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學術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應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文化多元化發展，世界或將會出現個一體多元的人類生活狀態，它將是一個東西文化會合的世紀。如果我們要想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就不僅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且還要“會東西之學”。
——湯一介
湯一介｜北京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創始院長，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儒藏》工程首席專家，三智書院創院院長、永遠名譽院長
“會東西之學，成一家之言"
我覺得司馬遷的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使之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會東西之學，成一家之言。
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的時代，如果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那當然可以“成一家之言”。但到20 世紀，特別是到今天的信息時代，也許要“成一家之言”就不夠了。因為我們只瞭解我們自己的學術文化，而不瞭解其他民族、國家的學術文化，大概就難以“成一家之言”。
季羨林先生曾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説：“近現代同以前許多時代，都有所不同。舉一個具體例子，就是俞曲園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們師徒二人身上體現了中國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學術發展的一大轉變，俞曲園能熔鑄古今，但章太炎在熔鑄古今之外，又能會通中西。”如果説，20 世紀初必須能“熔鑄古今，會通中西”才能在學術文化上有所成就，那麼今天到了20 世紀末更應該如此了。
如果説，人文學科主要是文史哲，而中國學術文化傳統，有成就的大學者往往都是集三者於一身，孔孟老莊如此，程朱陸王也是如此。司馬遷講的“究天人之際”大體上就是哲學方面的問題；“通古今之變”應是歷史學方面的問題，而《史記》本身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學作品。從中國學術文化傳統看，重要的哲學家都是要研究“天（道）”和“人（道）”關係的，他們把這個問題看成是宇宙人生的最根本問題。
例如董仲舒答漢武帝策問時説，他講的學問是“天人相與之際”的學問；漢朝的揚雄説：“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的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何晏説另外一位創始人王弼是“始可與言天人之際”的。唐朝的劉禹錫批評柳宗元的《天説》中的“自然之説”，他説：“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宋朝的哲學家邵雍説得更明白：“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可見，“究天人之際”是中國學術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之所以如此，我認為，中國學者自古以來不僅把哲學看成是一種“知識”的對象，而且是一種提高人生境界的學問。他們追求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通古今之變”當然是歷史學的問題。“歷史”可以分兩個層次，一是事實的歷史，一是敍述的歷史。前者重在把歷史事件弄清楚，所以考證非常重要；後者則進一步要對歷史事件作價值判斷，所以歷史觀非常重要。而中國傳統“史學”除注重歷史事件的考證外，同樣非常注意對歷史事件做出價值判斷，即要對歷史事件有所褒貶，這是為了“以史為鑑”。如賈誼在他的《過秦論》中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司馬遷説他作《史記》是在於“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的目的更明確，是要“斷之以正邪，要之於治忽”，讓皇帝有所借鑑。
所以我想，“史學”不僅是描述歷史事實，而且要對歷史事件做出價值判斷。孟子説：“春秋無戰。”這是對春秋那一段歷史事件作價值判斷。大概在歷史上真正有成就的史學大師要有其對歷史事件所作出的獨特的價值判斷，什麼是“正義”的，什麼是“非正義”的，即要分“正邪”。
人類的歷史都是人創造的，那麼就有什麼對人類社會發展有好處，什麼沒有好處的問題，這就是“善惡”問題。因此，我有一個不一定站得住腳的看法，如果説“哲學”是研究“真”（宇宙人生的真），“文學”是研究“美”（宇宙人生的美），那麼“史學”是否可以説是研究“善”（人類社會的善）的。我國人文學科的文史哲（也就是我們常説的“國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研究真美善的學問，而在中國傳統中，這三者往往是合而為一的。
今天我們對人文學科的學習和研究，當然不能只限於我們自己國家的，而且必須學習和研究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一切有益的學術文化。羅素在1922 年出訪中國回國以後，寫了一篇短文《中西文明的對比》，其中有一段説：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鑑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的歐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國，在這許多交流中，作為“學生”的落後國家最終是超過作為老師的先進國家，那麼中國最後也會超過她的老師的。
處在20世紀過渡到21世紀之交，世界學術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應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文化多元化發展，世界或將會出現個一體多元的人類生活狀態，它將是一個東西文化會合的世紀。如果我們要想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就不僅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且還要“會東西之學”。（本文摘自三智書院叢書《湯一介哲學精華編》，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