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國家公園迎考記

10月12日，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峯會上，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

武夷山國家公園跨福建、江西兩省，保護面積1280平方公里，分佈有全球同緯度最完整、面積最大的中亞熱帶原生性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是我國東南動植物寶庫。

然而，作為開發最早的旅遊景區之一，武夷山景區不僅面臨着互聯網時代旅遊出行模式的沒落，更面臨傳統山嶽型景區的轉型升級。以旅行社為主的傳統旅遊出行方式無法滿足大眾多樣化旅遊體驗的業態已現端倪。

對於國家而言，“國家公園”是以國家為名打造的國家名片，從保護生態環境到展現國家形象都有着跨時代的意義。而在武夷山旅遊從業人員眼裏，國家公園的名號同時也是一道“金光閃閃的緊箍”，在開發與保護之間，當地旅遊從業人員也在尋求着轉型和出路。

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副局長陳威表示，“國家公園的任務，就是兼顧經濟發展跟生態保護的世代傳承，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武夷山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麻粟村的竹林和村民。受訪者供圖

“旅遊怎麼總是不温不火?

10月26日，武夷山天氣晴朗。

31歲的竹筏工胡燁站在星村鎮九曲溪竹筏碼頭等客。他個子不高，濃眉厚唇，黝黑的手臂上青筋凸起。

過去十二年，胡燁都在九曲溪上撐竹筏為生。九曲溪位於武夷山國家公園內，原屬於武夷山風景名勝區，“早年因有三彎九曲之勝，所以被稱作九曲溪。”武夷山國家公園設立後，它被統一劃入國家公園內進行管理。

10月26日，武夷山國家公園內九曲溪竹筏碼頭上偶見載客竹筏啓程。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胡燁走上筏尾，左腳踩着筏上的木板，右腳輕踮着筏沿，身子一起一伏，離岸而去。“咔噠”——竹篙下端的鐵尖撞擊溪底的鵝卵石，水泡咕嘟咕嘟湧上河面。

胡燁將竹篙插入水底，用力一頂，竹筏調轉方向，利劍入鞘般鑽進泊筏之間的空隙。他一個箭步跳上岸，迅速將綁排繩套在岸邊的纜樁上。“這叫‘倒車入庫’。”

與此同時，在距離竹筏碼頭三公里外的南源嶺民宿村，停車場裏曬滿了稻穀。這裏原本是供給前來住宿的遊客停車的，而今，車輛寥寥，只有金黃一片。

由於地處景區周邊，不少村民將自住房改建成民宿。而正是在這旅遊的“黃金十月”，村民陳進華的民宿只住進了四位房客，還有空房十幾間。他説，許多村民不得不打出“買一晚送一晚”的營銷活動，住客卻仍罕見。

一直到傍晚，陳進華等來了一名新客人。

他對此司空見慣。開始經營民宿後，他的生意始終平淡。但他同時也不理解：“武夷山上世紀就被評上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地了，還是5A級風景名勝區——旅遊怎麼總是不温不火?”

對胡燁而言，“九曲溪竹筏”項目倒曾有過輝煌的過去。他回憶，早年，坐筏的門票相當難求，當地人都需要通過各種私人渠道求票。忙起來時，碼頭上不見一隻竹筏，“全在溪上。”

如今，碼頭邊擺滿了閒置的竹筏。

直到傍晚，胡燁仍然沒有等到他的第一班客人。“今天又被碼頭放鴿子咯!”另一位竹筏工吆喝着，將竹篙扛在肩上，離開了碼頭。

“金光閃閃的緊箍”

武夷山旅遊產業的風光起落，被35歲的肖阿利看在眼裏。

他做過導遊，開過旅行社，後來又成立了旅遊企業。他稱自己在武夷山旅遊業中摸爬滾打了11年。

肖阿利回憶，最早時，武夷山在國內是小有名氣的。“那會兒互聯網還不發達，旅行社的推廣都是靠報紙上的豆腐塊廣告，靠地推和旅遊黃頁。”要宣傳武夷山，只能依賴“口口相傳”。

彼時交通也不發達。肖阿利舉例，曾有一批上海的遊客到武夷山來，先坐火車到江西，再從江西轉乘旅遊大巴而來。直到2005年前後，武夷山的機場、高速公路陸續開通，武夷山的旅遊業迎來了第一個小高潮。

“當時武夷山的一批導遊是非常厲害的，被派到全國各地做辦事處，比如金華、衢州、寧波、杭州、南京、蘇州、無錫、南昌等等，1000公里內全部輻射。”肖阿利也在這期間賺到了第一桶金，“那會兒旅遊沒有什麼產業的概念，純粹就是房、餐、車、門票的一個產品組合，然後旅行社從中賺差價。”

而後進入了高鐵、互聯網時代，肖阿利明顯感覺到，各大景區的散客數量急劇增加，傳統的旅行社模式不再是大眾出行的首選。“互聯網時代，信息變得非常對稱，客户會比價，旅行社進入了一個非常惡性競爭的狀態。”由日新月異的市場決定生存後，肖阿利眼見着武夷山一批中小型旅行社走向沒落，過去旅遊的黃金年代，也進入一個步履艱難的階段。

國家公園的設立，或者是一個“金光閃閃的緊箍”——肖阿利説，當地生態被保護得更好，可能會吸引更多遊客前來，同時利於配套經濟的發展。但他也不無擔心：保護生態必然限制旅遊項目的開發，會不會進一步衝擊當地的旅遊產業?

10月31日，武夷山國家公園入園口。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他提到，五六年前，景區曾提議做一個蹦極項目，“100多米高的一個‘水簾洞’，能蹦極的話，可以吸引來多少遊客?”但出於保護“雙世遺”地區的生態考慮，這個提議被管理部門否決了。

他也曾提議在一處形似鷹嘴的山峯頂上設立網紅拍照點，但景區又擔心未開發的山峯承載太多遊客容易破壞生態。

“實際上對我們旅遊從業者來説會有一些吃力。設立國家公園後，豈不是一草一木一石一山更不能動了?”

武夷山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王告訴記者，景區曾想在南入口建一個遊客中心，從項目審批到中心落地，共花了六七年時間。

吳王坦言，酒香也怕巷子深。對比同是國內四大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之一的黃山，其景區每年投入1億多的營銷費用，武夷山景區年均營銷費用僅在200萬左右，存在營銷投入不足、營銷手段老化等問題。而一直作為武夷山風景象徵的山峯——“玉女峯”的壁畫被掛在了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內，玉女峯的名氣卻始終沒有成為帶動武夷山旅遊的一大IP。吳王表示，景區曾委託一家營銷公司，在玉女峯對岸的觀光台上設立了一處“月亮船”造型的拍照點來吸引遊客，試圖打造“網紅打卡點”，結果不僅是道具的外觀與山水的景緻不相融合，“月亮船”也在夏季發洪水時被大水沖走，“最後便不了了之”。

吳王回憶，在早年武夷山旅遊的黃金時代，武夷山景區的管理模式在全國範圍內一度十分先進，甚至還和江西三清山、新疆喀納斯等景區合作，輸出了武夷山的旅遊管理模式。但是隨着整個旅遊業態的變化，景區一直沿用過去的管理模式，反而愈加老態，陷入困境。

“我去外地出差，問過很多人，如果不是旅遊從業者，大部分人其實並不熟悉武夷山。甚至有的人知道大紅袍，卻不知道大紅袍是產於武夷山的。”

“對於武夷山這樣傳統的山嶽型景區，怎麼去轉型升級，困境肯定是有，但我們也仍在嘗試去尋找符合武夷山景觀特質的改變，”吳王説。

肖阿利也想到了改變，2010年左右，他將茶葉產業與旅遊產業配套，結合做出了“茶旅”產品。

只是原先是“旅遊帶動茶葉”，未來，他要轉變成“茶葉帶動旅遊”。他解釋，茶從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社交屬性的媒介，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提供了舒適的場所。很多慕茶葉之名而來的遊客，會同時愛上武夷山當地的茶場和山水，並且喜歡上以茶進行交流的氛圍，“很多客人就成為了我們的常客、回頭客。”在肖阿利看來，茶葉是一個能實現回頭率和更大曝光的媒介產品，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旅遊的發展，也更能“符合國家公園生態發展的需求”。

與自然和諧共生

10月30日上午，山裏飄着桂花香，江牽玉在茶園中四處走動，觀察着茶葉的長勢。

今年52歲的江牽玉有比同齡女性更為粗糙的手，細紋遍佈手掌。

她解釋，做茶的手藝人不能塗抹護手霜或是其他有香味的物品，任何輕微的香味都會影響她對茶葉品質的判斷，“做茶的人一聞一揉就需要判斷出這個茶青達到怎樣的一個香氣，後期就要決定它要怎麼烘焙。”

她所擁有的茶園位於武夷山市柘洋村，正好位於武夷山國家公園一般保護區範圍內，家中世代為茶農，她也自創茶企經營有十三年。

從高處看，有房屋零散地鑲嵌在綠色的茶山之間，還有幾座只是建築框架。“這些就是被管理局叫停的建築，國家公園申請下來以後，這些房屋的搭建都需要審批。”江牽玉解釋。

江牽玉在介紹茶葉採摘的標準。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江牽玉介紹，生態水平與茶葉質量是息息相關的：二十世紀90年代，當地政府鼓勵發展茶產業，為保護茶葉的生長環境，濫砍濫伐被明令禁止，除草劑、化肥等對環境有危害的物品也都禁止使用，改為了有機化肥。當地茶葉的品質逐漸提升，不少茶農憑藉着手藝發家致富，建立起了自己的茶葉品牌。“過去40塊一斤的牛欄坑肉桂，現在是七八千一斤，已經翻了好幾百倍。”

在春季臨近採茶的時節，江牽玉每天都要到山裏的茶園去一趟：茶葉的顏色到了一天一變的節點，葉片也會在此期間逐漸豐厚飽滿，當葉片發出新亮透綠的顏色時便是最佳的採摘時機。

茶葉採摘期間，她凌晨五點就會起牀，感受天氣、濕度，判斷要從哪一片茶園開始採摘。她解釋，茶葉在初期製作的時候，所謂的香和韻，在採茶不下雨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若是採摘時茶葉上有露珠，在後期製作過程中茶葉的香氣就容易被稀釋。

江牽玉説，茶裏面有500多種的花青素味道，在不同温度和環境下生長出來的茶葉，也會在後期製作中呈現出諸如桂花香、玉蘭香、梔子香等不同的香氣，是一個很依賴生態環境的手工藝品，“有更好的環境才能出更好的茶。”

江牽玉因此對國家公園的設立充滿了期待。“我當然希望生態會越來越好，我的茶葉品質就能越來越好。”

麻粟村的張燕則要多一些煩惱。國家公園設立後，她家生產製作的傳統茶葉品種“煙小種”，正在逐漸面臨生產原料不足的問題，她同時也在尋求着改變。

張燕一家世代居住於桐木麻粟村，村裏如今居住着兩百多人，祖輩以種植茶葉、採摘藥材為生。1979年，他們的居住區成了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藥材採摘被禁止後，當地村民憑藉着對茶園及竹林的經營，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是在此之後，正山小種的生產也被髮展了起來。

張燕説，煙小種的誕生來自於祖輩的偶然之舉。由於引火快，祖輩常燃燒山中砍伐的松樹枝以此蒸發茶葉中的水分，松樹枝熏製後的正山小種便帶上了一種獨特的松煙香。這種品種此後便被稱作“煙小種”，受到茶客青睞，甚至被大量出口到英國，受到英國皇室的喜愛。

國家公園設立後，麻粟村被列為核心保護區，松樹砍伐也被禁止了。

張燕只能和家人上山撿些松油、枯樹枝代替松木，曾經佔出口量比重最大的煙小種，如今一年只能產出一百斤。張燕想過辦法：從外地採購松木來熏製，但也存在問題：由於生態環境獨特，松木的氣味也因此獨一無二，老茶客鼻子靈，品嚐“新的”煙小種後便會問，“怎麼沒有以前的那種味道了?”

張燕和其他村民於是決定轉型去做無煙的正山小種。“現在就是茶農互相比製作技藝的時候了，看誰家的工藝和滋味做得好，就可以賣更高的價格。”

而為了保護生態，張燕説，當地的茶葉也從不施肥。儘管產量無法提升，張燕覺得，自己和當地村民都守着這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默契。“相比大城市的日新月異，山裏面除了植被變得更茂盛，似乎數十年都沒什麼變化。現在家家生活條件都好了，我去外頭旅遊了一圈回來，覺得自己還是喜歡山裏這種舒服安靜的環境。”

從旅遊到遊憩

在設立國家公園的大背景下，究竟要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找到平衡?

據武夷山國家公園資料顯示，武夷山國家公園囊括了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武夷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九曲溪上游保護地帶、國家森林公園、九曲溪光倒刺䰾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 5 種保護地類型。

武夷山大紅袍茶聞名海內外。不少茶農憑藉着手藝發家致富，建立起了自己的茶葉品牌。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回顧其保護髮展歷程，可以追溯至 1978 年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的初創成立。1978 年 4 月，鄧小平批示建立福建武夷山自然保護區，這也是國務院批准的全國第一個國家重點自然保護區。1987 年，武夷山自然保護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1999 年武夷山申報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名錄。自此，武夷山成為我國僅有的一個既是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又是世界雙遺產保護地的區域。

“如果單純地討論旅遊經濟，就必然考慮到旅遊的效益和收入。”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副局長陳威説，單純的旅遊經濟代表的是短期的經濟效益，而武夷山國家公園未來的發展，會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從我們這一代人來看，每年的門票收入肯定是越高越好，周邊的酒店業、服務業當然越多越好，這樣周邊的經濟馬上可以得到帶動。但是國家公園的使命就不太一樣。”

陳威説，目前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在國家公園內設立了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核心保護區內嚴禁訪客進入，而一般控制區內又分為嚴格控制區、生態修復區和傳統利用區，在嚴格控制區內允許開展低干擾的生態遊憩活動，如科學考察等特殊需求需經國家公園管理部門同意後在專業嚮導的帶領下進入。在生態修復區和傳統利用區內，允許訪客進入，嚴格控制遊憩利用強度，採取訪客預約機制。

在一般控制區內會進行以公益性為主的遊憩項目規劃，旅遊的概念在未來會融入到遊憩的概念中，並打造全民公益性的文化產品，目前這些規劃還在起步中。“我們在做國家公園的試點規劃時沒有考量過單純的旅遊經濟。當然在保護的基礎之上，也要考慮到社會的發展，要讓國家公園的生態價值進行外溢，要帶動周邊的產業，讓社區居民的生活變得更好。”

陳威介紹，武夷山在千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武夷山人文景觀和歷史文化遺存，積澱深厚，內涵豐富，頗具特色。保存完好的宗教寺廟、遺址遺蹟、摩崖題刻以及影響深遠的理學文化、茶文化、宗教文化等，是武夷山國家公園特色文化的最突出體現。

武夷山國家公園在未來規劃上將以“特種專項生態遊憩”為亮點，根據武夷山國家公園生態遊憩資源分佈特點，將會以丹霞地貌景觀、水域景觀、森林生態景觀、生物多樣性景觀、理學文化、巖茶文化等為核心吸引力，由原來的單一型產品向多元化產品提升，打造包含原生態體驗遊憩、生態養生休閒體驗遊憩、文化體驗生態遊憩、科普宣教遊憩、科學考察探險遊憩等形式在內的創新旅遊業態。

對於原先的景區服務設施，陳威表示，國家公園管理局設置了特許經營的概念，對於傳統景區的運營，在短期內會得到保留。“短期內是旅遊和遊憩兩種現象並存，在長期規劃下，國家公園管理局會對景區經營主體進行進一步的規範升級。”

“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單純的旅遊經濟有時候為了經濟效益就會破壞生態。我們現在更多是承載着國家的使命去做科普，做文化的傳承、資源的保護，讓公民共享，讓這片綠水青山得以永續長存。”

陳威告訴記者，目前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的資金來源以省級財政為主，中央層面有生態補償補助和專項平台建設資金。而國家公園也在完善基金會的捐贈機制，接受社會公眾的捐款。“社會大眾對於國家公園的認知需要有個過程，國家公園的設立在我們國家也是首次，在這個全新的領域就要去摸索，去完善這個體制，包括我們現在也在完善國家公園內志願者的報名和審核機制。”

“國家公園的任務，就是兼顧經濟發展跟生態保護的世代傳承，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陳威説。

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 胡杰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