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映科是個詩人，幾個月前被影視公司騙走全部家當31400元——這是他為70位抗戰老兵寫口述的補助。前往公司拍照取證被打，求助無門在網上發帖卻被該影視公司以“誹謗”的名義告上法庭。本期《深水娛》，我們深入採訪張映科，並走訪被騙地點、法庭，探訪懷柔影視基地，通過張映科的被騙的故事，試圖弄清為什麼“北京影視類招聘騙局”亂象存在十多年之久仍無改觀。
湖南詩人張映科出現在法庭上。
6月14日一大早，不到八點半，尚未開門的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外已排上小小的長隊。室內安檢口的法警們聊着天，不時望向門外這條各懷心事的隊伍。被告張映科沒有選擇站在隊伍中，他看上去有些焦慮，繞着門口的石頭墩子來回踱步，口中唸唸有詞。他穿一件黑色T恤，背一個破破的雙肩包，T恤背後，“紀念抗戰勝利75週年”的字樣很顯眼。一旁的詩人朋友昆鳥從不遠處走過來，喊着張映科的筆名，“彌撒，我在大屏幕上沒看到你的案子呀。”此時大門開了，張映科手裏握着他昨晚才敲好的辯護書，頓了一頓，邁步走了進去。
張映科要去53號法庭，在那裏等待他的，是北京唯韻國際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起訴他涉嫌誹謗一案——幾個月前的4月18日中午，38歲的湖南青年詩人、前媒體人張映科發表題為《我用了800多天，為70位抗戰老兵寫口述，得3萬補助，到北京一天騙光》的長微博，敍述了自己應聘影視公司職位的過程中被騙走數萬元，並在隨後追討時被打傷的遭遇，引發反響。
在追討數日無果的情況下，本已心灰意冷並於4月底返回長沙的張映科，卻在5月初收到了法院的傳票。自己被騙了幾萬元，結果反倒還被“騙子公司”告上法庭?現實生活的離奇遭遇，讓正在閉關創作劇本的張映科也哭笑不得，“朋友勸我算了，不要去出庭了，大不了刪了微博賠禮道歉，犯不上再去這麼折騰。”
但張映科不這麼想，面對十數年未消的所謂“北京演員招聘騙局”亂象，頂着從天而降的“被告”的帽子，身材瘦小的張映科忽然來了勇氣，“我又打算跟他們死磕到底了。”
part1求職導演助理：面試被刷走31400元
接連刷掉三萬多元，張映科回想起來像是“被他們下了什麼迷魂藥”。
單看張映科毫不起眼的外表，與口音極重的普通話，倒是符合人們對詩人形象的慣常偏見——他們自我、偏執、略顯古怪、不修邊幅、不在乎物質條件;他們或許在字裏行間能夠遊刃有餘地直抒胸臆，但在柴米油鹽的現實生活中，他們或傲慢、或侷促，窮困潦倒，卻也隨遇而安，享貧樂道。
但不管如何特立獨行，對於在外走南闖北多年、酷愛寫詩、也做過老師和媒體人的張映科——他的詩友更願意叫他彌撒，被人騙走幾萬元這樣的事情，還是顯得太不正常了，“被朋友們知道了以後幾乎都是在罵我，説彌撒你怎麼會這麼愚蠢。”
4月8日到9日的自己到底有多“愚蠢”，張映科的記憶其實已經有點模糊了，特別是被人盜刷銀行卡的那幾分鐘，“我很懷疑當時那個屋子裏是不是被他們下了什麼迷魂藥。”
從張映科被騙事件的時間線來看，這段遭遇其實並不複雜。
4月8日，下午，對身在上海的張映科來説，只是又一個百無聊賴的求職日，在網上四處撒網的他，此時卻也並未警惕到另一張網的悄然出現。獵聘網上，一個叫“執行導演-王飛”的人，正在招聘導演助理，月薪5K-8K，“由於我個人熱愛影視行業，且覺得這份工作應該相當有趣，於是向他投遞了簡歷並申請好友，17點40分，他通過我獵聘網好友請求，並問我應聘什麼職業，兩分鐘後，他加了我微信，並給了我他在北京的電話號碼。”
因為是正規網站的招聘信息，張映科深信無疑，“他的微信朋友圈發了很多劇組正在拍攝或者開工的照片。”隨後，簡單的詢問後，“王飛”以可以報銷機票的“誠意”，以及連番“過期不候”的催促，成功讓張映科訂下了第二天一早的航班。
4月9日，抵京後的張映科，一路上都在不斷地接到“王飛”的關懷信息。16點40分左右，在順利到達指定的椿樹館街公交站台後，張映科微信裏的“王飛”頭像終於不再閃動了——事實上，在此之後，“王飛”就再也沒有閃動過。一個等候在此的小青年，將張映科帶到離此不遠的西城區南濱河路23號(立恆名苑)1號樓16層1601室，門口上方掛着公司牌：北京唯韻國際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這個房子約莫七八十個平方米，靠近陽台的一側安放着一排辦工桌，桌上擺着十來台手提電腦，桌邊擠滿着坐了十個年青小夥子，陽台被厚厚的布簾遮住，在洗手間旁邊一間小小的垂着厚厚布簾的會議室和一間封閉的小儲物室，洗手間的對面，就是那個號稱“總監”的辦公室。看到這個辦公室實在太過簡陋，張映科隨後問起接他來的那個小年輕，為何辦公室這麼簡陋?對方回答他：公司很大，有專門的影視基地，這是他們公司負責招聘和接“通告”的地方。
在入口處辦理登記的時候，張映科的一個回憶是，“登記簿上已經簽了十多個名字，就是那一天。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都像我一樣受騙了，即便只有一半，你算算他們一天要騙多少錢。”
9日後來的故事，就和眾多網上流傳的或真或假的受騙經歷幾無二致：密閉空間內的長時間等待，態度嚴厲到不可理解的面試官，快語速，命令口吻居多，喜歡頻繁地問話“你明白了嗎”，加上屋裏屋外的協同配合，以及在最恰當的時機，説出“但是你要先交XX元的XX費和XX費”這樣同樣帶着無比專業口吻的語句——當然，不出意外的，又累又渴又乏的張映科，上鈎了。
1500元、24000元、5900元，加到一起一共31400元，張映科分三次將自己當時的全部家當拱手相送。後來我問他，當時的你怎麼會任由對方恣意刷出這樣誇張的數字。
張映科答不上來，只是反覆地念叨，“我很懷疑當時那個屋子裏是不是被他們下了什麼迷魂藥。”
part2詩人追討被騙錢財無果被打，求助無門蜷縮地鐵站過夜
張映科前往被騙公司牌照取證，遭到一頓打。
交了錢後，頭昏腦漲的張映科還通過了這位“總監”開出的“影視編劇考試”，並被大讚為是一個可以做編劇的人，“要好好幹”。出了辦公室，已經一無所有的張映科有些茫然地坐在沙發上，他又給“王飛”發了條微信，但依然沒有得到回覆——這無疑讓他更加不安。 此時的他，已經有了被騙的預感，同時動了報警的念頭。
晚上21點，繞着北京城不知多久，張映科終於被一輛長安小麪包送到了位於懷柔的中影基地周邊楊宋鎮的一個小賓館。在與對方分開後，張映科立刻報了警，在撥打了多次當地的天寧寺派出所的電話後，民警答覆，無法立案;後撥打110，在得知他並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後，告知已近深夜，無法出警;張映科又撥打了出事地所在的椿樹園派出所的電話，被告知那裏並不是他們的轄區，並建議繼續撥打110;當皮球被再次踢回給110時，張映科已經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隨後電話被110轉到了他所在地的楊宋鎮派出所，在前往派出所並與值班民警溝通後，得到的建議是：第二天，直接去管轄椿樹館街的廣寧寺派出所報案。
張映科自己回憶，“那一晚，我無計可施。那一晚，每隔十來分鐘，我就上一回洗手間。”
4月10日，起了個大早的張映科還是在廣寧寺派出所吃了閉門羹，“接待我的民警説，這個合同是你自己籤的，這個卡是你自己刷的，他們又不知道你密碼，他們又沒有打你，也沒有完全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我們怎麼能立案?最多隻能説你們是民事糾紛，雙方只能彼此私下調解。”
“至於你説你被人下藥迷昏了，你是電視看多了吧?”
同時，張映科在和唯韻國際影視公司的溝通中，發現了幾乎出現在所有影視招聘騙局中的合同伎倆：收取了服務費，不得以任何形式返回;有未進劇組報道者，自動離職者，擅自離開者，不退還任何費用。
比起前晚的尚存念想，這一晚，蜷縮在地鐵站一個角落過夜的張映科，如墜谷底。
4月11日，從西城區勞動仲裁，到東城區勞動監察、東城區人民法院，直至再返回報案的原點天寧寺派出所，四處碰壁的張映科選擇了更為激烈的處理方法，他找到唯韻國際影視公司，當面要求其償還騙款，對方人多勢眾，交涉不成，張映科還在其間被公司的“主任”關門時撞到額頭，“一下子就腫起了好大的一個包”。
民警在一小時後趕到現場，但因為張映科並無任何證明被打的人證物證，民警表示傷害案無法立案，至於張映科“報警説要協商解決退錢這個事”，“民警拿過他們的工商營業執照看了一下，然後説他們是正規的公司，有什麼問題你們私底下解決，沒呆兩分鐘，這兩個民警就離開了。”
4月12日，中午12點，張映科再次想起了“王飛”，在獵聘網上查詢其個人信息時，“執行導演-王飛”的職務已改為北京百納浩瀚影視傳媒有限公司主任，並已將他剔除出好友，而在對非好友顯示的他發佈的招聘職位有10條，“幾乎囊括影視圈的各種職業，分別為三個導演助理，道具助理，燈光助理，服裝助理，兩個攝影助理，兩個化妝助理，除了一導演助理屬於北京百納浩瀚影視傳媒招聘的外，其它均屬於八一影視製片廠。”
4月13日，上午，在西城區公安局信訪辦，工作人員面對張映科的遭遇，表示“當初民警説不能立案，出警的民警必須給我一個迴文。”於是張映科又去往天寧寺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察説要我明天再來找當初接待我的民警，今天他不在，怎麼樣都給不了我回文了。”
同時，張映科從這位民警處得到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建議，“對於我的事，他建議我上法院起訴。”
但這個建議換來的又是噩運，下午，試圖前往唯韻國際影視公司取證的張映科，在公司內部拍照時被發現，在幾人的圍毆與壓迫下，“拍下的照片被刪光”，同時“主任”再次向張映科放話，“走公走私隨我的便，以後不要再進他們公司的門，否則私闖民宅，他們會往死裏搞我。”
張映科隨後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診斷的結果為：眼瞼淤血，眼外傷，臉部挫傷，腦外傷後神經症性反應，頭皮血腫。
part3探訪懷柔影視基地：農家院劇組少出少進戒備心強
懷柔影視基地附近村子裏羣演居住地。
一個在張映科四處追討説法過程的細節是，4月11日，已在數個單位來回奔波的張映科，在天寧寺派出所依然被告知無法立案。看着有些走投無路的他，“有一個老民警在嘆氣，椿樹館街最近來報案的太多了，這個事啊每天都有啊。”
顯然，這個“每天都有”的事情，正在讓每個人看待它的目光開始變得愈發見怪不怪。又或許，在目前一日千里的中國電影，以及其麾下一串串耀眼的數字之下，那些幕前或幕後最不起眼的面孔們正在遭遇着什麼，實在是太不值得一提的邊角料了。
中影集團電影數字製作基地，在人們的簡稱中，這裏就是“懷柔中影基地”：總投資20億元、佔地800畝、總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16座攝影棚、最大攝影棚5000平方米的“東方好萊塢”。
5月初，一個週末的中午，在中影基地站下車，門口除了保安，只有稀稀拉拉偶爾進出的工作人員。朝來路方向回走200米，遊人參觀的主力陣地星美影視城前，一個旅行團正在大門口集體拍照留念，背後是“第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巨幅海報。在這個北方地區最大的影視節目外景和後期製作基地裏，遊客們可以欣賞明清街景，體驗古代妓院，感受諜戰殘酷，追憶八十年代……
以中影基地和星美基地為中心，四周散開的村莊，便是各個劇組和羣演的棲身之地。中影基地門口保安的一句話，讓記者決定去漫無目的地碰碰運氣，“你隨便走，村子裏到處都是劇組。”
不過，半天之後，保安的話被證明並不盡然。
從中影基地一路往北，經過嶄新的楊宋鎮政府，略顯冷清的張自口村就在眼前，當問起路邊的村民是否有劇組住在村裏時，得到的回答是：以前很多，現在都搬走了。原因呢?“不掙錢吧，很多演員住在村子裏好長時間都不開工，後來慢慢就都走了。”隨後，記者被建議去南邊的仙台村看看。
南行約一公里多，一路漸漸變得熱鬧起來，路上不時跑過響着高音喇叭穿梭在各個村子間的黑車。走進仙台村，果然，遇到的村民們都説，“劇組多得很”，但“不是裏頭的人，都不讓進，平時也很少見他們出來”。
四處遊走下，記者來到一個大門邊貼有“影視明星風采集錦”的二層排樓外，院子裏有幾個赤膊的年輕人在打牌，藉着“找人”的名義，記者進到院內，打聽現在是否在招工，並詢問是否有戲拍。打牌的人很警惕，並未正面回答，隨後記者試圖與從樓門口的人交談，他只是簡單表示自己是這裏的羣演，“有戲拍嗎現在?”，“還是有的”，“這邊的待遇怎麼樣?”，“這個我們都不讓對外説”，“平時能自由行動嗎?”，“我們都不出門的”……面對記者後續的問題，此人都選擇了沉默。而後二樓窗户打開探出一對管事模樣的男女，當聽到記者詢問是否招工時，迅速回答“招工不在這裏”，並呵斥打牌的人讓記者離開。
事實上，近段時間內，北京那些遍佈各大招聘網站的影視公司，雖然招聘各種職務的信息依然掛在上面，但當記者試圖向其中的幾家公司致電時，均得到了“不再招聘”或者“招聘已滿”的回答，這些公司包括了北京金牌影視文化傳媒中心、北京三萬英尺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天娛尚都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和北京維創華策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而這些公司無一例外都在論壇或微博上被揭露過存有“招聘騙局”嫌疑——其中的北京金牌影視文化傳媒中心，更是被網友揭發單是從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的一年多里，就已先後改過三次公司名。
而在4月25日，記者陪同張映科前往唯韻國際影視公司的辦公室時，早已人去屋空，大門緊鎖。
part4湖南詩人張映科：被騙前剛做完抗戰老兵公益活動
相比旅行團在懷柔中影基地牌照留念，附近村民顯得淡定許多。當地村民告訴我們很多劇組都搬走了，“不掙錢吧，很多演員住在村子裏好長時間都不開工。”
即便“招聘騙局”看上去已成一個無法立刻被破解的頑疾，對大多數受害者而言，被騙幾百或者幾千元，似乎也並不會他們的生活產生太大的影響。張映科的三萬多元或許有釜底抽薪的痛感，但生性樂觀的他，最終在追討無果後，決定放棄。離開北京時，他還給記者發來微信，“錢被騙了不重要，也許這個經歷對我往後的創作會有啓發也説不定。” 不過，事情並沒結束。
5月初的一天，張映科在長沙的朋友家裏寫着劇本，忽然接到了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的電話，“讓我確認地址，然後説會給我寄法院的傳票”。張映科愣了許久，才反應過來，自己成了被告了。
做過媒體人、教師、公益慈善事業的詩人張映科，他37年的人生經歷，其實相當豐富。
他説小時候的自己，學習很好，至少在中考時，“還是排在數一數二的名次”。上高中後，因為進的班級不好，用他的話説，“被一羣壞孩子帶壞了，一度去混黑社會”，“但我太瘦小，所以鬥毆時總是被人打”。
但不學習的生活現在想來也不盡是灰暗，“天天泡在錄像廳裏，看了太多的香港B級片”，同時，受班裏同學影響，又逢90年代，滿心充滿無名憤怒之火的張映科開始玩搖滾，普通話不好的他不光負責滿是髒話的歌詞，還做主唱，樂隊的名字同樣憤怒，叫殺妻。
雖然樂隊夢很快就煙消雲散，但寫詞的經歷和大量西方搖滾樂的薰陶，讓張映科開始迷上了寫詩。
後來的生活，聽現在的他講，語氣中滿是驕傲。1999年，那一年的張映科發生了很多事：高考失利;拿着家裏讓他復讀的錢到了廣州打工;接觸網絡並去了一些地方見網友。這些地方包括最北邊的黑龍江漠河，還有最西邊的新疆博爾塔拉。但張映科自己説，那兩次遠行並不圓滿，在漠河，除了雪，和幾個老鄉沒日沒夜地打了幾天牌，他別無其他印象。在博爾塔拉，他去的也不是時候，沒留下什麼記憶，“除了風沙大”。
但張映科也跟記者説，他對中國互聯網初期的網友的記憶一直保存至今，“那個時候，網友都很好，很熱情，你去了哪個地方，不講陪玩，至少請吃飯是有的。”
舊世紀末和新世紀初的幾年，張映科的經歷堪稱豐富：他是逃學少年，他在酒吧做服務生，他去工程做裝修工人，在大街上賣手機，去公司做廣告業務員、廣告策劃……那時候的他，自稱“活得瀟灑極了”，自己和別人合夥在廣州開裝修門市，掙了十幾萬，幾個人到澳門賭場賭博，一夜之間，揮霍殆盡。
再後來，生活歸於正軌。丟開書本好幾年的張映科，愣是憑着天賦，半年的復讀就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學，學物理專業。大學的他，終於一頭扎進書海，廢寢忘食地閲讀、寫詩，開設詩歌論壇，廣交詩友。畢業後的他，做老師，做媒體，後又跑到貴州支教，中間經歷了結婚、生子、離婚、胃病……始終沒能真正穩定下來的張映科，2013年底，聽説瀟湘晨報的馬金輝在做抗戰老兵口述史，感興趣的他經人介紹加入到了團隊中來。隨後的一年多，張映科騎着自己那輛破摩托，跑遍了自己的家鄉湖南省邵陽市洞口縣，“採了一百來個人，寫了七八十篇稿。不管颳風下雨，我都去看他們，有的已經得了老年痴呆，只能特別慢地跟他們聊天，總能回憶出一些東西。他們回憶出來的，都是歷史。”
而隨後的故事，就是片頭提到的，他寫的那篇長微博的標題，“用了800多天，為70位抗戰老兵寫口述，得3萬補助，到北京一天騙光”。
part5受害者現身説法：好奇心搶防備心弱導致受騙
和張映科有類似經歷的小柯覺得，自己被騙是因為太心急想進入一個行業。
張映科説話語速很快，加上口音極重的普通話，交流起來，總會有些許磕磕絆絆。他説自己一直以來就是太善良，跟老兵打交道了兩年多，更是變得毫無防範之心。坐下來聊天，和他一起分析，怎麼一個社會經驗這麼豐富的人，就會被騙走全部家當?他想了想，又説，是好奇心。
“沒有進過這行，又特別感興趣，想看看到底是什麼樣子。高門檻的正規公司你又進不去，看到這種無需任何經驗的，加上對方的熱情忽悠，就相信了。”
6月又見到張映科時，中午在一家意式餐廳吃飯，他快速翻着菜單，最後點了一份自己從未吃過的蝸牛餐——張映科對生活的好奇心，大抵體現於此。
也或許，正是這份好奇心，驅使着一個又一個對影視行業滿懷着激情與夢想的“愣頭青”們，前仆後繼地撞進各種騙局的大網中。
去年大學畢業的小柯，雖然學的不是對口的專業，但因為一直心向製片人的工作，所以在今年3月來到北京，在求職幾家大型的正規影視公司碰壁後，小柯在智聯招聘網站上搜到了北京三萬英尺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招聘製片助理的信息，很快，她就得到了面試的機會。
如今小柯告訴記者，當時的自己，真的對一切都沒有過懷疑，“面試的時候問我的問題都很專業，公司看上去也很正式，同時也給我強調了有優厚的待遇，還會描繪特別美好的職業前景。而且當天沒有提過任何收費的要求。”不過第二天，順利通過面試的小柯來到懷柔唐自口村的劇組駐地，條件之差讓她很是吃驚，“就是那種很破的農家院，裏面全是上下鋪的牀位。”隨後，依然心懷僥倖心理的小柯先後被收取了2700元的伙食費、2100元的影視基地管理費，以及365元的水電費，同時，合同也被謊稱拿去蓋章的“李主任”收走，“後來我才反應過來，收走合同是不會還給你的，就是讓你沒有證據去討説法。”
“我就是心太急了，當時只想着趕快有個入行的機會。”小柯現在想想，覺得以前的自己“太蠢了”。
同樣的，以前從事出版業、對編劇充滿理想的小威，今年4月份在智聯招聘上將簡歷投給了北京天娛尚都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隨後順利前來面試。“公司的地址在朝陽區綠色家園媒體村天暢園2號樓708，那邊就是很多影視公司的一個聚集地。”當時這個公司對小威表示，正在籌拍電視劇《嘉慶秘史》，需要編劇，“我後來在廣電總局的網站上查，根本就沒有這個戲的備案。”不過當時的小威並未懷疑，在與對方簽署了劇組協議與劇組保密協議，並交納了3600元伙食費與11000元的保密押金後，小威在第二天來到位於星美影視城旁某村子的所謂“影視製作第九中心”，“其實就是農家院”。在被要求再交納1800元影視基地管理費後，起了疑心的小威假裝應付了幾句，就找機會離開了。
在隨後的交涉中，對方一開始同意退錢，“但就是3天推7天，7天推1個月這樣一直拖着。”小威隨後來到朝陽勞動監察第四監察大隊，“立案很快，但沒過兩天就通知我，以執法權不足表示管不了。”小威又來到朝陽區經偵大隊，同樣以證據不足被拒，“他們其實都沒仔細聽我講我搜集到了什麼證據。”經偵大隊建議小威直接去法院訴訟，但小威也有自己的顧慮，“打官司的話週期太長，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太高。”
記者就此類案例，採訪了北京君眾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張明君，他表示，“勞動法不允許在簽訂勞動合同時收取保證金，因此收取保證金是違法行為，相關單位還應該依法受到處罰。”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八十四條規定：“ 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以擔保或者其他名義向勞動者收取財物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退還勞動者本人，並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款;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如果勞動者證據充分，勝訴基本是確定的。”張明君的語氣很肯定。
part6尾聲：原告始終未出現，張映科決定反訴對方
起訴張映科誹謗的影視公司並沒有出現在原告席，張映科覺得反訴原告。
6月13日，開庭前一天，張映科被收留他住下的詩友昆鳥數落着，“明天就上法庭了，辯護書都沒搞完，我剛才看他，居然還在寫詩。”
6月14日，上午九點，西城區人民法院53號法庭，當法官落座後，北京唯韻國際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依然沒有出現在原告席，法庭的記錄員打電話過去，手機號已停機。法官權衡了一下，讓張映科下週二九點再來，“如果原告再不出現，就按撤訴來辦。”
“太痞了，這幫人太痞了!告了我然後自己不出現，這是純折騰我玩的呀!”不過生氣之餘，張映科還在分析，“4月20號，警察把我們雙方叫來調解，他們讓我刪微博道歉，我當時好像説了一句，我不會刪，你有本事告我去。沒想到，還真的告了。”一旁的昆鳥還是數落他，“你就別替人家想了。”
6月21日，張映科並未像上次那樣早早就來到門口等待，快九點，他匆匆趕到。同時，也並未像上次那樣，開庭前在廁所待了很長時間。他心裏大概已經清楚，原告不會來的——最終，這個原告始終未現身的案子，按撤訴處理了。
與此同時，張映科心裏同樣堅定的是，他決定與對方死磕到底了。
21日這天，在諮詢了數日的法律援助，確定因為公安機關沒有立案而無法以詐騙罪的刑事案件起訴對方，以及無法通過勞動仲裁解決(因為儘管簽署了勞動合同但張映科並未為對方真正工作一天，)，並繳納了東拼西湊的900餘元後，手中還保有着勞動合同與部分證據的張映科，正式起訴北京唯韻國際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訴訟請求：1、償還被告從原告的銀行卡上刷走的三萬一千四百元整。2、賠償雙方在交涉時，被告僱員兩次對原告的毆打所造成的精神損失費和醫藥費合計兩萬元整。並當面賠禮道歉。3、賠償原告三個月的誤工費三萬元整以及來回北京兩趟的路費兩千零八十元整。
具體的開庭日期尚未確定，同時，他也不知道早已銷聲匿跡的對方是否能被找到，“但我不管了，之後在北京找個工作，這次一定要告他們。”
我問張映科，這次被騙，你覺得你還會輕易相信陌生人嗎?
他回答，“還是會的。這個世界上，除了親朋，剩下的都是陌生人。人在社會上，沒辦法。對人，我仍會坦誠。”
但他還是不忘加上一句，“但是不會受騙了，我不笨，會多留個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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