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人吃人，有時候是文學作品裏的事情，如梁山好漢將仇敵開膛剜心，炒吃了特定器官。還有，人以同類為食也是上古遺留下的習慣，因此，非洲一些部落還存有吃人的風俗。想到後面這一點，也許讓人的心情放鬆一些。
如果試圖將中國歷史上人以同類為食事件與集體吃喝聯繫起來，那麼，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被人們認為是偉大帝王的漢武帝。在他長達54年的執政時期裏(公元前141至公元前87年)，不幸的“人相食”事件分別發生在他登上帝位的第三年與第二十七年。他發佈“大酺五日”詔書有三次，分別是他在位的第八年、第十五年、第三十八年。“人相食”災難與“大酺五日”政策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現在尚不能考證清楚。倒是有一點可以知道：放縱百姓大吃大喝五天的政策實行與國家的喜慶有關，例如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的那次“大酺五日”是因為國家暫停已進行了5年的“發巴蜀治南夷道”即開發大西南的浩大工程，以及朔方城建築工程正式完工。
“大酺”政策是人事，可由最高統治者的好惡來決定，但是“人相食”誘因卻是天道，超乎人的意志。漢武帝時期的第一次“人相食”事件是由黃河決口引起來的，那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的春天，那個季節里人民的儲糧是一年裏的最低時期，也就是常説的青黃不接的時候，結果是“大飢”。“大飢”的結果是“人相食”。現在來設想當時的境況：國家不是沒有足夠的糧食救濟黃河決口受災的平原地區的人民，因為“文景之治”留下了“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的儲備。估計是劉徹不願意動用國家儲備而棄災民於不顧，最保守地説，可能是運輸條件的限制，糧食沒法送達。
24年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另一次“人相食”事件是由雹災引發的。雹災導致“關東郡國十餘飢”。但是，雹災只能打爛莊稼(時為夏四月)而不可能把百姓家的存糧全打爛而不能吃了，由此可見百姓存糧普遍較少。百姓糧少是由於農業勞力被抽走而致收成不足的緣故，被抽走的勞力被迫參加武帝對外戰爭以及國家工程的建設。還有，雹災不會影響交通運輸，從首都長安也可以往較近的關東地區通過陸路和水路運送糧食，由此可見劉徹仍然是不願救助受災的百姓。這樣的君主有什麼偉大的呢?!
漢武帝當時若是面對“為何不救災民”的質問，他會給自己找到開脱的理由，尤其是對第二次“人相食”事件。那能怨我劉徹嗎?那是老天爺不幹好事兒!在兩次惡性事件中間，我不是還好搞過兩次“大脯五日”的惠民政策嘛!在救助百姓方面，漢武帝遠不如後來奪了他漢劉政權的王莽，對於發生在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天蝗災導致的大饑荒，王莽下詔打開官倉賑濟災民。就是這樣，湧到首都附近的災民死亡比例還是“十之七八”，併發生了人相食的事件。
在吃喝政治學層面上，王莽確實是一位比劉徹好得多的君主。如果劉徹“偉大”的原因成立，那麼，王莽則是“至偉大”了!從劉徹到王莽乃至後來的中興之主劉秀，統統身處極度迷信的時代。按學術話語來説，經學神學(也可叫做“神學經學”)高度發達，預言未來、推卜起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王莽請這方面的專家看過相，專家當着他的面沒説全結果，而是跑到外面傳言，説是莽面相不吉，“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王莽得到反饋後，殺了這個專家。但是，這個或可稱做“王莽之讖”的不幸預言卻落在了百姓頭上。到劉秀開啓漢劉第二帝國後，“王莽之讖”還像個魔咒似的纏着漢劉政治。雖然不是屢屢發生，但悲慘之狀甚於前朝。也正是不經常發生，其不可預測性以及裏面的宿命因素讓人感到恐懼，感到無奈。劉秀稱帝初期，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軍二進長安，“三輔大飢，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劉秀創建的王朝天命將終之際，出現了三次“人相食”的高峯：
第一次，董卓驅趕數百萬以洛陽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百姓往長安走，路上食品極度匱乏，活人吃死人以果勝腹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第二次，董卓死後，他的部將在長安一帶混戰，導致糧價飛漲數千倍，買不起或買不到糧食的人們開始吃同類，“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盈路”;第三次，漢獻帝從長安還都洛陽，長安原住户怕被強迫遷徙，壯者逃散，留下較弱的那些人再競爭，結果是把最弱的那一部分吃掉了，“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人相食”的歷史並沒因為漢劉第二帝國的徹底消失而湮滅，它隨着歷史之河的流淌頑強地往下發展。本書作者無意寫一部《中國人互食史》，因為它太慘烈，敍述就此打住，更多史料由讀者自己去搜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