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至元十六年（1279年），漢人降將張弘範指揮蒙元軍在崖山消滅了南宋最後的抵抗勢力，陸秀夫揹着八歲的幼帝趙昺投海殉國，南宋滅亡。但支撐大元帝國駭人軍事行動的財源日漸枯竭。在忽必烈眼中，誰能為帝國搜刮更多的金錢，誰就是真正的“忠臣”。忽必烈面對的最緊迫問題是財政問題。為了得到必要的資金，忽必烈先後任命兩位財神爺。
第一位財神爺：阿合馬
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元史》中對他早年敍述不詳。從中亞、西亞的史籍研究中發現，此人是花剌子模國費納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時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親，得以成為皇后斡耳朵下屬侍臣。從1262年後在中書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馬負責國家的財政管理。
剛開始的時候，阿合馬很有一番作為，“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由於斂財收賦幹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事。又過兩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馬以中書平章政事兼領使職，全國財權皆集於他一人之手。
（阿合馬 （？—1282），回族，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時期的理財能手。圖片來源於網絡）
官升得快，阿合馬主意也越來越多，一會兒上奏改鑄金銀，一會出主意禁止太原當地人煮鹽販賣得利，哄得忽必烈心花怒放，又任命他為“平章尚書省事”。
阿合馬並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眾人鹹稱其能”。此外，阿合馬有口辯，常在廷議時與丞相安童等人爭論時佔盡上風，口舌如簧，滔滔不絕，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阿合馬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並向忽必烈表示：“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擇”，忽必烈允諾。這樣一來，阿合馬把人事大權又抓於己手。
至元九年，元廷並尚書省入中書省，阿合馬又被任為中書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設的中書省是當時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機關，中書令由皇太子真金擔任，但只是名譽頭銜，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實際上就是真正的中書省主管，類似今天的國務總理和首相。元朝的尚書省原先的名字是“國使使司”，類似今天的財政部，忽必烈曾把“中書六部”改為“尚書六部”，正是想突出“財臣”的重要性。阿合馬倒是挺“舉賢不避親”，轉年，就把兒子忽辛任命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
由於行事太過擅權，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進言，皆無效用。阿合馬蹬鼻子上臉，又派樞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僉樞密院事”，想讓他兼任“國防部長”。
忽必烈這次沒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駁回，因為老皇帝深知阿合馬的草包兒子擔當不了如此重任。
此後，阿合馬有所收斂。隨着江南收為元朝所有，阿合馬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舊境行鹽鈔之法，禁止官員私自買賣藥材。為了最大限度徵利，他又幫忽必烈設置諸路轉運司，徵利頗豐。高興之餘，每遇財政問題，忽必烈都會説：“此財務事，其與阿合馬議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對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里海涯、麥術丁等，亦未可為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可見，當時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馬名列羣臣中的第一。
大權獨攬之下，阿合馬“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楨、耿仁，驟升同烈，陰謀交通……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貼木兒不買自己賬，阿合馬便奏稱這二人擅支錢糧，很快以貪黷罪殺掉二人。
阿合馬致怨滿天下，竭力排毀漢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與太子真金對他恨之入骨。對於阿合馬被殺的過程，《元史》的《裕宗傳》中記載：盜知阿合馬所畏憚者，獨太子爾，因為偽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殺之”。
但是殺掉阿合馬沒有解決元帝國的財政問題。由於忽必烈多次發動對日本和東南亞的遠征，在阿合馬死後税收需求變得更加緊迫。
第二位財神爺：盧世榮
阿合馬死後，盧世榮任中書省右丞，管理財政。和阿合馬一樣，他試圖加大政府的税收來應付朝廷不斷增長的費用。
實際上，盧世榮所採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於民，例如減免江南農民的租課，給內外官吏適當加俸，收贖江南失業貧困人民因貧困而賣出的妻兒，免除民間包銀三年等。不久，針對鈔法虛弊，盧世榮又提出要仿習漢唐兩朝，在天下括銅鑄至元銅錢，並在國內推行新的綾券，與紙鈔同步使用。看到盧世榮獻上的嶄新綾券樣幣，忽必烈大喜，馬上説：“便益之事，當速行之。”
見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盧世榮膽量倍增，腦子天天轉得飛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經濟改革方案。忽必烈點頭稱讚，尤其盧世榮所奏出官錢買馬讓蒙古人蓄養而後政府收利一事更是讚賞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時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
盧世榮聞言喜出望外，忙叩頭言道：“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後必有上言説臣壞話的人，為臣十分害怕，請陛下做主。”
忽必烈聞言，説道：“你別害怕朕對你有什麼不利，還是小心愛卿你自己的飲食起居吧。善跑獵犬，狐狸肯定不喜歡，主人又怎能不喜歡！愛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現朕為你增加從人侍衞，愛卿可小心自衞門户。”忽必烈不僅口頭上支持，還親自下旨安童給盧世榮增派保鏢。
不久，盧世榮又設立“規措所”新機構，選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賈”的買賣人。忽必烈閲奏，不清楚“規措所”這個新增的秩五品機構是幹什麼的，盧世榮忙解釋説此所用以“規畫錢穀”。立即得到批准成立。
得寸進尺之餘，盧世榮又上奏：“天下能理財者，從前皆奔走於阿合馬門下，現在他們都被劃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盡廢其才。為臣我想從中擇選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説我是任用罪人。”忽必烈覺得盧世榮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盧世榮的經濟計劃與他的前任理財官員阿合馬一樣引來敵意，指責他牟取暴利、任人唯親以及剝削他的漢人同胞，還指責他迫害、追捕甚至處死競爭者和對手。這些指責的準確性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史料中並沒有説明盧世榮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
和阿合馬一樣，盧世榮只是試圖提高極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許多漢人同事的敵視。皇太子又一次成為反對盧世榮的領袖。
1285年5月，盧世榮被捕並且在這年年底被處死。盧世榮的死可能除去了一個被人視為橫徵暴斂的人，但是不能緩和元帝國的財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