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壇東門地鐵站附近的這家酒店，散落在15平方米酒店房間的物件如同證據閃爍，映射着26歲女孩周芹的臨時生活。
衞生間洗漱台上橫放着兩支開封過的一次性牙刷，壁掛電視下方狹窄的長條桌上，堆砌着印着酒店店名的五個一次性紙杯。長條桌的另一端，晚餐已經放冷：塑料袋潦草包裹着咬了一半的肉餅，還剩三分之二的奶茶。紙杯內壁的黃褐色痕跡彎曲成弧形，沖泡的奶茶是周芹從酒店前台拿的免費的奶茶包。
這些一次性用品在一次次的使用和替換中經過周芹的生活。她真正擁有的，是放在門口的24寸行李箱，裏面裝着她全部的夏季衣物，以及長條桌和牀頭櫃下的一雙拖鞋、一雙運動鞋。地板上的燒水壺從沒用過，裝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裏堆放着待洗的褲子和袋裝洗衣液。
對周芹來説，這些不多的物品並非意味着無法割捨，從2022年2月到現在，在多家酒店輾轉的這半年，似乎沒有什麼是不能被丟棄的。重要的東西都在黑色雙肩包裏：電腦、電腦支架、耳機、橘黃色的水杯。她揹着它們，不斷離開，又在一個又一個酒店短暫停留。
長租酒店代替租房的生活方式，正成為一些居住在一線城市人們的新選擇。離開某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他們形容這是一場“逃離”：有的人為了逃離平穩的生活，重獲日常生活的真情實感；有的人希望集中在自身，找回從生活中退場的意義；有的人想為不安全感找一個庇護所，觸摸遊牧式生活的可能性。
但生活在酒店只是階段性的狀態，選擇長租酒店是恐懼羣體和世俗標準的自我防禦性辯詞，還是代表着一種替代性、更冒險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該何去何從？對這些問題，他們沒有答案。
2021年10月後，27歲的劉穎帶着隨身物品住進了酒店。她本以為住在酒店只是過渡期的無奈之舉，卻沒想到打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現在，劉穎仍長租在朝陽公園附近的某快捷酒店。新京報記者 徐雪飛 攝
周芹坐在牀上，書包就放在她觸手可及的地方。這張1.5米的牀幾乎填滿整個房間，從下班後到第二天8點起牀，她坐在這張牀上繼續加班，或者玩手機、看電影。
“住酒店意味着一種自由”，周芹説。聊天中，她反覆提及的詞語是“可能性”，押一付三的租房合同是一種束縛，意味着和居住城市、工作的長期綁定，“就像置身於監獄”。而現在，她和酒店籤的是一個月的短期合同，“能夠説走就走。”她説。在價格和通勤便利上，長租酒店也更划算，酒店離公司通勤時間只有5分鐘，月租酒店的房費3188元，再加上水費50元，衞生費20元，每月只需支出3258元，比以往平均每月僅房租就需3300元的羣租房價格更便宜。
唯一讓她不滿的是現在居住的酒店房間裏沒有窗户。清晨的光亮無法喚醒夢境，“上班總是遲到。”假窗户外是一幅裝飾畫：“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間的一條小徑。
周芹居住的酒店沒有真窗，假窗户外是一幅裝飾畫：“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間的一條小徑。新京報記者 楊柳 攝
27歲劉穎的生活，也同樣壓縮在18平方米的空間裏。與周芹不同，北京朝陽公園附近的快捷酒店內，一次性用品的痕跡被擦除，取而代之的是劉穎五顏六色的個人用品。酒店提供的浴巾下掛着兩條綠色和粉色的毛巾。牙刷是自己的電動牙刷，梳子是更適合長髮用的氣墊梳，沐浴露洗髮水也都是劉穎自己買的。
由於酒店裏不能做飯，劉穎在電視下的長條桌上擺滿了零食和袋裝咖啡。午餐和晚餐就點外賣，酒店前台會有代收服務。這對劉穎來説不算個缺點，“本來我就不愛做飯。”
生活在酒店，是一個與物品斷舍離的過程。曾經，劉穎最喜歡買的東西是各式各樣的收納工具、收納箱、收納盒、收納架，物品被分門別類地放置，展示，繼而被忘記。住在酒店後，劉穎意識到這種荒謬。現在，酒店書桌桌面上是沒有用小書架整理的三本書，和唯一的一個收納箱，裏面放着護膚品和化妝品。她僅有的三雙鞋子就擺放在地板上，夏季幾套衣服掛在衣櫃裏，只需一個袋子就能打包好。
2021年5月，長居香港的34歲的雁小北住進了香港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在香港長租酒店同樣無法滿足三餐煮飯的需求，習慣早起的雁小北琢磨了在酒店做簡易早餐的方法。放置行李箱的桌子被她當作食品區，放着一個小型三明治機，三小瓶調料罐，三個碗碟和一些零食。洗些新鮮的生菜，在三明治機上煎個蛋，加熱火腿和麪包，一個豐盛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除了食品區，生活的痕跡從放在衞生間裏的體脂儀，粉色枕頭，花朵樣的陶瓷杯等物件中可見端倪。除了掛着衣服的衣櫃，電視櫃下的儲物空間被她當作儲物櫃，貼身衣服捲起來擺放得整齊。在香港酒店生活，小北也延續了從前日常環保回收的習慣。電視旁邊的大帆布包裏，裝着分類過的垃圾，沖洗過的塑料瓶，紙製品，金屬飲料罐和易拉罐。每兩週，她背上可回收的垃圾，送往從酒店步行十分鐘可達的“綠在天后”回收便利點。
小北用三明治機在酒店給自己做簡單的早飯。受訪者供圖
2019年3月，周芹來到北京工作，通過租房平台和陌生的一對情侶、一個男生一起居住。“經常洗澡時，男生室友會在外面敲門，説他憋不住了。我就很慌亂，只想着趕快出來。”她説。有時凌晨，舍友會敲她的房門借還東西。和他人生活的碰撞持續侵擾着她的個人空間，租房半年後，她離開了租住的房子，也離開了北京。等再回到北京時，2020年初，周芹開始租住在酒店。
與主動選擇長租酒店的周芹不同，27歲的劉穎在種種不穩定因素的衝擊下離開了自己的出租房。2016年大學畢業後，劉穎來到北京，居住在羣租房。在曾經居住的出租屋裏，劉穎曾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她給牆壁貼上了粉色羽毛的牆紙，牀頭掛上自己鈎織的捕夢網，買了牀邊地毯。出租房的燈不好看，她網購了棉花，粘在燈的周圍，再在紙上畫出星星和月亮的形狀，剪下來裝點在絨白的棉花上。為了能更舒服地洗澡，她還買了長達2米的可充氣浴缸。
在曾經的出租屋，劉穎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為了舒服地泡澡，她還買了充氣浴缸。受訪者供圖
雖然價格便宜，但舍友對衞生標準要求不同，公共區域的雜亂骯髒令她難以忍受。租户們的生活作息也有錯位，劉穎常因隔壁的噪音失眠，爭搶衞生間的情況也時常發生。放棄羣租房後，她開始租住有獨立衞生間的一居室。
獨居女性這個身份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在朝陽區某小區租房時，因為快遞員常直接把她買的生鮮冷凍食物放在自提櫃，和快遞員溝通無果後，她打了投訴電話。本以為事情可以解決，但晚上回家後，劉穎發現家裏的鎖眼被堵了，門口牆上貼着性服務的小廣告上，也被寫上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門口沒有攝像頭，我也沒有證據確認是他，只能吃啞巴虧，裝作不知道這件事。”劉穎説。
怕被繼續報復，劉穎只能壓制着自己的憤怒，在與快遞員相處時保持和顏悦色。去年10月，房子到期後，房東因決定賣房沒有續租，本就戰戰兢兢繼續租住的劉穎又迎來突然的變動，她被限制在兩天內搬離出租屋。
匆忙地收拾行李，把行李寄放在朋友的工作室後，劉穎帶着隨身物品住進了公司附近的酒店。她本以為住在酒店只是過渡期的無奈之舉，卻沒想到打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之前租住在朝陽區5500元左右的房租相比，長租酒店每月的費用不超過4500元，還包括了打掃房間，補充礦泉水、衞生紙等日用品的支出。
劉穎關注的安全問題也有了更切實的保障，酒店的住户和訪客都需要刷身份證和登記，有24小時的安保。點外賣、收快遞時只用填寫酒店的地址，前台會幫忙代收，再由機器人送上門。住在酒店，劉穎感到安心，她覺得自己開始掌握對生活的主導權，不會再被騷擾或者被驅趕，她有選擇離開或留下的權力。
從她生活中剝離的，還有別的東西。劉穎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巨蟹座女生，習慣付出，不求回報，總是不自覺把照顧身邊人當作自己的責任。18歲後，她實現了經濟獨立，沒有再向家庭索要生活費。劉穎畢業於長沙一所大學的傳媒學院，從大二開始，她在湖南衞視、央視等大平台實習積攢工作經驗，同時也接一些編導、拍攝的零工，在藝考的培訓機構兼職。努力工作攢錢的那個時期，劉穎説，“錢是我的安全感”。
用幾年努力積攢起來的安全感，被接二連三的震動打碎。在大學期間談的一場戀愛裏，劉穎習慣性地為男友付出，“把所有掙的錢都給他了”。男友嗜賭，劉穎消耗在這段關係裏，付出財力和精力，想要“把男友拉回正道”。當男友又一次問她要錢，她實在拿不出來時，男友憤怒地摔掉了手機，“把我摔醒了，這才下決心分手。”劉穎説。
結束這段親密關係後，她過上了一段安心攢錢的日子，又再度被拖入泥沼。在安徽蚌埠，劉穎的媽媽在網上參與不正規的小額貸款，欠的錢越滾越多，劉穎只能頂着壓力幫母親還錢，最多時每個月需要還5萬元。這對一個在讀大學的學生來説不是小數目，劉穎無奈，也覺得委屈，“好像我辛苦掙這麼多錢都沒有給過自己。”
用攢錢鋪就的安全感道路，在經歷了互聯網借貸平台的爆雷後終於瓦解。2018年，工作兩年後，劉穎攢了30萬元準備在老家買套小型公寓。房子都看好後，自己分散在各個平台的錢卻再也拿不回來了。“努力就會有回報”，這個支撐着自己的信念開始動搖。此後的4年，劉穎用鬆弛治癒着曾經的失去，不再像過去一樣相信努力和賺錢的意義。租房不順利後，她住進了酒店，暫停了所有工作，“好像人生目標變了，我可能不太想要有錢，不想再顧着我男朋友或者是家人。我想先顧好我自己。”
決定照顧自己感受的劉穎居住在酒店已經超過了半年。被問到打算在酒店住多久時，劉穎回答：“只要價格控制在5000元以內，我會一直住下去，價格低、安全、有阿姨打掃衞生，沒理由不住。”
在酒店的大多時間，劉穎躺在牀上玩手機。牀頭櫃上放着兩瓶酒店提供的免費礦泉水和捲紙。新京報記者 徐雪飛 攝
對35歲的小北來説，長租酒店同樣也是對既定生活軌跡的一次逃離。獨自一人在香港居住16年，小北説，“這十多年都在沿着按部就班的生活步調向前走。在酒店長住，終於有了一種遊離在生活之外的架空感。”
在此之前，生活是一條堅固開闊的大道，她要做的，是相信它，並且堅定地走下去。2006年，小北以河南某市狀元的高考成績考入香港大學。成長於小城市的女孩通過高考的獨木橋來到香港，畢業後，又順利地找到了當地一家媒體的工作。
順遂是故事的A面，故事的B面，是一個小城女孩多年在文化衝擊下難解的困惑不安。小北迴憶起入學的迎新會上，社團的學姐學長們看到她後主動把語言切換為普通話，她很好奇，問他們怎麼知道自己是從內地來的。不出幾日，她明白了問題的答案。香港本地同學身上或多或少帶着精英學生的印記：英語好，打扮時髦，身上有可辨識的輕盈和自信，在人羣中顯得突出。相比之下，自己打扮土氣，第一次接觸全英授課，脱離不了笨拙感，與環境顯得格格不入。
班裏的大陸學生，也大多來自北上廣，畢業於國際學校。在大學校園裏，小北説自己處在邊緣，同學們的自信和眼界之寬廣，讓她羨慕，也讓她自卑。
這種緊繃感一直延續到工作後。剛畢業的第一年，像多數同學一樣，小北在學校附近租房子住。行走在西環的路上吃飯、買東西，在摩肩接踵的人流裏總會碰到同校的熟人。這讓小北倍感壓力，在並不融洽的羣體裏，身為外來者的她拒絕着來自熟人圈層的規訓，強烈的自我意識驅使着她想要逃離。
2011年，在母親的支持下，小北決定買房。“房子，是安全穩定的棲身之所，意味着結束漂泊，重獲歸屬感。”懷着這樣的念頭，小北一個人看房，她看中了離島區的大嶼山，在這裏，她可以遠離市區和人羣，似乎終於感到安全。
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杜素娟曾在採訪中説道，“面對一些世俗標準不同的態度，社恐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很想達到世俗標準，認同而未達到之前所感到的痛苦；一種是懷疑現有的標準，當你拒絕規訓時一定也會產生痛感，這個痛感表現成社恐。”小北和周芹都開玩笑地稱自己為“社恐”，她們曾迎合過主流生活和標準，為此而努力，也因懷疑這套秩序而痛苦。
在香港，多數人以“上車”（買房）為固定的人生目標計劃自己的人生：獨立生存，存錢，買房，用餘生還房貸。逃離了熟人圈層後，小北發覺自己掉進了另外一種主流秩序中，她需要為另一種世俗標準而努力：像大多數人一樣務實，買房還貸，努力工作完成晉升，結婚生子。
居住在香港離島區的大嶼山，每天清晨9點，小北乘船去中環碼頭，在海浪的起伏中吃完早餐，再轉地鐵半個小時去香港市區的公司上班。晚上七點下班後，再坐船回家。
這樣的生活悠閒，卻也靜止。當初買房時，小北看中的是離島區的僻靜，沒有香港市區的擁擠和逼仄之感。居住在這所房子的十多年間，其他的朋友或結婚生子，或海外深造移民，只有她的生活留在原地。因為大齡未婚，和父母的矛盾也日漸激烈。她漸漸對這種生活產生了懷疑，在學校做最好的學生，在家庭裏做父母的好女兒，在社會上努力做“精英”，“似乎大家都在向前走，只有我像遊戲裏的NPC，一遍一遍地重複自己的主題。”
2020年暴發的疫情加快了鬆動時刻的到來。封閉的生活讓小北迫切地想要做一些改變。畢業後的十年間，小北換了三次工作，大量重複性事務和冗繁的合作關係消磨着工作的意義，工作不再能提供給她價值感。同時，在具體的生活中，她發現自己似乎失去了感官體驗。在小北住所的窗外可以望到迪士尼，有時夜晚7點半，迪士尼城堡會在夜幕中亮起彩燈，璀璨的煙花一朵一朵炸開。從前，這些意料之外的煙花是生活的獎賞，漸漸地，小北發現島上的海浪，雨水，花朵，甚至迪士尼的煙花，都不再讓她有所感觸。
房子安撫了外來人的漂泊之感，卻也給她帶來了新的禁錮。“好像在這個城市中，我生活中的選擇更趨於保守。”雁小北説。
2020年的一個夜晚，小北在豆瓣上看到一位女性分享了在泰國的生活體驗，在她的描述裏，泰國人不太看重世俗標準和成功的慾望，壓力不大，鬆弛快樂地在生活。像是突然觸摸到另一種可能性，當下，小北打開電腦開始查閲，看到了泰國的朱拉隆功大學文化管理專業還在招碩士生，就立刻投遞了申請。5月份，收到錄取通知書後，小北辭職，把房子租出去，住進了酒店。
説起為什麼會堅定地選擇住在酒店，周芹想起自己小時候看過的一本書，名叫《拆掉思維的牆》。到現在，她仍能記得這本書裏寫的一句話：“從職業發展來看，一套房子毀滅一個夢想”。
周芹的夢想，是當一名“數字遊民”，數字遊民的核心特質之一，是工作不受地理條件和時間限制，但在此前提下可以選擇性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生活。這種嶄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掙脱刻板、規訓和既定的藩籬。居住在酒店，過一種臨時生活，在她看來是對夢想的保護，揹着的黑色雙肩包，帶着電腦和耳機，她可以隨時離開。
周芹期待的“遊牧”式生活，或許是一種自我保護。2018年，她從新聞專業畢業之後，進入一家新媒體工作，日常工作內容是輸出一些品牌新媒體文章，她稱這份工作為“寫軟文的”。有時，安排的任務是寫出看似新聞報道，但實際上寫作方向是早已安排好的通稿。在新媒體營銷中，洗稿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她需要在領導的授意下抄襲一些頭部或者競品公司的文章，領導告訴她，這是“拆分爆款”。
除了對工作內容牴觸，周芹需要無條件服從公司的紀律規範。新媒體公司加班嚴重，但無論加班到多晚，公司要求員工每天必須在早上9點前上班打卡，遲到者會受到批評。公司內部，她面對的競爭者眾多，“他們更年輕，學歷好，工作能力也強”，她覺得焦慮，總擔心自己被開除。在和領導的溝通中，領導也以打壓式溝通為主。從校園走向社會，雖然周芹早已做好了“硬着陸”的準備，但這一次的工作經驗和她未能成熟應對的“社會規則”還是讓她感受到痛苦。
她會記得工作中領導的問話語氣，在每天結束時反覆琢磨其中藴含的情緒。“這種覺得自己不被信任的感覺，像是我體內的木馬程序，每當遇見事情的時候，就會產生這種應激反應”。
“我覺得可能是你沒有選擇的時候，或者説你覺得自己比較慘的時候，會選擇一些社會告訴你的正確做法。”帶着這份失敗感，周芹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陽，開始同時準備考公和考研。雙雙失敗後，2022年，周芹回到北京，決心調整自己，她開始居住在酒店，邁入“做自己”的艱難跋涉之路。
周芹長住在北京天壇東門地鐵站附近的一家酒店，衞生間裏沒有周芹的私人用品，她使用大量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生活。新京報記者 楊柳 攝
2022年初，周芹回到了北京，在一家青年旅舍住下。在這裏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年輕人入住，他們會在飯後講述自己的故事，彈着吉他舉行小型客廳的演奏會，會一起看全英文音樂劇《漢密爾頓》，相互推薦工作。周芹覺得自己在準備考研和考公期間放棄的，那些她最在意的東西又都回來了。
但青旅不可能一直住下去，高強度地暴露在社交環境令人疲憊，2022年4月，周芹搬去了更具個人空間的酒店。
2022年5月，北京疫情中，周芹成了密接人羣，隔離結束之後，為了犒勞疲憊的自己，她選擇了一家均價在3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因為價格昂貴，第二天，她搬去了附近一晚只要150元的酒店。因為曾是“密接”的身份，她的房間被安排在了樓道的盡頭，並且她被要求不能隨意進出房間。面對不公正的對待，周芹拿上全部的行李來到前台退房。
這是第一次，周芹意識到，住在酒店並不意味着“説走就走”的自由。擁有自由的幻境破碎後，非常偶然地，6月份，她刷到朋友的一條朋友圈，照片裏，朋友養的貓咪慵懶地躺在一牀被子上，被子是最普通的格子花紋。貓咪可愛，畫面温馨，周芹在朋友圈下面評論：“好羨慕你有自己的被子。” 朋友回覆她：“難道你沒有自己的被子嗎？”
身邊的被子是酒店裏一客一換、帶着輕微消毒液味道的白色被子，周芹回覆朋友，“我有，但那不是我的。”
像這樣感受到孤獨的時刻並不多。多數時候，周芹仍然享受在酒店裏的日子，她仍然相信“遊牧式”生活的可能性，在具體的工作和生活中，她列了長長的讀書觀影清單，運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在她看來，生活的盡頭不是考公或大廠，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變成真正的“數字遊民”。
研究生的課程從8月下旬開始，從五月到八月，小北度過了人生中最“無所事事”的一段時期。在此前33年的人生中，小北盡力做一個“不給父母添麻煩，不遊手好閒，能讓父母認可”的女兒，不思進取是可恥的，因為滿足而停止努力是不可取的，她鞭策着自己，在困局裏失去了快樂。小北形容住酒店的日子像高考結束後的那個暑假，“覺得生活好像終於有了一些盼頭，一些新的可能性，休息了很多，也對新生活展開很多計劃。”
小北開始習慣自然醒，每天早上做三明治吃。中午在酒店附近閒逛的時候，正好是上班族茶休的時候，在辦公樓下面，上班族們穿着正裝，三三兩兩地湊在一起抽煙，餐廳外面也排起了長隊。因為趕時間，很多人只能打包外賣，即使有時間坐下吃飯，多數人都會點諸如燒味飯、牛腩面這些可以快速做好的食物。
小北一個人吃飯，經常和其他人拼桌，她能用餘光看到身邊人的手指不斷地在手機上游走，在回覆着各種消息。作為觀察者，小北看着他們就像看到了曾經的自己，她發覺自己擁有了太多奢侈的時間，“可以在任何時間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失去的知覺也在慢慢被找回。在酒店附近，小北最喜歡的一處是位於維港海濱的“油街實現”藝術空間。這座擁有紅磚瓦頂的二級歷史建築有一座兩層高的建築作展覽及活動用途，還有約3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間，展示大型户外藝術裝置。在這個“城市中的藝術綠洲”，小北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午後。她最喜歡的是叫作Flow/汩汩的藝術裝置，仍記得初看時的震盪：在一個寬闊的房間裏，她坐在中間條凳上，入座後，房間變得完全黑暗，極度安靜，前幾分鐘，小北覺得自己喪失了所有的感官，而後，內心的感受卻漸漸明晰。突然之間，從房間黑暗的一頭有一個閃亮的光點，一路穿行到了房間的另一頭，接着另一個光點又出發，每個光點的路線都有所不同，光點也越來越多，但是它們都去往了同一個地方。
在香港“油街實現”藝術空間，小北度過一個又一個午後。受訪者供圖
“能感受到一種自我的渺小，一種世間萬物的殊途同歸。”小北説。這個展覽，她看了好多遍。直到建築外綠地的顏色從蒼翠轉為多彩，落英繽紛，是秋天了。在泰國完成學業後，小北迴到香港，再度住進了自己的家，像藝術裝置裏的小光點一樣，在短暫的偏離軌跡後，它仍飛去了那個與千萬人相同的歸途，屬於她的大道。停下腳步的這些時間，曾經的疑問也沒有得到解答，但至少，小北説，她開始承認自己的脆弱。她終於觸摸到曾經初到香港時，自己豔羨的那種輕盈。
新京報記者 楊柳 徐雪飛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