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鬱症病因和發病機制的學説裏，“單胺神經遞質假説”是最盛行的一種。
我們所寫的【抑鬱症】系列文章裏，曾從多個角度對其進行深入地剖析，“單胺神經遞質假説”實際上至今仍然是一種假説，存在很多漏洞及不足，並非抑鬱症發病的真正原因，充其量也只是抑鬱症發病過程中的某個環節。
“單胺神經遞質假説”認為，大腦中有三個主要的神經遞質系統：去甲腎上腺素（NE）能、多巴胺（DA）能，以及5-羥色胺（5-HT）能神經遞質系統，它們在抑鬱症的發病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圖片來源於網絡
尤其是5-羥色胺（5-HT）的作用，在最近幾十年關於抑鬱症發病機制中簡直是“C位出道”，佔盡風頭。根據這個學説開發出的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類抗抑鬱藥）是抑鬱症臨牀治療中的首選藥物。
但是，5-羥色胺（5-HT）與抑鬱症的發病真的存在那麼直接的、關鍵的關係嗎？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受到的質疑和挑戰越來越多。
最近，全球知名的美國生活科技雜誌的官網（popsci）刊登了一篇關於SSRIs藥物的文章，其再次理性、尖鋭地揭露了以下這幾個事實：
- 雖然，在時間足夠的情況下，與安慰劑相比，SSRIs類抗抑鬱藥必然能顯著減緩抑鬱症狀。但沒有證據表明缺乏5-羥色胺會導致抑鬱症。
- 相反，許多證據表明，“單胺假説”充其量只是對抑鬱症發病機理的過度簡化。
比如，有研究者發現，其中安慰劑的效果可達藥物的80%。在40%的情況下，首次使用SSRIs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 若要幫助患者找到有效的療法，我們需要闡明一個更加複雜的現實：5-羥色胺與抑鬱症絕非毫不相干，但是科學家們仍然需要努力弄清它們之間的聯繫是怎麼發揮作用的。
可以説，這篇文章確實發現了人們對“5-羥色胺熱潮”的盲目追崇。
自從SSRIs類藥物開發出來後，備受臨牀精神科醫生的青睞，使用率極高。在西方國家，這一類抗抑鬱藥甚至成為了“萬能藥”，一旦患者因為情緒低落、抑鬱寡歡來求診，醫生就會開抗抑鬱藥。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且，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尤其是製藥商和經銷商，會通過各種手段對藥效進行宣傳，不少廣告有過度宣傳甚至虛假宣傳之嫌，輪番對大眾進行“廣告轟炸”。
以上這些因素令很多大眾誤以為抑鬱症真的只是腦內缺乏了5—HT這種神經遞質，只需服藥便可緩解。現在很多歐美人一感到情緒低落、精力缺乏，就會想着找醫生開一些抗抑鬱藥，“如果你自己不能產生神經遞質，買的也湊合”。他們希望通過吃藥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臨牀實踐早已經證實，包括SSRIs類藥物在內，目前所有臨牀使用的、各種不同作用機理的抗抑鬱藥物的有效率只在40%至50%左右。與此同時，科研和臨牀對於抑鬱症的病因研究中的“生物學”模式已經走進了困境。
但這些事實都沒能走到大眾面前，沒能打破大部分人對抗抑鬱藥的幻想。
那到底該怎麼辦？即使是知道以上事實的臨牀精神科醫生，大多也有深深的無奈感和無力感。
對於臨牀醫學更不用説精神醫學，世界衞生組織（WHO）早就倡導要從單純的“生物學模式”轉換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但在臨牀實踐中，這個理念難以真正落地實行。很多患者及家屬都能深刻感受到，真正擁有豐富心理干預經驗、會使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跨學科精神科醫生非常稀缺，簡直就是鳳角麟毛。
而且，心理學的發展也處於尷尬處境。現有的心理學理論有400多種，但大多都比較低效，力量微弱。目前得到循證醫學支持的心理治療方法只有寥寥幾種，比如認知行為治療（CBT），正念療法，家庭治療等。
但是這些心理療法在實踐中也有明顯的不足，最受推崇的認知行為療法（CBT）也未能倖免。
第一，國內大部分心理諮詢師缺乏CBT規範培訓和臨牀操作經驗，素質參差不齊，對於精神心理障礙患者的整體療效不佳。
第二，CBT認為，患者之所以出現情緒障礙，是因為其認知或者觀念出現了偏差，只要糾正了患者的觀念及認知，情緒障礙就能得以改善。
但是，很多青少年患者並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相反，他們懂得很多，甚至比社會上大部分閲歷尚淺的心理諮詢師更多，更能看到社會的發展趨勢。
當他們與心理諮詢師交流時，往往會認為心理諮詢師的層次還不如自己，總是講一些“正確的廢話”。他們有的還能言善辯，邏輯嚴謹，把心理諮詢師問得啞口無言。這樣的心理諮詢不僅無效，還可能造成二次傷害，讓患者否定一切的心理干預和心理治療。
而且，根據FDA的報告，抗抑鬱藥可能導致或惡化少數兒童和青少年患者的自殺想法或行為，因此青少年、兒童抑鬱症患者能選擇的抗抑鬱藥非常有限，一般來説只有舍曲林比較安全。
所以，綜合以上的因素，很多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及家屬在選擇治療方式的時候感到非常迷茫，可選擇的方案非常少，而有限的方案療效也不理想。
這就導致很多家長鋌而走險，帶孩子去嘗試所謂的“宗教療法”，找大師作法辟邪等等。這當然很愚昧、無知，但在他們的處境中，他們確實感到走投無路，只能什麼辦法都試一試了。
精神科醫生與其居高臨下地去指責這些家長，還不如自我反省：是不是我們自己哪裏做得不夠，才導致這些家長出此下策？
我們機構採取的是多學科診療模式（MDT），整合了科學心理學、精神醫學和教育學等學科，深入地發現了抑鬱症、雙相障礙、強迫症等精神心理障礙的心理根源，以高效的、精準化的心理干預為主，藥物治療為輔，從而令患者的症狀快速地緩解，走上康復之路，並實現巨大的提升。
但在國內外，像我們這樣有此意識和能力的醫療機構極少，幾乎可以説是沒有第二家。
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絕大部分精神科醫生只懂用藥，不懂心理？
為什麼大部分精神科醫生無法提供系統化的、深入化的、個性化的診療方案？
為什麼總是有那麼多病人治不好？
我認為這值得精神科醫生們反思。醫療制度和社會環境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但總是抱怨外界、指責別人沒有任何意義。
精神醫學和心理從業人員都應該從自身上找原因，抱着敞開的心態不斷跨學科學習，尤其要重視精神心理障礙的心理社會因素，掌握高效的心理干預技術，向患者和家屬傳遞科學的精神心理知識、教育知識。而藥物只是其中一個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手段。
而且，如果覺得體制內環境不理想，精神科醫生可以完全可以通過自主創業、多點執業來獲得經驗和突破，關鍵是我們是否有意識和魄力去改變。
我相信，這才是遠勝“百優解”的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