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本不該出現在仕途，他們的特性與仕途的要求相去太遠。可是古代環境下的價值觀，又讓詩人時刻不忘身份價值的追逐，同時社會的價值認同，又驅使他們進入崎嶇的仕途。用今天的話説，他們就是一羣入錯行的人。
不過，我們也沒必要為此惋惜，不得志正是詩人創作的原點，離開了這個原點，詩人的生命也就終結了。
詩人，包括其它類型的文學家，他們身上有着與眾不同的塑性，越是偉大的詩人，其特質越強烈。而這些獨特的地方，往往與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強烈衝突。
1.特質：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詩人是感性動物，他們能讀得懂秋風的悲，河流的暖，山川的博，綠色的情；他們的筆可以攪動人的心扉，可以撩撥人的慾望，可以刺破人的夢魘；哪怕一粒塵埃、一絲清香、一個淺笑，在他們的世界裏，都是萬千氣象。
所以，他們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悲情主義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質跟詩人完全相反，兩個字足以概括——現實！他們是現實主義，思維模式必須是理性的。
魯迅先生曾經撰文回憶，他在日本仙台大學學醫的經歷，説他有一次畫人體血管時，覺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將它挪了一點位置，顯得更美觀。這就是典型的感性對理性的“戕害”，果然後來魯迅先生棄醫學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調味劑，理性才是主食，詩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陳醋的混雜世界，這種特質是天賦，給了他們在藝術領域的入門證，又把他們阻擋在仕途之外。
2.能力：才華的幾個誤解
詩歌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愫就是“懷才不遇”，如韓愈的“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曹植的“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蘇軾的“新恩猶可覬，舊學終能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似乎詩人是古代最倒黴的一個羣體，明明裝的一肚子學問，卻被人當作啤酒肚。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怨氣沖天的詩人們，拉出來曬曬，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數只能説是有“才”，卻無“能”。
我們常説“才能”，其實“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識儲備量，有才的人儲備量大，知識廣博，往往表現為敏鋭的洞察力，可以稱之為“有見識的人”。能，則是解決問題的實際操作能力，它跟知識儲備關係不大，往往取決於人的社會閲歷、性格、胸懷等方面。
舉個簡單例子，張良陳平就屬於“才人”，劉邦就是“能人”。酈食其當初應聘時就對劉邦説：你的見識和品行都不如我！劉邦一點不生氣，這是實情，酈食其説的是“才”，劉邦確實自認才華不夠。
大詩人王維，進士出身，才華橫溢，中進士當年就被任命為太樂丞，居然在一次典儀中，安排伶人舞黃獅子。按唐律規定，黃獅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這個大烏龍導致他開局不順，被貶地方。安史之亂時又被迫出任偽職，差點因此被砍頭。
詩人們認識不到才與能的區別，把“能”視作低級吏員該做的事，不屑於參與，自恃才華空悲切。
3.性格：念着中庸走極端
詩人的性格缺陷幾乎是通病，他們孤傲、清高、脾氣古怪、行為乖張，不合羣，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縱不羈，一邊念着中庸之道，一邊走着極端的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幾年，挖門盜洞四處拜山頭干謁，寫了很多拍馬溜鬚的詩歌，終於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可是不到一年時間，老毛病又翻了，沉迷於酒色山水，唐玄宗經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勝任。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李白又恃寵而驕，瞅誰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貨，與唐玄宗身邊的人矛盾不斷。高力士着靴這個故事雖然是編的，但李白當時的心態確實就是如此。
極端化是文學表現形式的慣用手法，詩歌極度誇張，極端情緒的表達，才能形成強烈的感染力，才能與讀者形成共鳴。政務則不行，那是個很“低級趣味”的活，詩人的性格不適合。
4.權謀：燒傷的是自己
古代詩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範，他們清澈如水，執拗又單純。這個人羣與權謀二字很難沾邊，可是仕途離不開權謀，越往上層越如此。
詩人們固執地以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場之道，結果灼傷了自己。
蘇東坡大概是中國最偉大文學家，他的詩詞高度曠古爍今。但是蘇東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剛一出道就被譽為未來的宰執，可結果一輩子在京城沒呆幾年，反倒是風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聞了，離宰相的位置越來越遠。
蘇東坡一生有個“可愛”的毛病——不識人，看着誰是好人，結果一次又一次受傷害，很容易被人忽悠瘸了。
跟詩人談權謀，就像跟井底的娃談天一樣！
所以，詩人本質上是不適合混仕途的，他們的特性決定了與仕途的不匹配，從事仕途對詩人來説，不光是趕鴨子上架，更是對個人才華的壓抑和浪費。
按我們今天的理解，既然詩人不適合當官，乾脆當個文學家就算了，何必往仕途擠？如果你這麼對詩人説，他會瞪大眼睛衝你吼：“人怎麼能這麼墮落？”
我們今天的人都讀書，古代讀書人太少，這羣人被稱為士族階級。士族階級是一羣思想被固化的人，孔子為他們設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標——當官。
從帝制時代開始，人分士農工商，在世人眼裏，士族高人一等。士族唯一的追求就是當官，這是個人身份和價值的唯一表現。孔子的學生樊遲，向他請教種地，孔子罵他是“小人”，意思是讀書人怎麼能做種田這樣的下賤活？太沒志氣了嘛！
所以，儒家為自己設定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四步走進階模式，誰要是脱離這個模式，就不算士族階級，就是自我毀滅，就是自甘墮落。
我們今天不在乎做什麼，而在乎能不能做到極致，把它當作個人價值的衡量標準。古代不是，古代把身份當作價值標準，所以必須做官，必須維護“士”的身份。
縱觀幾千年歷史，有幾個讀書人能擺脱這個束縛的？寥寥無幾。
除了社會階層，這個價值觀的固化影響，客觀上，古人所能從事的職業選擇太過狹窄，這個環境不是靠個人能力可以突破的。
假如李白等人活到今天，他恐怕能樂得飄起來：背個酒壺，帶上手機，就可以浪跡天涯了。走到哪兒先把自己喝個半醉，即興寫吟唱幾首，發到網上。醉卧山林溪邊，一覺醒來，哇！空間爆了，全國的媒體都在轉載他的新作，合約、打賞雪片般向他飛來。高興之餘，他可以玩個直播，互動一下，幾小時之後，原本空寂的山野，擠滿粉絲......
當什麼官吶，我李太白就是真神仙！
是不是為古代詩人們惋惜，太生不逢時了。生不逢時嗎？未必吧，估計李白生在今天，只有兩個結果，一是繼續憤懣不得志，從詩歌的幻想中尋找快樂；二是短暫的快樂之後，再也不會寫詩，李白徹底變白！
詩人離不開大起大落的心境煎熬，偉大的詩篇都是在這種煉獄中誕生，詩人也離不開悲歡離合感性世界的強刺激，否則他們的“詩界”就要枯萎。
所以，偉大詩人是天賜，不得志是老天撒向他們的營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