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髒唐亂宋”,錢穆老先生評宋朝:“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但是陳寅恪也評宋朝:“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的積貧積弱、宋代的文壇百花爭鳴,這些和宋朝的政治制度有莫大關係,而宋朝的政治制度之中又有着鮮明的“重文輕武”的規則。
一、歷史淵源
(一)唐末五代重武輕文的影響
唐末政權割據,盛唐一去不復返,百姓離亂,各政權之間戰火一觸即發,各國互相試探互相攻伐。而在這樣的時代,兵力與軍權顯得極其重要,而能掌控這些的武將就十分重要了,此消彼長,文臣在這種局勢下就越發“微不足道”了——文臣地位在唐末降低。
唐末五代時期,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基本上權力都集中在武將手中,而武將又認為文臣的沒有那麼重要。並且,自古以來,文人和武人多有不對付。而在這個武將手握權力的五代,武將手握大權,他們就能更加肆無忌憚了,於是武將歧視、排斥文臣的情況就越發明顯、常見了。甚至有武將是憎惡文臣,視文臣如草芥。如後梁的朱温,他曾對身旁文人戲言:“柳宜為車轂。”他身旁文臣稱是,他便一怒之下殺盡文臣,殺文臣的理由很簡單,他講:“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可知文臣地位之低下,也能看出武將對文臣的看法。
還可從其他武將處看出武將在五代十國時對文臣的輕視和不耐,後漢節度使弘肇聲稱:“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這更能看出當時武將對文人的看法,文人在當時武將心中就是雞肋,勉勉強強可用來幹些事,但是文人掌實權是武將所不能容忍的,當時即使有極少數文人做到宰相,這些文人也沒有實權,他們就是有些用處的好看花瓶。
五代十國時期,這種重武輕文靠兵變發家的政權太短暫,政權統治之下少有統治者會對百姓和官員進行思想的教化,思想上地統治少有,這使得他們的政權容易再被其他人模仿兵變推翻,而當時也正是因為這種局勢,使得大多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不願意到官場上去為武將效力,這些人寧願在鄉間尋一個自在,也不願到官場上去尋不痛快。那時,社會上反倒是出現了“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這種奇怪的現象。
五代十國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後周小皇帝八歲即位,中央權力和威信岌岌可危,趙匡胤被黃袍加身,推翻後周,此後宋朝建立。宋朝是趙匡胤通過兵變建立起來的,趙匡胤是“兵變”的受益者,他更能瞭解兵變的好處和壞處,他從前面這些武將中知道了“重武輕文“的危害——若是有一天再有其他人和他一樣被“黃袍加身”,那他這皇帝就不能安穩了。於是,當他建立起宋朝之後,他必定着手改變這種狀況和處理潛在危機。而趙匡胤作為皇帝,他的舉動必定會影響大宋的制度和統治。
二、宋朝重文輕武的原因
(一)宋朝重文輕武的原因
本來唐代就有“尚武”風氣,而唐中葉以來,地方逐漸壓制中央,政權割據之勢已經逐漸形成,到了五代十國時期,國與國之間攻伐不斷,戰亂四起,這時武將必然受到重視,“尚武”之風更加盛行。此時各國的開創者、統治者多為行伍出身,武將一旦兵至各國首都,朝代極大可能易主,即“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
如此混亂的朝代與讓人心驚肉跳的風氣,使趙匡胤不得不警惕。為此,他一拿到權力,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鞏固他的政權,而不是收復幽雲16州或者結束十國分裂割據——他要改變唐末以後武將能威脅皇帝統治的狀況,他要鞏固自己地統治,他要改變中央比地方弱的情況。於是,沒過多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他收回了“開國大將”的權力,並且將一些權力下放給文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壓制武人。
趙匡胤取得地位是“名不正言不順”。首先他並非王公貴族,家世不顯赫,家族也並不怎麼出名,家族也並沒有為百姓做過什麼能令百姓感恩戴德的大事,有言:“趙氏起傢什伍,兩世為裨將,與亂世相浮沉,姓字且不聞於人間。”以這樣的身份建立宋朝不免容易受他人誹謗,這種情況下宋朝的威信並不強,較難被百姓信服。可能稍微放鬆警惕,宋朝就成了梁、唐、晉、漢、周之後第六個短時間內被推翻的王朝。為此,他需要加固自己的權力,控制天下思想,加固中央權力,這樣一來“重文輕武”是他最好的選擇。
於是,趙匡胤沿襲了前朝的選拔人才制度,並且根據宋朝情況加以修改,他需要更多文人來為他的統治服務,他要把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做官以及趙家皇朝緊密聯繫起來。這樣一來,儒學的教化再一次盛行。他對這些士人極其優待,他在為了培養新的權力機構做準備——“武將”少權力的新權力機構。這在當時形成了“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的局面,而正是因為趙匡胤的“重文輕武”,使得多數有真才實學的文人願意從鄉野中走出出來為趙氏皇朝出力。這些文人和新的權力機構就讓武將的地位逐步下降,使得政權得以鞏固。
唐末五代十國的社會風氣其實也是趙匡胤選擇“重文輕武”的原因。五代時期,中原就有三個王朝統治者不是中原人,中原已經漸染胡風,這種情況下必然有些許“禮崩樂壞”的趨勢,“忠義、氣節”這些儒家提倡的東西都會沒有以前那麼重要了。
此時,社會風氣更加墮落、更加充滿物慾和野性。這時候的一些文人對改朝換代已經沒了太多想法,他們只需要自己能活好就沒其他想法了,他們認為改朝換代不過稀鬆平常——就比如當時的四朝宰相馮道。有言這樣説當時的情況:“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馮道歷經幾朝,做宰相致仕後,他洋洋自得,自作了《長樂老敍》:“孝於 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馮道做過四朝宰相,他不在意是誰做皇帝,他在意地是自己能不能過好,他已然丟失了文人的“氣節”,他卻仍被當時人所稱道,甚至在當時人眼中,馮道與孔子一樣該被人尊重。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是如此之墮落,忠義、氣節這些東西已經丟了許多了。趙匡胤正是為了矯正這種社會風氣,他選擇了“重文輕武”,以求風氣回到五代十國之前。
三、宋代重文輕武的影響。
(一)宋代重文輕武的影響
趙匡胤選擇的“重文輕武”無疑是對宋朝帶去了巨大影響。重文輕武滲透到政治制度中,也滲透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重文”使得文人地位空前提高,宋代的文學成就達到一個頂峯,文官地位也得到提高,這使得眾多有真才實學的文人希望為趙氏皇朝做出貢獻。
並且在這個時期,即使是皇帝也重視“文化”,宋代皇帝大多好讀書、好詩畫——好舞文弄墨,宋朝也因此染上這種“舞文弄墨”的風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好偏附風雅。
此時,文人的政策相對寬鬆,這使得宋代精神文化得到飛速發展,宋代也因此出現了許多著名文人和大家,陳寅恪有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也正是因為寬鬆的文人政策,和高薪養官政策,這使得宋朝朝廷的負荷加大,並且由於過於“輕武”,這使得宋朝陷入了男子脂粉味極重的現象,宋朝的積貧積弱成為宋朝的一個重要特徵。宋朝“輕武”也導致了宋朝的國防軍事體制畸形,武將難以像文官那樣得到重用。
並且也正是因為這種“重文輕武”,使得宋朝的程朱理學發展迅速,民間對“禮”極其重視,乃至出現“以禮殺人”的情況。
綜上所述,唐末五代十國重武輕文地加重,亂局地出現,趙匡胤本身的家世,當時逐漸“禮崩樂壞”的社會風氣等諸多因素,這些都成為了宋朝重文輕武的原因,宋朝的重文輕武在宋朝方方面面中都有體現,“重文輕武”在政治中尤為顯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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