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與馬伯庸劇:《風起隴西》的兩分法

馬伯庸與馬伯庸劇:《風起隴西》的兩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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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與馬伯庸劇:《風起隴西》的兩分法
馬伯庸與馬伯庸劇:《風起隴西》的兩分法
馬伯庸與馬伯庸劇:《風起隴西》的兩分法
馬伯庸與馬伯庸劇:《風起隴西》的兩分法

◎陳建新

因魏國間諜“燭龍”篡改蜀諜“白帝”的情報,致馬謖失街亭,諸葛亮首次北伐失敗。蜀國內部政爭因而白熱化,代表本土益州勢力的李嚴步步緊逼,代表外來荊州勢力的諸葛亮局面艱難,蜀國情報機關司聞曹成兩派爭奪的焦點,“白帝”反遭蜀國追殺……

影視版《風起隴西》終於上線,令人驚訝:它和馬伯庸的原著有啥關係?

好在,影視版改動雖多,卻較好地再現出馬伯庸“歷史可能性寫作”的風格,特別是還原了原著的節奏感,遂能“變馬而不離馬”。

創作者們調動了幾乎一切“時尚元素”,如:卧底丈夫審問卧底妻子、在殺場外傳暗號、露破綻卻又抹去(“白帝”的馬掌)、在對質中殺掉對方(“白帝”在五仙道中看穿假魏諜)、身份互換(“白帝”與糜衝)、因誤會被自己人追殺,加上宮鬥(內部傾軋)、蒸汽朋克元素(木鵲、密語雕版、元戎弩)等……但這些專業級別的精緻始終沒能超越隔閡感,用專業消解了專業度,影視版《風起隴西》的困境帶有普遍性。

把故事講出節奏來,才是真本事

如果我來打分(5分制),至少會給影視版《風起隴西》4分。

影視版《風起隴西》在鏡頭運用、演員走位調度、細節把握、故事合理性、敍事節奏等方面,甚至在音樂處理、背景光運用上,均極盡精緻,屬“用拍電影的方法拍影視劇”的代表。最令人拍案處,是它的節奏——快如美劇,且氣脈暢通。

節奏是當下國產影視劇的最大短板,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故事量不夠。

一旦節奏加快,往往落入“沒什麼可講的”窘境,可依靠場景切換,投入太大,對演員的要求亦高。

影視版《風起隴西》則內容充實,從已播出的10餘集看,至少融入了4個“長套故事”:在曹魏內部,“白帝”與蜀國派來殺他的荀詡之間的博弈;“白帝”打入“五仙道”內部,取得信任,成功誘捕魏諜“燭龍”;荀詡持續調查,逼出“燭龍”;司聞曹內部關係紛亂,彼此傾軋。這個“長套故事”都可獨立成篇,卻被壓縮在如此狹小的敍事空間中。

其次,抽象能力不夠。

影視創作中,存在着兩個時間:一是創作者“講故事的時間”,一是觀眾“理解故事的時間”。二者並不同步。當差距太大時,就會出現“看不懂”“節奏亂”等問題。

不同時代,“並軌”方式不一樣。

現代人更傾向抽象能力,比如遇到陌生人時,現代人多是“禮貌地疏遠”,在現代都市中,這種“禮貌地疏遠”每天會上百萬次出現在公交車上,寫字樓電梯中,格子間不同部門同事交往,與客户溝通中……人們都會使用這種抽象能力——它源於生活經驗的概括與提煉。唯有如此,才能應對現實中的海量信息。

而在傳統的熟人社會中,人們更渴望看到動情時刻,看到緩慢、細膩、多層次的表達,在信息相對匱乏時代,人們用抒情來逃避無聊。

顯然,影視版《風起隴西》更適合現代觀眾,不煽情,不拖沓,無冗長而油膩的感情戲,無故弄玄虛、穿鑿附會的懸念。“白帝”“燭龍”之類,都是該出場就出場、該斃命就斃命,絕無藏頭露尾之累。

節奏快,才能匹配現代社會的複雜度,才能激起當下年輕觀眾的深層審美快感。但節奏快也會形成觀看門檻,屏蔽部分觀眾。可能是擔心觀眾看不懂,劇末特別加入“説書人”,且字幕繁多,反覆出現。整體看,影視版《風起隴西》贏就贏在這種在線的抽象能力。

其三,對人物理解不夠。

簡單性格會取締節奏的推進力,非黑即白、非善即惡才是節奏殺手,這是許多影視劇想加快節奏,卻無法成功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影視版《風起隴西》中的人物性格更多元:李嚴處處給諸葛亮拆台,卻不乏大局觀,仍有念舊、悲憫的成分;主角之一荀詡充滿正氣,卻不乏幼稚;司聞曹首領馮膺足智多謀、有人情味,但宦海中沉浮,因幻滅而生自私……這些複雜人物,讓影視版《風起隴西》有了加快節奏的空間。

影視創作應以人為本,隨着生活同質化,越來越多的人已變成單向度的人,講述人的空間日漸逼仄,這使節奏的重要性抬升——在今天,節奏不再只是手段,甚至可能是全部,它也決定着一部影視劇的品質。考慮到今年以來,讓人眼前一亮的影視劇並不多,則影視版《風起隴西》值得點贊。

抓住了原著的“戲謔氣息”

節奏賞心悦目之外,影視版《風起隴西》對原著精神的把握,也是亮點。

《風起隴西》原著的語言頗具特色,即不動聲色的戲謔氣息,這是以往馬伯庸劇都未能傳達出來的風格。在我看來,馬伯庸敍事有三大特色:

其一,用海量的短線懸念,製造出凌亂、紛繁感。優點在於吸引閲讀,缺點在於收線有時不完整,易出現“撒個大網,捕條小魚”之憾。真正頭尾完整、針腳綿密的佳作,其實不算多。

其二,設置硬核知識點,創造“異世界”。

其三,戲謔性敍述,提醒讀者,用第三者視角去俯視敍述對象,從而強化了“歷史可能性”的氛圍。

三者之中,後者最難用影視還原。第三者視角是反沉浸的,與影視劇所擅長營造的沉浸感截然不同。影視版《風起隴西》採取了有趣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司聞曹內部傾軋的戲份。

表面看,司聞曹是蜀國重要情報機關,制度嚴密,人才濟濟。可像所有現代科層機構一樣,一旦制度化,它便脱離了設立時的初衷,走向自利,從而在不斷膨脹中自我消耗。於是,司聞曹反而成了最沒秘密的機構,它的真正敵人不再是魏諜,而是人性的懶惰、拖延和放縱。在它們的纏繞下,是非判斷反而被排斥在外。

李嚴以司聞曹為突破口,加劇了司聞曹原有的裂痕。努力平衡各方勢力的馮膺、才具不足卻自視甚高的孫令、有才幹卻貪腐的陰輯、心胸狹窄的李邈……他們之間的爭鬥不在全劇主幹上,也非劇情轉折的關鍵因素,屬於可有可無的另一個故事。為把這條線硬性併到主線上,《風起隴西》中荀詡的行為跡近添亂,包括點火給“白帝”示警、偽造手令夜闖陽平關、被當成間諜審訊等,可這些“複雜行動”對結局並未產生影響——在捕獲“燭龍”過程中,荀詡幾無貢獻。這些貌似華麗的操作,屬於典型的“枝蔓情節”。

然而,內鬥故事未讓觀眾產生“跑題感”,因為它“有趣”,不僅不衝戲份,反而激活了“諜戰”,為“諜戰”找到了“在場感”。

這是因為,“司聞曹內鬥”的故事最契合“戲謔性敍述”。

當影視無法傳達馬伯庸的“筆”時,可以用故事來傳達馬伯庸的“味道”。改編不是照搬,而是創造性複製,至少在還原馬伯庸寫作的“不動聲色的戲謔氣息”上,影視版《風起隴西》比此前的馬伯庸劇更成功。

“高度不夠靠節奏”仍是死衚衕

在細節上,影視版《風起隴西》賞心悦目,可在整體上,卻有巨大漏洞:高度不足。

鋪墊了這麼精彩的細節、結構出這麼繁密的故事、塑造這麼多的人物,可沒有高度,就成了“為講故事而講故事”。如果説,影視版《風起隴西》初期還有合理性——“白帝”如不能抓住“燭龍”,自身生命堪憂,可“燭龍”落網後,“白帝”突然成了可有可無的角色,只好強制併到“司聞曹內鬥”的線上,他原來是李嚴的高徒,這就帶來難以挽回的邏輯混亂:有李嚴這樣的強靠山,司聞曹當初怎能毫無忌憚地追殺?李嚴早不出手,非等“白帝”歷經萬險後,才突然敍起舊交?

最終,只好編造出第二個“燭龍”,賦予“白帝”價值。

不必絕對否定“為故事而故事”,但與“為人生而故事”,前者總是落於下品。

沒有高度,則影視版《風起隴西》未找到“白帝”的性格立足點——他為什麼忠於蜀漢?為什麼如此多謀?為什麼能贏得敵方信任?本應先有後者,再有“白帝”,可劇中正好掉過來,成了因為他是“白帝”,所以……

於是,“白帝”成了沒有血肉的“死美人”,成了一個符號。

符號是無法驅動的,只能用故事轉折來推動,為讓推力足夠,影視版《風起隴西》加入太多似曾相識的情節,不惜成為《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風聲》《潛伏》《一地雞毛》等的精華文摘版。可線性的情節再曲折,也無法形成立體感。從結果看,影視版《風起隴西》在同一平面上來回掙扎,與節奏恰成互耗:再複雜的懸念,再離奇的故事,都會被敍事的快節奏拖垮,為避免重複、雷同,只能匆匆收尾。

確實,影視版《風起隴西》也加入了一些壯烈殉國的場景,以及感情戲,做出“要拔高”的姿勢,但這種佐料式的添加意義不大:在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尚未誕生的時代,忠君更重要;個體尚不獨立,何談現代意義的獨立人格、愛情……這些硬找高度、硬性抒情的部分,反成全劇的海拔最低點。

總之,影視版《風起隴西》未承擔起探索人性的責任,它表面精緻核心空洞,隨着人被故事驅逐在外,影視版《風起隴西》成了一架玩具——好玩,但也只是好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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