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登陸大銀幕的《王牌特工》在國內掀起了一陣全新的間諜熱潮，一方面它讓人們重新回憶起過去津津樂道的在每一集《007》電影中出現的機關裝置與高精尖設備，另一方面它又讓人們大跌眼鏡——原來一個文質彬彬、戴黑框眼鏡、穿薩街西裝牛津皮鞋的英倫紳士也可以像漫畫超級英雄一樣戰鬥。隨着阿湯哥領銜的《碟中諜5》和蓋·裏奇的《秘密特工》風光上映，間諜又將是銀幕上的焦點與亮點。
英國是間諜文化的發源地，或許是因為軍情五處、六處(分別成立於1905、1909年)等情報機關的成立時間遠遠早於美國中情局(CIA，成立於1947年)和前蘇聯克格勃(KGB，成立於1954年)的緣故。二戰期間與法西斯的纏鬥，英國的情報機關發揮了不易為人察覺的重大作用，包括後來的計算機發明者阿蘭·圖靈在內的頂級科學家都被軍方招募，進行破解德軍密碼的機密任務。因此，在人們的印象中，間諜總是英倫血統的最為純正。皇家特工(kingsman)此番驚豔亮相，只因熟悉中透出幾許陌生。
間諜的王牌在《王牌特工》中，主演科林·費斯和薩繆爾·傑克遜反覆提到的“老式電影”，無疑是指已然成為大多數人對間諜產生第一時間聯想的《007》系列，或者更準確點兒説，是指2006年現任邦德丹尼爾·克雷格上任之前的那些《007》電影。除了明眼人一眼都能看出的防彈雨傘、電擊戒指、致命鋼筆、打火機手榴彈等等典型的邦德式裝備外，《王牌特工》在無數細枝末節對這位間諜中的楷模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例如那雙能伸出帶有劇毒匕首的皮鞋，便出自《來自俄羅斯的愛情》(1963)，幫助女主角升入太空的受控飛行器則與《雷霆谷》(1967)中的手提箱直升機如出一轍，被正式招募前的降落傘速降訓練，直接取自《太空城》(1979)。小手錶裏的大乾坤也是《007》的標配，從第一部《諾博士》到後來的《你死我活》(1973)、《太空城》和《黃金眼》(1995)，花樣層出不窮，在《王牌特工》中，它成了一個可以迅速注射各種藥劑的高效暗器。一個功夫過人的漂亮女郎，一個無所不能的後台專家(提供各種技術與裝備支持)，就連在喝酒時對馬提尼的偏好和最終抱得美人歸的大結局，統統都是繼承自邦德的“優良傳統”。 皇家特工與邦德的最大不同，只在於前者不像後者那樣來自實打實的軍情六處，無需對任何單位負責，因此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行事準則大殺四方，擊倒敵人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殺傷力也數倍於自己的老前輩。
間諜的日常因為總是有香車美女陪伴、高新裝備傍身，風流倜儻又身手不凡，泡妞的同時順手拯救一下世界，《007》成為人們對間諜的集中幻想絲毫不令人驚訝。但要是認為真正的間諜都過得如此放蕩不羈、紙醉金迷那可就真是大錯特錯。要想了解一個真實間諜的日常，應該參考入選英國電影學會百年佳片的《伊普克雷斯檔案》(1965)。片中主角哈里·帕爾默一點沒有花拳繡腿的拳腳功夫，甚至基本不動手傷人，而是像一個再正常不過的普通人一樣慢條斯理、起牀吃飯上班睡覺。影片也沒有《007》那種的快節奏和視聽刺激，大部分情節都顯得慵懶而瑣碎。哈里的任務並非以一敵百生擒或擊斃匪徒，而是通過分析判斷挖掘潛藏的內奸和幕後黑手，因此對哈里的最大要求是要懂得儘可能地隱藏自己，越低調越籍籍無名越好，但在必要的時候必須能夠忍耐酷刑的折磨(這一點也是對於一個間諜要求最過硬的素質)。值得一提的是，哈里的飾演者正是《王牌特工》中的皇家特工頭子邁克爾·凱恩，這位總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鏡的英倫老牌帥哥温文儒雅，陽剛之中又帶有一絲陰柔冷豔，實乃定義英式間諜的頭號人選。由凱恩飾演的哈里·帕爾默為主角的諜戰片後來陸續拍了四部，分別是《柏林葬禮》(1966)、《億萬頭腦》(1967)、《北京特快》(1995》和《特工風雲》(1996)，而凱恩本人還出演過不少經典諜戰片，如《第四條款》(1987)等等。
間諜的自白如果説哈里·帕爾默能讓你基本理解一個間諜的日常生活，那麼要想讀懂一個間諜的內心世界，則必須好好看一遍《柏林諜影》(1965)。該片取材自約翰·勒卡雷的同名原著，以一名冷戰時期負責柏林情報任務的間諜利馬斯的個人視角，展現了間諜世界的冷酷和無常，更昭示出間諜內心的孤獨與荒涼。在爾虞我詐的情報任務中，他們不能有朋友，不能有私生活，因為任何一點多餘的人際關係或生活軌跡都可能在日後成為敵人的把柄，成為自己的拖累。他們同樣不能有信仰，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每天處心積慮的欺騙、欺騙、欺騙，不管事實與正義。約翰·勒卡雷的文字清晰地描繪出利馬斯心底的彷徨與掙扎，而馬丁·裏特的電影則用清冽的攝影和單調的鋼琴配樂將這種情緒烘托於紙面之上。這個故事最令人驚豔也最令人震撼的無疑是它的結局，當利馬斯以為自己處心積慮的反間計已經被敵人洞穿之時，他卻奇蹟般地贏得了勝利，然而勝利卻絲毫不能帶給他喜悦，因為這意外的勝利也意味着他和他的愛人都只是上級任意擺佈的一顆棋子，他並不知道誰是真正的敵人和朋友，也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死。
利馬斯的生平後來被人們視作一個真實間諜的內心自白，這多半要歸功於曾親自幹過間諜的約翰·勒卡雷。他18歲時，便被英國軍方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進入牛津大學進修，畢業後又以外交官的身份加入英國軍情五處，親歷過無數秘密情報工作。因此，勒卡雷對於那個真實的間諜世界可謂再熟悉不過，他所描繪的間諜通常總是看似乏味枯燥，實則冷靜縝密，於不動聲色間觀察周遭的一切事物，辨別自己需要的信息。情報才是一個間諜真正的訴求，而非武力破壞。勒卡雷的小説有11部被改編成了電影，其中不乏情節曲折起伏的引人入勝之作，如《巴拿馬裁縫》(2001)、《不朽的園丁》(2005)等等，其中最與眾不同的是《鍋匠，裁縫，士兵，間諜》(2011)。與勒卡雷其它大部分作品的單線敍事不同，《鍋匠》由五位主角各自的軌跡組成的關係網盤根錯節，宛如一座迷宮。圓場(英國情報機構統稱)中人遠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光鮮亮麗，而是各自被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所困擾，他們與常人一樣需要面對婚外情和綠帽子，一樣在執行任務時感到害怕和顫抖。《鍋匠》的主角喬治·史邁利(加里·奧德曼飾)是勒卡雷筆下的傳奇人物，出現在他的多部小説中，《柏林諜影》中他只有寥寥三四次登場，每次卻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史邁利看上去比哈里·帕爾默還要平凡如常，低調到簡直有點窩囊，而此次執行的任務也是最令間諜頭疼的揪內鬼(這是世界各國諜戰片的優良傳統，故事核心總是圍繞着內奸與反算展開，我國拍攝的大部分諜戰片都屬此類)。但《鍋匠》的獨到之處在於，即便是尋找內奸的過程，也描寫的波瀾不驚，直至最終謎底的揭曉，也沒有絕大部分懸疑片高潮處撥雲見日的快感，而是始終予人感覺壓抑逼仄。勒卡雷關注的，已不再是一次間諜任務的成敗，而是每個深陷此中的間諜的困頓處境。順帶值得一提的是，《鍋匠》中最後的內鬼正是科林·費斯飾演的“裁縫”，難怪《王牌特工》要找他來扮演偽裝成裁縫的哈利·哈特。
間諜的荒唐曾為間諜的親身經歷讓勒卡雷成為最懂間諜的小説家，刻畫出最具血肉質感的間諜。但勒卡雷絕不是唯一一個幹過間諜的小説家。大名鼎鼎的《007》的原著作者伊恩·弗萊明本人就曾在二戰期間于軍情六處行走，詹姆斯·邦德的行頭裝備難免有些浮誇，但是其行事作派卻不少有根有據。但若論文學成就，弗萊明當年在軍情六處的同仁格雷厄姆·格林無疑比他高出一截。格林曾在二戰期間被派往塞拉利昂，在那裏與他的主管成為了好友，並被委以重任，以至於後來還一度被懷疑是蘇聯方面的雙重間諜。在他的間諜生涯中，經歷了不少竊取情報的機密任務，也接觸到不少特工威逼利誘的非法審訊方式，甚至還收到過不少假情報。這些素材都被他寫進了自己的小説當中，其中他往往透露出對間諜這一職業的嚴厲質疑。在他看來，“諜報工作是一門奇特的職業——對有些人來説，這是一種根本不講道德，不考慮經濟利益，甚至不考慮國家利益的職業”。格林的作品大多關注充滿矛盾的國際政治問題與道德問題，在由他的小説改編而來的電影中，《第三人》(1949)和《哈瓦那特派員》(1959)最為典型。《第三人》並非一個純正的間諜故事，但陰冷孤寂、懸念迭生、危機四伏的氛圍與諜戰片如出一轍。《哈瓦那特派員》則是對間諜極其辛辣的嘲諷，其中原本只是一個吸塵器推銷員的吉姆·伍爾摩(亞歷克·吉尼斯飾)意外被軍情六處招募為派往哈瓦那的特工，卻由於女兒花錢無度不得不製造假情報來騙取行動經費，渴望不折不扣的賣國求榮。最後卻陰差陽錯的弄巧成拙，假情報得到上頭的重視且信以為真，伍爾摩本人也被捲入真正的陰謀當中，引來殺身之禍。影片最為黑色幽默的一點是，當伍爾摩不得不坦白自己過去的荒唐罪行時，卻並未得到預料之中的處罰——伍爾摩上面的高級官員，在本質上與他這個油嘴滑舌的騙子毫無區別。
間諜的弘揚正是得益於勒卡雷、弗萊明和格林等人鮮活生動的文學作品，間諜文化在英國的土壤上愈發繁茂，至今興盛不衰。但如果要討論將這一本土文化傳播出口到世界各地，首功之臣非影史頭號懸疑大師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莫屬。
早在1939年，希區柯克的《39級台階》就開創了間諜電影的諸多樣板橋段——一個無辜的人，在命運的巧合安排下被捲入間諜陰謀，成為一個被冤枉的人，同時被警察和壞蛋雙方追殺，不得不在驚險的逃亡過程中機智勇敢地化險為夷，還自身清白。在《39級台階》中，希區柯克開創性地將間諜帶來的懸疑元素與冒險題材結合起來，賦予影片張弛有度的節奏，極為有效地調動了觀眾的情緒與體驗。他還在該片中首次運用了後來成為自己標籤的“麥格芬”，這一敍事技巧也已是各種懸疑片的經典手段。此後數十年來，無數好萊塢動作冒險片照搬這一模板而百試不爽，其中都有希區柯克一份功勞。
在30年代末遠渡重洋奔赴好萊塢之後，希區柯克更是把自己的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先後拍攝了《海外特派員》(1940)、《海角擒兇》(1942)等同類題材影片。在1946年的《美人計》中，他又不失情趣地讓美女為誘餌，獲取機密情報。雖然色誘的招數在後來的各種諜戰影片中屢見不鮮，但這一有違道德準則的下策往往為反面角色慣用，如何讓正派人物犧牲色相時卻不致招人反感，也是一門學問。希區柯克給出的應對方案是：首先讓反派是窮兇極惡的壞蛋(納粹頭領)，然後姑娘必須是為了正義和自由做此不得已的犧牲，再則姑娘並不會被壞蛋真正染指(名義上是夫妻，但不發生性關係)，最後還必須讓姑娘與自己真正的愛人雙宿雙飛。
到了1959年的《西北偏北》時，希區柯克已經能夠無比熟練地將動作驚悚與諜戰懸疑融於一體，同時在其中加入高難度的大場面動作戲，加里·格蘭特在莊稼地裏躲避飛機追殺和結尾處在拉什莫爾山上總統雕像間的閃躲與搏擊戲份，已經成為名留影史的不朽橋段。正是從《西北偏北》的大獲成功開始，好萊塢敏鋭地捕捉到了傳統間諜片向動作驚悚片轉變的商機，此後便如法炮製了《謎中謎》(1963)等同類產品，60年代開啓的《007》系列更是成為了業界標杆。直到新千年前後風靡全球的《碟中諜》系列和《諜影重重》系列，都可以説繼承的是《西北偏北》的故事核心與傳統。傳統英式間諜片中於無聲處聽驚雷的鬥智，就此逐漸轉變為天雷勾地火的鬥勇。如今的觀眾每當提及間諜和特工，想起的總是伊桑·亨特在懸崖絕壁上的攀爬，是傑森·伯恩一擊制勝的空手格鬥，是目不暇接的爆炸與追車，以致於原本專擅此道的詹姆斯·邦德都顯得有些老派。但因為觀眾的審美取向已趨定型，所以新時代的《007》電影也不得不及時轉變自己的風格，請來了更接近於硬漢而非紳士的丹尼爾·克萊格飾演最新一任邦德，鬥智的戲份日益被攤薄，取而代之的是拳拳到肉的打鬥和槍戰。
間諜的現狀自80年代起，CIA常見於各類好萊塢動作電影，卻大多以臉譜化的形象出現，難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倒是少數不以動作戲見長，深入探討間諜內心世界的影片令人看到些許老派間諜的風采。
喬治·克魯尼主演的《辛瑞那》(2005)將當代CIA特工的刺殺任務與美國國內的石油產業勾連起來，同樣是揭露政治黑幕，卻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美蘇對立陣營的你死我活，而是更多與經濟利益捆綁在一起。羅伯特·德·尼羅自導自演的《特務風雲》(2006)則將焦點對準了CIA創始人之一愛德華·威爾遜的一生。這位自尊心與榮譽感極強的傳奇人物，並未被刻畫成救國家於危險間的英雄，而是一個悲劇。他最初的報國理想在長時間的冷戰狀態中被消磨殆盡，自己的家庭也逐漸被推上分崩離析的境地。斯皮爾伯格的《慕尼黑》(2006)則關注了史上歷時最久的間諜組織復仇計劃。為了報復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製造“黑九月”慘案(綁架並殺害11名以色列運動員)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摩薩德迅速訓練了一批特工展開報復行動，暗殺11名潛藏於世界各地的恐怖組織成員。當黑名單上的名字一個個被除掉時，負責刺殺的埃夫納(艾瑞克·巴納飾)自己也一步步陷入痛苦的深淵。他的家人與自己日益疏遠，同時還要面對隨時可能錯殺無辜者的心理焦慮。更令他感到恐怖的是，以暴制暴似乎造成了永無休止的死循環，被暗殺者的人很快會有新的接替者，而身為暗殺者的人也成為對方暗殺的對象，自己的同伴便陸續遭到報復性仇殺。《慕尼黑》借這場歷時9年的暗殺行動呈現的是巴以雙方無休止的衝突，控訴的卻是以暴制暴的道德困境。
無論時代如何轉變，像詹姆斯·邦德和皇家特工那樣風光無限的間諜只存在於電影中，而真正的間諜，永遠像利馬斯和埃夫納一樣，在孤絕的煉獄中忍受着無盡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