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刻：流亡者

　　一金廣陵家裏的老信封上，地址一欄，寫的是霞飛路。霞飛路是淮海中路的舊稱呼，上海最早的法租界就在這裏。金廣陵生在法租界，小區名字是樂安坊。樂安坊裏有73户小樓，格局相同，每户都有前後樓，上下三層，一共六個房間，三樓有亭子間，上上下下120多個平米。八十年前，金家剛到上海時，金廣陵的爺爺用五根金條換來了這棟房子。記憶裏，房子翻修過五六次，樓下的小院沒了，舊木窗也換掉了，只有紅色的松木樓梯沒有動過，樓梯扶手被摩挲了八十年，光滑得發亮。

　　金廣陵在上海送變電工程公司上班，負責信息通訊，每天早晨例行檢查設備，六點就起牀出門。這時弄堂裏幾乎沒人。騎上停在樓下的電動車，上了馬路，他喜歡沿着淮海路一直到底，轉上虹橋路，再上吳中路，到單位才吃早飯。在單位待一天，晚上六點才到家。他的太太在發電廠上班，出門稍晚，在弄堂裏遇人打個招呼，出門坐班車，也是晚上才回。

　　這種日子，金廣陵已過了幾十年。他高鼻樑，架着黑邊眼鏡，腦門大，有些謝頂，不多的頭髮梳在兩側。三年前，他終於退休，也給兒子在浦東買了房。在左鄰右舍看來，金廣陵一家，就是普普通通一個上海家庭。

　　很少有人知道，金廣陵其實是韓國人的後代。這棟住了八十多年的小樓，也曾是韓國人反日鬥爭的秘密集會點之一。

　　小時候，父親就告訴過他這件事，但多年來這是個隱蔽的話題，家裏也很少討論。直到父親生病，1980年，臨終前的某一天，父親把金廣陵叫到身邊，讓他收好抽屜裏的户口本，並且叮囑他，這東西現在沒用，以後一定有用。

　　户口本是豎排字體，已經發黃了，上面寫的不是漢語，而是日文，是金廣陵爺爺的名字金復炯。日本於1910年攻陷朝鮮後，實行殖民統治，在朝鮮推行了日語。那時很多人逃離朝鮮半島，到了上海，在馬當路306弄4號建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金復炯在其中任職。此後他再也沒離開中國。

　　父親是跟着爺爺一起來的。爺爺死於1942年，據説是被日本人毒殺。然後二戰結束，中國內戰結束，新中國成立，父親帶着金廣陵一直生活在上海。到了1970年代，北朝鮮的人找上門來，邀請他去朝鮮，但父親拒絕了。他説他只願回韓國。他打聽過回韓國的可能，但是中韓兩國那時還沒建交，根本無路可走。直到臨終，父親也沒如願回國，他鬱郁半生，很少提及家世。

　　文革結束那年，中國曾有個政策，凡是有理由的家庭，可以修正自己户口上的民族。當時二十出頭的金廣陵很興奮，帶上韓國户口本，跑去淮陰路派出所，填了申請，從漢族改回朝鮮族。派出所的人沒見過韓國户口本，往上請示，一週之後，通過了修正。全家人都改回了朝鮮族，只有父親不為所動，連説“世上沒有韓國，改了朝鮮族也沒用”。直到去世，父親的身份證上仍寫着漢族。

　　離金廣陵的工作單位不到兩公里，就走到了宋慶齡公墓。爺爺金復炯就葬在那裏。曾經一同葬在那兒的，還有另一個韓國人吳永善——他曾在韓國臨時政府擔任法務部長，1936年病死於上海。早年的清明節，金家和吳家的後人都曾來掃墓，或許曾經擦肩而過，但兩家並不認識。

　　吳家比金家來中國更早，最初也住在法租界。為了逃避日本人抓捕，吳永善決定給家裏人改頭換面，吳家改姓胡，他的孫子名叫胡佩榮，比金廣陵小六歲。吳(胡)家住在普陀區宜山三村，距離金家，也就七八公里。胡佩榮還記得，文革時，父親被打成反革命特務，家也被抄了，家裏藏的韓國臨時政府的書信、照片，悉數被沒收。他那時六七歲，眼看着來人把家裏的魚缸扛起來往地上摔，想從裏面找到藏起來的反革命證物。

　　抄家以後，家裏經常悄悄來一羣韓國人，有時帶些韓國菜，都説韓國話，吃完飯就唱韓國歌曲，唱到興奮時，大家還會站起來跳韓國舞。胡佩榮聽不懂韓國話，只記得有人用中國話告訴他：“記住，我們都是韓國人。”父親也很少提及家世，被胡佩榮問起，回答的大都相似：“我們就是韓國人，要給老一輩爭氣，要做好事，不要做壞事。”

　　但對於金廣陵和胡佩榮來説，韓國仍很遙遠，上海才是現實。父輩們希望他們能永遠記住自己的身份，可是，就像胡佩榮常説的：“我是韓國人，卻聽不懂韓國話。”

　　金廣陵爺爺金復炯二也許沒有人真正清楚，抗戰之後，到底有多少韓國人留在了上海。幾十年來，這些後代已成了地道的上海人，説上海話，做上海生意，葬在上海。

　　他們的父輩，最初都是在朝鮮半島淪陷後流亡到中國的。1919年，朝鮮爆發了“三一運動”，日本人開槍殺死數千民眾，抓捕了幾萬人。革命者開始大批逃離，少數流亡到了蘇俄、美國，大部分則到了一水之隔的中國東北，成立了“朝鮮獨立軍”，開始與日本的武裝鬥爭。在全世界，流亡的朝鮮人建立了多個臨時政府，其中建立在上海的，就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遠在美國的李承晚被選為總統。

　　在中國，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全國上下正充滿了一種難以抑制的反日情緒。在這種氣氛影響下，無論是中國的民間團體，還是黨政軍有關人員，對於那些一直在進行反日運動的韓國革命人士，自然同仇敵愾。原先在東北抗日的朝鮮獨立軍，立即紛紛與中國義勇軍合作，組成了中韓抗日聯軍，積極展開了對日本關東軍的游擊戰鬥。到了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後，上海的韓國臨時政府，發動韓國人積極參與中國十九路軍、第五軍的抗日行動， 使得上海一帶中國軍民心理上與韓國人起了共鳴。

　　在上海，韓國臨時政府一邊逃避着日本人的追捕，一邊進行着半地下活動，反日方式以暗殺為主。暗殺最成功的一次是1932年的虹口公園爆炸案。當時，日軍的侵華主要戰場已經轉移到了華東地區，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失敗，日軍選擇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天皇生日)儀式，以慶賀他們在淞滬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

　　韓國臨時政府抓住了這個機會。時任臨時政府警務局長的金九和韓國青年尹奉吉決定進行暗殺。金九託人與上海兵工廠聯繫，製造特型炸彈。兵工廠採用當時最新技術，進行了幾十次試驗，製成威力巨大的炸彈。4月29日，虹口公園天長節慶祝會上，尹奉吉悄悄靠近主席台，將炸彈扔在主席台木板下。日軍的大將白川義則等人當場被炸死，另有幾名中將受到重傷，尹奉吉本人也當場殞命。會場大亂，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虹口公園”事件。爆炸案震驚國內外。雖然上海法租界再也保護不了韓國臨時政府，金九也被日本人通緝，但韓國人卻贏得了中國國民黨的重視與蔣介石的賞識。於是支援韓國獨立運動，便逐漸由原先中國民間團體的行為，開始轉變為中國國民政府的政策。

　　爆炸案後，日軍搜捕韓國革命者，金九隨時可能被抓，經國民政府中央組織部陳果夫等人安排，金九逃離上海，一路躲避到了浙江嘉興。在嘉興，金九得到浙江省民政廳長褚輔成的後勤支持，藏身於湖上的遊船，在船上，他召開了韓國臨時政府的國務會議，商議抗日復國的計劃。1933年初，金九在南京中央軍校正式見到了蔣介石，此後金九便確定取得了中國當局的大力支持。

　　得到國民政府的掩護和財政援助，金九在韓國革命團體中的聲譽越來越高，逐漸成為韓國臨時政府的實際領導人。為了擴大戰鬥力，金九想組建空軍部隊。國民政府在杭州的空軍學校收錄了多名韓國學生，並且在組建空軍的經費上，也給了金九贊助。除此之外，金九一派的革命者，也開始陸續進入國民政府擔任特務工作，主要負責蒐集日本軍事情報。

　　中國的抗戰隨着盧溝橋事件全面爆發後，金九也轉移了反日戰場，先去了長沙，後把韓國臨時政府從上海遷到重慶，他被選為臨時政府的主席。抗戰結束後，朝鮮光復，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和在美國活動的李承晚集團分別隨蘇、美軍隊而回到朝鮮半島。受美、蘇冷戰的影響，朝鮮半島以三八線為界分立南北。1945年，金九也回到韓國，但他反對韓國獨自建立政府。1948年他進入北朝鮮與金日成協商，希望建立統一政府，沒有成功。同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敗給李承晚。1949年六月，金九被暗殺。

　　所有這些父輩們的歷史發生時，金廣陵和胡佩榮都還沒出生。很久之後，金廣陵才得知，他的爺爺，曾擔任金九的秘書——但他對爺爺所知，以此為限。胡佩榮的父親有更多戰爭的記憶。爺爺吳永善去世後，父親加入了韓國抗日組織。1941年，在上海的大光明電影院，父親參加一次暗殺行動，向日本人扔了手榴彈，逃跑失敗，被堵在弄堂裏，隨後被日本人抓捕，一共坐了四年牢。出獄後，他就留在了上海，然後新中國成立，他結婚生子，隱姓埋名成了上海的一名兒科醫生。

　　他們當時為什麼沒有跟隨金九回到韓國?也許是金九的死亡，讓韓國的未來變得不可知，觀望之中，他們選擇暫時留在上海，但沒想到，中國也在那年發生鉅變。

　　金九送給金廣陵父親的照片。

　　金家留下來的户口本。三沿着重新漆過的木梯向上，金廣陵家的客廳在三樓。客廳牆上掛着一幅劉海粟的油畫。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前，爺爺金復炯曾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西洋畫專業讀書，劉海粟是校長。

　　金廣陵收集了金家和韓國有關的各種照片，有一張是金九送給他父親的，照片裏金九手扶枴杖坐着，旁邊簽了鋼筆字：“期待有遠大理想的金洪樂世侄惠存”。沙發上，還有一本韓語詞典，詞典裏面夾着一張白紙，上面是一些日常交際詞語——“你好”、“謝謝”等等。

　　退休後，金廣陵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上海外國語學院報名，參加韓語學習班。班上同學都是年輕人，十幾歲的為了學業，二十幾歲的為了找工作，就他一個人頭上有白髮，還拿着本認真記。老師和同學吃驚，問他為什麼。他就一遍遍解釋，他什麼都不為，就為了懂韓語，為了溝通方便。金廣陵每週去上課，回家也常捧着詞典看，學了一年，打開韓文網站，他馬馬虎虎能看懂，家裏收到韓國寄過來的資料，也不用老查字典。

　　在韓國，金廣陵還有一個親人，是他的表姐李元英。1990年，李元英的丈夫到上海交通大學交流任教，待了大半年。他試圖在上海尋找金復炯的後代，但無功而返。金廣陵後來説，他住得其實離上海交大很近，但即便路上碰到了，也不會認識。1998年，在韓國政府反法西斯週年的紀念活動上，李元英認識了一箇中國老頭，延邊人，恰好知道金廣陵一家。隨後，通過韓國政府，委託到上海市政協，李元英第一次找到了表弟。次年，他們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大堂相認。金廣陵不會説韓語，李元英不會説中文，兩人只能用英文交流。她隨身帶着的，就有一枚韓國政府頒發給金復炯的獨立運動勳章。

　　韓國一直尋找獨立運動革命者的後代。到了2004年，韓國法務部發布公告，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那些對韓國獨立運動有功的家族。金廣陵得到消息，很興奮，他帶着父親叮囑過的那本已發黃的韓國户口本，找到了韓國領事館。領事館要求提供革命活動記錄、新聞報道和檔案資料。為了蒐集這些證據，金廣陵開始往上海圖書館跑。那時他還沒退休，只有週末有空，前後跑了幾十次圖書館，一年下來，找了一堆材料，終於證明了身份。

　　2005年，金廣陵得到了韓國政府頒發的“獨立有功者”榮譽勳章。次年，他就向韓國報了户口，把中國國籍改成了韓國國籍。韓國歡迎這些獨立有功者的後代移民回去，並且承諾給予一筆二十到三十萬的安家費。回去韓國，曾是父輩們的夙願，但金廣陵回不去了：“回到韓國雖然會被政府重視，可是沒有社會基礎，生活成本也高，我當然得留在上海。”同樣回不去的，還有胡佩榮一家。

　　1992年中韓建交後，韓國政府曾派人到上海，找到他們。爺爺吳永善的骨灰也從宋慶齡公墓搬回了韓國。那是胡佩榮的父親第一次回韓國，他手捧骨灰，被韓國國家電視台直播，後來存了一盤錄像，帶回國內。父親是很想回去的，但那時三個子女都已在上海各自有了工作，他沒法獨自回國。2002年父親去世，葬在上海。

　　令人意外的是，韓國抗日英雄的子孫胡佩榮，不懂韓語，卻對日文卻很精通。早在1987年，胡佩榮就去了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半工半讀，一邊在餐廳端盤子賺生活費，一邊學日語和法律。大學讀了四年，所有的日本同學都不知道胡佩榮是韓國人，即使關係最親密的朋友，胡佩榮也守着自己身世的秘密。那時，他每週都和父親通電話，父親經常提醒他一句話——“全世界最不講信用的，就是日本人。”

　　胡佩榮畢業後直接進了日本的一家外貿公司。那時中日貿易剛剛興起，中日合資企業越來越多，日本老闆看中了胡佩榮的中國背景，希望他將來負責中國區的生意。從基礎的服裝裁剪和縫製，做到後來的外貿交易崗位，胡佩榮幹了四年，摸清了門路，然後辭職自己開了公司。他從日本買服裝原材料，運到蘇州、崑山加工，做好服裝，再銷往日本。

　　父輩的歷史已過去，時代變了。2010年，胡佩榮第一次去韓國，參加獨立運動有功的紀念活動。坐着韓國政府安排的汽車，在首爾繞圈參觀。一年後，他自己報了旅行團，一個人去了濟州島，“為了再感受一下”。多年前他還有些想法，一直拖着不結婚，想把根子落回韓國。但現在一晃五十多歲，他也滅了這個念頭。2015年夏天，他終於結婚，那時女兒已五歲了。在上海，胡佩榮的客廳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潔。他自己應該不會學韓語了，但打算讓女兒學。如今他也成了父輩。

　　在日本時，胡佩榮經常買日本電器帶回來給父親。他買過東芝牌的冰箱和電視機，尼康的照相機，父親不説好，也不説壞，一直用着。胡佩榮記得，自己還買過一台五萬日元的收音機帶回家。那台收音機的特別之處是能收到國外信號，父親拿在手裏，不斷調試，希望尋找來自韓國的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