(1970-01-01)
中安在線消息，記者從安徽省紀檢監察網獲悉，8月23日，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蚌埠市人大常委會原黨組副書記、原副主任宋家傳涉嫌受賄一案。
庭審現場。
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宋家傳利用其擔任蚌埠市禹會區區長、區委書記、蚌埠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便利，為他人在土地開發、項目建設、案件辦理、人大代表資格選任以及職務調整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共計人民幣221.8萬元、購物卡0.6萬元以及價值人民幣29.1萬元的大眾途觀汽車一輛，共計摺合人民幣251.5萬元。
公訴機關認為，宋家傳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巨大，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告人及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宣城市人大系統、檢察系統、市直單位以及宋家傳的親屬近180人旁聽了庭審。
本案將擇期宣判。
（原題為《被控受賄250餘萬元蚌埠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家傳開庭受審》）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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