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涅絲卡·霍蘭導演的《江湖郎中》2020年入圍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泰迪獎最佳劇情片，以及第33屆歐洲電影獎。
霍蘭是電影界持久關注的導演。她1948年11月28日出生於波蘭華沙，青年時代在布拉格的電影學院學習導演專業。霍蘭在導演工作初期階段就與波蘭電影大師多次合作，參與過布加斯基、扎努西等人的電影拍攝工作，並師從瓦伊達。1990年代初期，她參與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1993）與《白》（1994）的編劇工作，之後獨立導演了《秘密花園》（1993）、《黑暗瀰漫》（2011）、《麋骨之壤》（2017）、《瓊斯先生》（2019）和《江湖郎中》（2020）等影片。霍蘭在72歲時拍攝的《江湖郎中》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但它並非一部簡單的人物傳記電影，而是於細微處鑲嵌了導演晚年對諸多問題的認知、看法與表達，頗具作者電影的色彩。
《麋骨之壤》劇照
“荒誕”與“選擇”
霍蘭的電影從哲學層面關注“荒誕”與“選擇”問題。《江湖郎中》中的主人公草藥師米科拉謝克認為，“最殘酷的懲罰就是進行選擇”。戰爭中，青年米科拉謝克被命令去殺一位“犯了錯誤”的戰友，他和同行的兩位戰友都不願意舉槍擊斃自己的兄弟，軍官遂槍斃其中的一位抗命者，他的鮮血和腦漿濺了米科拉謝克一臉。在極端恐懼中，米科拉謝克要在“你死”還是“我死”中快速選擇，這是拷問人性的極端時刻。他選擇了“你死”，在戰友的哀求中將其擊斃。兩位戰友的死亡所帶來的恐懼與痛苦，成為米科拉謝克一生進行選擇與行動的依據。這件事不久，他企圖飲彈自殺，卻被戰友及時攔下，子彈打穿了他的右側肩膀。這是米科拉謝克在極度痛苦的非理性情緒下，做出加繆所言的第一種選擇——“生理上的自殺”。導演霍蘭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讓米科拉謝克完成了人格建構及對終極問題的思考，並真正認知“荒誕”的本質，如影片結尾引用米科拉謝克本人的話一樣：“如果每一百人中有一人因為我而延壽一年，我就為這片美麗大地拯救了四萬年的生命，回首不平凡的一生，我感到快樂。”
《江湖郞中》劇照
與荒野共存
霍蘭的影片也有對尼采哲學的回應。
尼采曾對“好/壞”“善/惡”作為價值判斷標準的確立過程進行了考古，他認為如果“退化”的潛質隱藏在被“奴隸道德”定義的“善”及“好”之上，那麼它就具有某種危險性、誘惑性、毒害性和麻醉性，並斷言它也可能“使得當前的生活以未來為代價。”尼采所説的“代價”可以在霍蘭的《麋骨之壤》中清晰看到。這部影片具有環境生態批評的特徵，更對尼采的“主人道德”進行了思考與認知。主角杜斯澤科是一位獨居的知識女性，作為橋樑工程師曾在敍利亞和利比亞工作。退休後，她居住山間，平等愉快地與其他生物共存，但這一願景被身邊代表社會各方勢力的男性給摧毀了。影片引用了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詩歌《精神旅行》：“我穿過一個都是人的地方/一個既有男人也有女人的地方/看見的東西和聽見的東西/比任何知道的都可怕”。詩歌語言中的空白、停頓與想象，將人類“可怕”的精神氛圍非人化地呈現出來。杜斯澤科多次從人類文明、規則和法律等角度對殘忍的偷獵行為進行阻止與規勸，但均遭失敗。於是她假“占星術”與“星座”之名，用暴力的“以血還血”的方式為動物復仇，將殘忍的偷獵者及其幫兇富人、警察、市長和神父殺死——他們代表了人類世俗的、法律的、政治的與宗教方面的誤認。杜斯澤科用野蠻的暴力擊碎人類的愚昧、殘忍與無良秩序，重歸荒野。我們尚不能評判杜斯澤科是冷血、殘酷的。作為工程師和小學教師，她以犧牲自己的方式拯救了處於困難與貧窮中的善良少女，她也不刻板，有温柔與浪漫的愛情，她和昆蟲學家一起研究自然也熱愛自然。她對孩子們的教育不是“有用的”精英式教育，而是願意帶他們到荒野中釋放自己的天性和無窮創造力，帶有超越色彩。霍蘭為人類擺出了兩條道路：一是偷獵者自定義的所謂“末人”道路，一是重回荒野、與荒野共存之路。何去何從，霍蘭在影片結尾已經給出了答案。
重審善惡
《江湖郎中》中的米科拉謝克在公審前徘徊、痛苦，監獄放風時看着矮矮的蒲公英，自問自答：“這片葉子有着太多的妙用，可是值得嗎？”雖猶疑，但他顯然已經對未來與存在進行了重新審視與思考。庸眾常常從世俗功利主義的“有用性”來思考事件是否“值得”，但米科拉謝克用凝視蒲公英的方式反觀自己，並梳理克爾凱郭爾般的“飛鳥與百合花”邏輯，以及老子“善貸且成”“道隱無名”的“無形”之物。這些不可見的思想從外在到內在地影響着米科拉謝克的選擇與判斷。他回憶起草藥師跟他説的“別收錢”這一訓誡，正是這一訓誡使他專注而能看清病患的真相。雖不收錢，他卻不貧窮，併為別人捐過無數錢財，是“既以與人己愈多”的存在。米科拉謝克經過徘徊與反思後，從“蒲公英”及救人的“工作”中，悟到“天之道利而不害”的境界，於是他就要採取行動進行普羅大眾較難理解的“超越”或“一躍”。《江湖郎中》的故事始於草藥師米科拉謝克的保護傘——總統的去世，他進了監獄，不能繼續救治那些需要他的人。這時米科拉謝克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意志更堅強才能得以存活，以實現“拯救”的可能性。在極端之惡下，需要在“活下去治病救人”與自己的摯愛之間進行選擇，他選擇了“出賣”摯愛。這一動作包含了導演霍蘭對米科拉謝克選擇的審視與認知。米科拉謝克與伴侶情深意篤，他選擇“出賣”的行動是經過省察思考的——他認為自己並非貪生怕死以保全一己之命，而是艱難地行在一條“超越之路”上。米科拉謝克的存在境界貌似不再是慾望與情感的境界，而是昇華到了救贖或者信念般的存在——猶如亞伯拉罕在選擇面前的勇敢一躍，從“慾望之愛”躍入拯救人類的“信念之愛”。他認為只有保全性命，才能繼續進行“拯救”行動，所以他才會在影片最後説“自己感到快樂”。導演霍蘭從另外一個角度，讓觀眾去思考該如何定義“好人”“壞人”或者“好”與“壞”的價值評價體系。
霍蘭善於運用電影這一媒介關注宏大問題，對形而上的終極問題進行思考，並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給出自己的認知與答案。
（原標題：阿格涅絲卡·霍蘭：波蘭電影女哲人）
來源：北京日報 張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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