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魯迅的原配夫人，一個傳統的、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被世人遺忘太久了。她一生深居簡出，所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尋味。
1
4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原配夫人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其實，這句話更深刻之處在於，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憐的處境。
後來，魯迅與許廣平結合，生下海嬰，最終離開舊家庭，走向新天地開始新生活，拯救了自己，而朱安只能留在西三條，留在“黑暗的閘門”裏面。
一生孤苦、毫無謀生能力的朱安，在魯瑞和魯迅去世後，與一個老女傭相依為命，晚景淒涼。從朱安的角度看，魯迅首先不是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也不是“民族魂”，而是一位嫌棄、冷落她20多年、最後帶着女學生許廣平離她而去的丈夫。
2
魯迅太偉大，朱安太渺小。所以，儘管他們是結髮夫妻，但人們看魯迅的時候看不到朱安，或者儘量不看朱安。
魯迅去世之後許壽裳編魯迅年譜要寫及朱安，甚至專門給許廣平寫信説明，請求諒解。1944年10月，因保存魯迅藏書問題唐弢等人來到西三條，與年邁、貧病交加的朱安商談，朱安憤怒了，説：“你們總説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這聲音浸透了淚水，飽含着四十多年的悲憤與委屈。
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但她卑微的一生中，作為魯迅的夫人，她做到了有尊嚴地活着；魯迅死後，任憑窮困怎樣地逼迫她，也不忍心賣掉魯迅先生的遺物，確實無愧於魯迅夫人的稱呼。
朱安在周家位置尷尬，在後人對魯迅的敍述中更為尷尬。在建國後的大概30年中，朱安被排除在魯迅研究之外，甚至成為禁區。現在看來，朱安的被漠視、被排斥，證明着“我們”的專斷、醜陋、殘忍與自欺欺人。值得慶幸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朱安終於“浮出歷史地表”，引導人們看到更為真實的歷史與更為全面的魯迅。
3
（以上導語中的部分段落摘自董炳月先生所著《魯迅的朱安，朱安的魯迅》一文，在此感謝；以下內容摘自喬麗華所著《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一書。）
1925年的魯迅
“養女不過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兩家訂立婚約，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魯迅也曾回國探親，但婚禮並沒有舉行。我們不知道朱安的父親朱耀庭究竟去世於哪一年，他終年尚不到50歲，從朱安的年紀推算，大概就在這期間。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也給了魯迅一個拖延的藉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於紹興，終年68歲，魯迅並未回國奔喪。1906年，轉眼又是兩年過去了，紹興向有“養女不過二十六”的規矩，而朱安已經28歲了。
朱家台門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但朱安的遠房叔祖朱霞汀及父親朱耀庭相繼去世，對朱家台門想必是不小的打擊。還有一點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歲月，在那個年代，到了她這樣的年紀還沒有出嫁，處境無疑是很尷尬的。
從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裏，可以看到那一對窄而尖的三寸金蓮。明清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在精美小鞋裝飾下的一雙纏得很好的雙腳，既是女性美，也是階層區別的標誌。”當時一般紹興女子都纏足，否則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約5歲至7歲的時候，母親或族中的婦女就為她纏足，以便將來嫁個好人家。卻沒有想到，有一天這雙小腳會變得不合時宜。
據周冠五回憶，魯迅曾從日本來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魯瑞則叫周冠五寫信勸説魯迅，強調這婚事原是她求親求來，不能退聘，否則，悔婚於周家朱家名譽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沒人要娶了。作為讓步，魯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進學堂，但朱家拒絕了。
魯迅在日本時期，並沒有特別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見，他見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夠閲讀，寫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裏，留辮子、纏足都是野蠻的土人的習俗，這使許多留日學生深受刺激。實際上，自康梁維新以來，國內也有逐漸形成戒纏足的輿論，放足思想已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紛紛成立不纏足會或天足會，響應者也很多。
但在內地鄉野，此種陋習要革除並非易事，清末的紹興顯得相對閉塞，朱家看來也是個保守的家族。應該説，魯迅勸朱家姑娘放腳讀書，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真心希望縮短兩人之間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寫信，互相通通信，或許多少能培養出一些感情吧？
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朱安在這兩方面都沒能做到。
在當時，朱安的年紀確實很大了，朱家本來已經憂心忡忡，偏偏有傳言説魯迅已經和日本女人結婚，而且還有人親眼看見他帶着兒子在神田散步。這使朱家十分驚慌，也最終促使魯瑞下決心把魯迅召回國。多年以後魯老太太懷着內疚對人説起她把魯迅騙回國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兒年紀大了，一再託媒人來催，希望儘快辦理婚事。因為他們聽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謠言，説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實在被纏不過，只得託人打電報給大先生，騙他説我病了，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回來了，我向他説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婚。
因為魯迅遲遲不歸，使得周朱兩家的長輩都很焦急。不得已魯瑞略施小計，託人打電報謊稱自己病危，讓魯迅速歸。同時開始重修家中的房屋，準備為魯迅辦婚事。
三弟周建人當時18歲，在離家很近的塔子橋邊的馬神廟裏的小學教書，母親是否曾託他寫信或打電報給大哥呢？遺憾的是在他的回憶裏全然沒有提及。據他回憶，1906年夏初，他從學堂回到家，看見家裏來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這時他才知道，母親急於修理房子，是因為準備給大哥辦婚事了。
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憶：“為什麼荒廢了幾十年的破房子，在這時候重新來修造的呢？自從房屋被太平天國戰役毀壞以來，已經過了四十多年，中間祖父雖點中了翰林，卻一直沒有修復起來。後來在北京做京官，捐中書內閣，以及納妾，也只是花錢，沒有餘力顧到家裏。這回卻總算修好，可以住人了。這個理由並不是因為有力量修房子，家裏還是照舊的困難，實在乃因必要，魯迅是在那一年裏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樓上兩間乃是新房，這也是在我回家之後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説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裏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裏也説：“……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説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
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説的那麼簡單，但他的説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的會上他也説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説：‘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説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傢俱全新，一切結婚的佈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作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假裝大腳的新娘
1906年農曆六月初六，魯迅與朱安在周家新台門的大廳舉行了婚禮。從1899年與周家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婚儀式，朱安等了七年，終於等來了這一天。她想必也隱約聽説了，周家少爺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也許，就是在長達七年的近乎絕望的等待中，她記住了長輩們常在她耳邊説的那句話：“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
按當時紹興風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恥辱。既然和周家少爺訂了婚，那麼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沒有退路。這或許也註定了她日後悽風苦雨的一生。
參加婚禮的有三個台門裏的本家，還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門的熊三公公是族長，這天前來主持拜堂。對舊式婚禮種種繁瑣的儀式，魯迅均一一照辦，沒有任何違抗。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説：“那時家裏人因為聽説我是新派人物，曾擔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對舊式的婚禮。可我還是默默地按他們説的辦了。”
結婚當天，周家少爺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頭上的假辮子，對此，魯迅的從弟周光義曾有一番繪聲繪色的描述：“六月初六這一天，新台門周家辦起喜事來。早上，新郎本來是剪掉辮子的，如今戴着一頂羅制的筒帽（有點像後來的拿破崙帽），裝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辮子，身上的服裝用套袍，外面罩上紗套，腳上穿着靴子。禮堂不知道什麼道理設在神堂下。
新娘從花轎裏走出來，看去全身古裝，穿着紅紗單衫，下邊鑲有棉做的滾邊，下面是黑綢裙。一對新夫婦拜堂過後，被老嫚 舊時越中陋俗，墮民只能從事賤業，不得與四民通婚。女性墮民俗稱'老嫚'，從事逢年過節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慶弔諸事去幫幫忙之類的營生，從中得到若干賞錢、賞物。等人擁擠的送進樓上的新房。”
周光義出生於1906年，系周椒生長孫、周仲翔長子。周椒生是魯迅的堂叔祖，曾把魯迅、周作人等介紹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魯迅結婚的場面顯然是周光義從長輩那裏聽來的，或者是按照舊式婚禮的通常情況推想出來的。
魯迅裝一條假辮子的事，給參加婚禮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記得很清楚。魯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辮子，然而在婚禮上卻須一切照舊，要裝上一條假辮子，戴上紅纓大帽。這對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先驅的魯迅來説，無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裝大腳。據魯老太太回憶，魯迅曾從日本寫信回來，要求朱家姑娘放腳：“大先生不喜歡小腳女人，但他認為這是舊社會造成的，並不以小腳為辭，拒絕這門婚事，只是從日本寫信回來，叫家裏通知她放腳。”
周冠五在《我的雜憶》裏也説：“魯母知道我和魯迅在通信，就叫我寫信勸他，我寫信後得到魯迅回信，他説：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腳已放不大了，婦女讀書不大好，進學堂更不願意。”
從魯迅這方面來説，最初似乎也試圖和未婚妻有所溝通，縮短彼此的距離，可是朱家並沒有理會他提出的條件。朱安的態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魯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學的洗禮，不僅自己剪了辮，也很反對女人纏足。這一點朱家也明白，於是這天朱家特意讓新娘穿上大一號的鞋子，假裝大腳。多年以後魯老太太回憶婚禮的情景，説了這樣一件事：結婚那天，花轎進門，掀開轎簾，從轎裏掉出來一隻新娘的鞋子。因為她腳小，孃家替她穿了一雙較大的繡花鞋，腳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轎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來了。……當時有些老人説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這些話，但願這門親事順利。婚後沒幾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讀書。
朱家族人對當年婚禮上一些小小的閃失也始終耿耿於懷：“魯迅結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親上加親，我不僅去做了送親的舅爺，還接連的吃了好幾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過了堂，雙雙被人送入洞房，當新郎走上樓梯的時候，賓客擁擠，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隻新鞋。又有一個賀客，被招待住在一間裝有玻璃的房子裏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牀以後，講話欠檢點，向我説他在昨夜遇鬼。你想，這人冒失不冒失！”
這是朱安的遠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後的憶述。在朱家人看來，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賀客説話欠檢點，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來，新娘鞋子掉下來，是很不吉利的。
據周光義説，身為新郎的魯迅，那時看上去是個英俊的青年，臉上生着白白的皮膚，身材比新娘高一點。而新娘顯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長的馬臉，別的外表的缺點似乎沒有。這樣的兩個人，在老輩人眼裏至少是可以過日子的，他們兩個為什麼婚後過不到一起？雙方的家長都想不通，只好歸因於婚禮中一些不好的兆頭，互相埋怨，互相責怪。
新婚之夜
魯迅和朱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紹興魯迅故居，樓下是小堂前，魯迅接待來客的地方，樓上，那一排木板窗，就是朱安和魯迅結婚的新房。（作者攝於2008年11月）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佈，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着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着一張紅漆的木牀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據他的回憶：“這年夏天，魯迅先生從日本回來與朱女士結婚的。這一次時間很短，我與魯迅先生也沒有講話，他當時的穿著怎樣我也記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卻還記得。
魯迅先生結婚是在樓上，過了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裏去了，聽説印花被的靛青把魯迅先生的臉也染青了，他很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後來知道是魯迅先生對這樁包辦封建婚姻很不滿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書房裏睡了。”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裏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着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説，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着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兩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裏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牀邊的一張牀裏。
王鶴照説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台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牀上，説：“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接下來是“頭箸飯”，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着轎，老嫚、吹手跟在轎後，先到當坊“土穀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裏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後，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嫚、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等八句頭説完後新夫婦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説：‘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前清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魯迅為什麼會這麼失望。
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
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説“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於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説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説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其實，這句話更深刻之處在於，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憐的處境。
“禮物”，《現代漢語詞典》釋為“為了表示尊敬或慶賀而贈送的物品，泛指贈送的物品。”朱安是一個人，怎麼能説她是一件贈送給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實又的確如此。按照法國人類學者列維·斯特勞斯的説法，在原始社會或者説是野蠻社會中，“婚姻是禮品交換最基本的一種形式，女人是最珍貴的禮物。”“組成婚姻的交換總關係不是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間建立起來的，而是在兩羣男人之間。女人僅僅是扮演了交換中的一件物品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夥伴……”
在中國兩千多年來一夫多妻制的社會里，女性向來只是一件附屬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禮物”，她的命運取決於能否被贈送到一個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愛或善待。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説，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作主，結婚後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
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麼就隨便他怎麼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説，他還是個主動者。婚後沒幾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
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其時的考慮是這樣的：“經過兩年的學習，魯迅已經學完醫學校的前期的功課，因思想改變，從救濟病苦的醫術，改而為從事改造思想的文藝運動了。所以，決心於醫校退學之後回家一轉，解決多麼延擱的結婚問題，再行卷土重來，作《新生》的文學運動。”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裏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裏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説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喬麗華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掃下方二維碼，關注公眾號
喜歡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説説自己的意見，我們一起來討論，分享自己的觀點，説的不對的也要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