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俠氣”到“人味”,金庸作品中“俠”的概念為何一步步消退
“餘縱橫江湖三十餘載,殺盡仇寇,
敗近英雄,天下更無抗手。唯隱居深谷,以雕為友。”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先生在2018年永遠離開了哦們,上帝想要看武俠小説於是金庸先生去了。先生千古,他的一生並不是庸庸碌碌的一生,他留下的作品也足以傳世。
讀先生的作品離不開一個字“俠”,先生的作品裏不乏大俠,他們懲奸除惡伸張正義;他們善良正直熱血 ,永遠昂揚。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陳家洛,郭靖,喬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這個中國古代的概念所藴含的深刻意義就是救國救民,不計回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
金庸先生的作品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俠”這個概念似乎在一步步消退。主人公越來越像一個“人”,陳家洛郭靖喬峯大多都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了國家民族義無反顧的偉大形象出現,而到了韋小寶那樣一個混混也能混的 如魚得水,還有一眾大俠跟隨他。金庸作品為什麼會出現“武俠”精神的消亡?實用主義哲學的興起
金庸先生早期的作品都透露着一股濃濃的“俠”的味道。大俠們往往身懷絕技,武藝超羣,拯救百姓於危難之中。哪裏有不平,哪裏就會有俠出現。他們為了伸張正義可以置個人利益於不顧。
陳家洛可以犧牲自己的愛情,把香香公主送給乾隆。司馬遷説“所謂俠者,其言必行,行必果,己諾必城,不愛其軀,赴士之扼困,千里誦義者也。”太史公對於俠的判定就是言出必行,救人於危難之中,不顧自身安危,顯然陳家洛就是我們歌頌的傳統武俠形象。
但是陳家洛這樣的大俠真的存在於現實生活中嗎?陳家洛固然偉大,但是他似乎脱離了“人”這一形象,缺少了“人味”。
以至到後來的《碧血劍》袁承志是一個身懷國仇家恨的人,身上揹負着殺父之仇要報。但是自己的仇人是皇上。為了國家大義,俠最終可以放下仇恨,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的後面。從陳家洛到袁承志,俠漸漸走下神壇貼近現實中的人,主人公漸漸有血有肉,不再是完全的無私,也會被仇恨矇蔽,但是最終還是都會以國家民族為主。
20世紀以來,實用主義哲學興起。人們普遍認為精神層面的東西是虛的,這也影射到先生的作品中。傳統意義上的大俠似乎不再具有現實意義。屈原“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不再被推崇,取而代之的是“好死不如賴活着”;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了國家大義置個人生死於不顧,而實用主義哲學倡導的則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而大俠就是可以為了自己所堅持的信念死的形象。俠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可以置私利於不顧。俠永遠正氣凌然,從不偷奸耍滑。而韋小寶這一形象實在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俠,他坑蒙拐騙花言巧語,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當然可以犧牲別人。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甚至還有一眾武功超羣的大俠圍着他轉。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
“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是大俠的一貫形象。在春秋戰國的自由土壤裏,長滿了俠氣。司馬遷《刺客列傳》記載的五位刺客都堪稱大俠。他們重信義,講承諾,對於他們來説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士為知己者死,荊軻為了報答太子丹,深入秦王宮去刺秦王,壯士扼腕,易水訣別。荊軻知道此行無論是否成功,都不能活着回來了。然而在封建王朝是不會有這樣跨越階級的交往與信任的。
《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即使表面上看和康熙是好朋友,但是封建皇權永遠是高高在上的,即使是親兄弟之間也可能鬥得你死我活。韋小寶善於溜鬚拍馬左右逢源,極大的滿足了皇上的虛榮心,而像郭靖喬峯這樣坦坦蕩蕩的大俠是不屑於做這些也不會做這些事的。
鋤強扶弱一心為民的大俠在封建王朝生存不下去,俠有自己一套道德標準並且遠遠高於常人,不受世俗禮法的束縛,更不會對統治階級奉迎獻媚。郭靖有多老實,韋小寶就有多狡猾。郭靖樸實善良剛正不阿,一步步成為大俠靠的是自己實實在在的努力,他不像小寶那樣圓滑,甚至有些“傻”,在國家面臨危難的時候,他挺身而出,救國救民,最後為國戰死。然而郭靖這樣的俠大多也只存在於小説中,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會被奸人陷害。
《鹿鼎記》中雖然小寶是主角,但是小寶的師傅陳近南,卻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大俠,行走江湖,鋤強扶弱,集結了“俠”的所有美好品質於一身。“為人不識陳近南,縱稱英雄也枉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英雄一個大俠,最後卻也沒有好下場。金庸先生小説中俠的精神在這裏消亡了。
在此之前,金庸先生小説的主角大多都是為國為民凜然正氣,最終和所愛的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郭靖有他的黃蓉,楊過有他的姑姑,張無忌有趙敏。然而現實生活中真的是這樣嗎?俠有自己的道德底線,孟子所“人先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但是像韋小寶這樣的人就是為了自己的慾望什麼都可以為,對於這樣的人,俠怎麼與之抵抗,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放下自己所堅持的信仰,那這樣還是俠嗎?俠的多面性
俠和武的關係,傳統意義的上的俠一定會武術,但是會武術的不一定是俠。武只是俠的容器,而一個絕世高手要成為人人景仰的大俠,還需要有一顆鋤強扶弱,幫扶弱小的心。在俠的觀念裏,劫富濟貧是常有的行為。但是在法制社會,劫富濟貧確實不符合法律規範的,俠奉行的是心中的道德標準。一個人摳門吝嗇惡毒,損人利己,我們可以説他不道德,但是他並沒有違反法律規定,這就是俠的信仰的道德標準和封建法律背道而馳的地方。
從陳家洛到郭靖喬峯再到楊過。金庸先生對俠的定義逐漸多樣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陳家洛表現的只是傳統意義上的俠,為國為民,學成之後積極出世拯救天下蒼生。但是這樣的俠士沒有個人性格的凸顯,似乎已經被神化了,呈現給我們只是千篇一律的大俠風範。
而到了楊過,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出不同,楊過不受世俗禮法的約束,更加的有個人風範更加的不受約束。對待愛情,他更不是可以為了義氣舍愛人於不顧。楊過和自己的姑姑在一起,有為常理,但是他一意孤行,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喜好,而不是一味奉行俠的那一套精神,原本高高在上只能仰視的“俠”也有了正常人的七情六慾。
金庸先生對“俠”這一定義設置更加寬泛了 ,俠也可以像楊過一樣率性而為,俠也有自己的偏執,並不一定就永遠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
金庸先生的小説伴隨我們這一代又一代人長大,每一個人應該都有過武俠夢。夢想自己叱吒武林,夢想自己也能在哪天得到一本秘籍,然後成為碾壓眾生的高手。大俠鋤強扶弱,路見不平就拔刀相助,劫富濟貧。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也只是想想,那畢竟是藝術,藝術高於生活,但是藝術也源於生活。我們普通人又未必不能做俠。
在生活中,敢於和社會上的惡勢力作鬥爭,敢於對不平提出抗議,即使沒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氣勢,也要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韌性,這就是大俠風範。現代生活不能沒有“俠”
金庸先生説過“俠就是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人家主持正義,這種精神在社會上永遠存在的 ,永遠有的 ,這種俠的精神永遠存在的”。先生説俠的精神永存,雖然在他的作品中俠這種精神呈現的是一種消亡的狀態,但並不代表俠的精神會消失。
我們這個社會永遠需要俠,今天的俠不需要精湛的武義,只要有一顆幫扶弱小的心。今天我們常説的“鍵盤俠”是俠嗎?我認為不是,鍵盤俠們在網上大肆發表自己的意見,中傷他人,即所謂在“網絡上重拳出擊,在現實中唯唯諾諾”,這樣的人完全與傳統意義上的俠背道而馳。
我們的社會需要“俠”,雖然現代社會安保制度已經很完善了,有警察保護我們的安定,不需要俠來除暴安良。但是在那些法律觸不到的角落,仍然需要俠,如果所有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麼老人跌倒還會有人扶一把嗎?公交車上看到劃開別人錢包的小偷,我們敢於開口嗎?這都是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也都能放大為21世紀的“俠義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