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上旬
在智標塔地宮塔基尋找過程中
意外發現地宮
4月25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鄭嘉勵等
多位考古專家來到海寧
對東山智標塔地宮進行搶救性發掘
今天一起來聽聽發掘背後的故事
注：本文原載於【海寧文博】總第七十一期（2018年12月編）「海寧市博物館建館60週年專欄」
智標塔地宮發掘記
文/鄭嘉勵
2003年4月24日下午，我接到單位辦公室電話，説，明天早上前去海寧參加一座佛塔地宮的清理。電話語焉不詳，我甚至都沒能聽清佛塔的名字。
翌日，我們遵囑來到海寧市硤石鎮的東山腳下。東山不甚高，但在杭嘉湖水鄉平原，殊為難得。海寧地勢平坦，惟於硤石附近有些石山，東有東山，西有西山，中有市河，使這座江南古鎮別有一番風采。我們要發掘的佛塔地宮，就位於東山之巔。
我們來到東山，時間還不到早上8點鐘。曹錦炎所長、黎毓馨、馬祝山等人已等候多時，他們前一天就到了，踏勘過現場，以為事出緊急，工作量大，地宮裏可能存在的文物又不能在山頭過夜，才決定臨時叫上胡繼根老師和我前去幫忙。寒暄過後，我終於知道這次的工作對象，名叫智標塔。
智標塔原貌
智標塔，千百年來，是硤石鎮的歷史地標性建築，可惜在1969年12月26日遭炸燬，僅以基存。後來，塔基又為海寧市電視差轉枱管理用房長期覆蓋。2003年4月上旬，海寧當地建設東山森林公園，拆除管理用房。黎毓馨前去勘探，在房址下發現了湮沒已久的塔基地宮，並及時報告文物部門。為確保文物安全，浙江省文物局同意對地宮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
我來到現場，塔基和地宮已展現在眼前，形制與2001年發掘的杭州雷峯塔遺址類似，也是平面呈正八邊形的塔基。所不同者，雷峯塔是雙套筒的佛塔，體量更大，而單套筒結構的智標塔偏小。乍看上去，像極了雷峯塔的弟弟，地宮構造也類似，地宮口鋪蓋着石板，石板上壓着一塊重量逾噸的壓頂石。黎毓馨是當年雷峯塔遺址發掘的考古領隊，工作出色，有口皆碑，所以在工地現場，曹錦炎所長宣佈黎毓馨為本次智標塔地宮發掘的考古領隊，也算眾望所歸。
我們都參加過雷峯塔地宮發掘，見過大場面，他鄉再遇故人，內心充滿底氣。
按照雷峯塔的成功經驗，發掘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用轆轤起吊地宮蓋板上的壓頂石。時間是上午8點半。
頂石搬開後，封砌地宮口的石蓋板，暴露在我們眼前。蓋板共有兩層，各由10塊長方形的石板拼接而成，縫隙之間以石灰彌縫，其上疊壓以香糕磚（條磚）。香糕磚，是宋元時期江南地區常見的建築材料。
在揭取蓋板之前，我們先對蓋板逐一編號，以備日後復原之需。每個工作步驟完成後，均繪圖、攝影。總之，一切嚴格按照考古發掘規程操作。寫文章的人，無論多麼細緻耐心，於材料終不免有所取捨，這是必須予以説明的。
蓋板揭去以後，地宮重見天光，一覽無餘：地宮平面呈“回”字形，以紅砂岩條石砌築；地宮主體的石函，居於正中間，是個邊長約70釐米的正方形石砌函室；函室與地宮內壁之間，形成一個類似“迴廊”的空間。這種石砌的“迴廊式地宮”，結構獨特，此前似乎從未見過報道。雷峯塔是“正方形豎穴式”的地宮，但其外表與智標塔類同，而地下情形，竟然完全不同，考古發掘對象之不可預見，多有溢出人們經驗之外者。
紹興南宋六陵的地下墓室（皇堂），採用“石藏子”的形式，棺柩置於石槨（石砌大匣子）內。元代蘇州張士誠之母曹氏墓，還有與智標塔共屬一邑的海寧袁花元代賈椿墓也都採用“石藏子”結構——在封閉的石壙內，正中擺放方形槨室，外壙與槨室之間灌滿三合土灰漿。如果將智標塔地宮的石函視為槨室，那麼，其結構與張士誠母曹氏墓、賈椿墓十分接近。地宮瘞埋制度，向來有效仿世俗墓葬的傳統，也許這種“迴廊式地宮”受到過本土墓葬的影響，亦未可知。——當然，這是我後來的想法，在發掘工作現場是不可能考慮這些問題的。
石函室，深約一米許，內設四級台階。在各級台階上，擺放各種造像和供養品。最高的第一級台階，供奉有“一佛二弟子”，正中是釋迦牟尼佛，阿難、迦葉兩大弟子恭立左右。阿難、迦葉是佛祖最親近的弟子，作為佛祖的左右協侍，是一固定的組合。兩大弟子外側，各置一銅淨瓶。銅像神情安詳，保持着供奉之初的原狀。這説明智標塔地宮從未經過盜擾，儘管塔身歷經人禍滄桑，早已蕩然無存。
對工作中的考古人員來説，面對文物的出土，最初的感嘆可能是文物的豐富和精美，然而緊隨而來的疑問，則是文物和地宮的年代。斷代，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我甚至認為，考古工作者只要對其發掘對象作出準確的年代判斷，他的田野工作便已成功了大半。
在現場，海寧的文物工作者綜合地方誌史料，早已整理出一份智標塔歷史沿革的資料。民國《海寧州志稿》卷八“名跡”載：“智標塔，在硤石鎮東山觀海峯絕頂。聞人倬記雲，始於東晉，初名八福，宋僧智標重建，改今名。下有塔院，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塔與院俱為倭寇所毀。萬曆壬子（1612）蜀僧圓海重葺之。”
我們不能輕易否定歷史文獻的記載，智標塔的前身或許真有可能早至東晉，但對那些沒有直接證據的事物，我們的態度是“敬而遠之”。然而，有人據此推測智標塔地宮始建於東晉，則是不可能的。我國成熟的佛塔地宮瘞埋舍利制度，出現於隋唐以後，結構縝密的石砌地宮如智標塔者，更無可能早至東晉。
發掘之初，我們傾向於地宮為北宋遺物，因為塔基、地宮的外觀與雷峯塔類同，而雷峯塔正是吳越國末期（北宋初）浙江的典型佛塔。跟有絕對紀年的典型文物比對，是斷代的基本方法。
然而，地宮內出土的兩件銅淨瓶，推翻了我們的猜想。淨瓶形制，仿自秦漢蒜頭瓶。仿造商周秦漢古器，是北宋神宗朝以後的風氣，至徽宗朝復古之風大盛，始有大量仿古器物出現。浙江地區的現存文物，只要是仿造三代秦漢器物樣式的，均為南宋以後之物。所以，地宮的瘞埋年代，肯定晚於北宋。
工作繼續進行中。函室的第二級台階，供奉有“西方三聖”，中間是一尊泥塑的阿彌陀佛像，可惜已坍塌，左右為兩尊觀音像。此外，又依次有水晶獅子鎮紙、筆山、玉缽、硯台等。尤其是一對水晶獅子鎮紙，晶瑩剔透，造型活潑，甫一出土，便引來現場的交口稱讚。在台階的底部，出土了一枚“嘉定通寶”銅錢。這是南宋寧宗朝的年號錢，終於確信地宮的埋藏年代早不過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年）。我們由銅淨瓶引發的疑問，至此釋懷。
第三級台階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座金塗塔，形制與雷峯塔地宮出土的阿育王塔類似，其中保存較好的一件底部附有彩繪磚座，與塔身連成一體，陶座內藏有銀盒（據後來的室內清理，銀盒內藏有舍利子及供養舍利的“七寶”）；另一件金塗塔，塔剎殘缺，裏頭依稀可辨“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塔乙卯歲”銘文，“乙卯歲”即後周顯德二年（955），知為吳越國遺物，在世間流傳三百多年後，為善男信女作為最重要的供養品之一，舍入地宮，以祈求佛祖庇佑來生的福報。
第四級台階，也就是石函的底部，出有精美的玉器。這種在明代被稱為“爐頂”的玉器，才剛剛露頭，黎毓馨當時就意識到這件文物的年代可能會更晚，因為多層立體鏤雕的玉器是典型的元代風格。大概在兩年後，我偶爾讀到揚之水先生的文章，她認為“爐頂”實為元人帽子上的“帽頂”裝飾。元朝覆亡後，服飾改遷，明朝人將這種工藝繁複的“帽頂”玉器改裝為香爐蓋上的蓋鈕。因為有智標塔地宮發掘的工作經歷，我對這篇文章的印象格外深刻，本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原則，我第一時間將揚之水先生文章告知黎毓馨。當然，這也是後話。
果然，在清理的最後階段，地宮底部出土了一枚“至正通寶”大錢，至正（1341—1368年）是元朝最後一個年號。發掘至此，我們才知道地宮的建造年代至少已晚至元末。
地宮清理從4月25日早上8點半開始，到最後一件文物出土，時間是下午5點多。
4月26日早上，我們依然來到發掘現場，僅僅只是完成野外繪圖、打掃戰場而已。
從現場遺蹟判斷，地宮系整體落成，未見後世的重建跡象。“至正通寶”代表的地宮封閉年代，大概也就是地宮的始建年代。《海寧州志稿》載“智標塔，宋僧智標重建，改今名”云云，恐怕不可盡信。如果主持重建工作的智標和尚，是入元的南宋遺民，後世文獻稱“宋僧”固然可通，然而地宮竣工於元末，智標估計已屆百歲高齡，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這是我當時在遺址現場的疑問——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之間，出入如此之大，終不可解。
這疑問，困擾了我好多日子。後來，我又輾轉奔波於別的考古工地，一時忙碌，也就漸漸淡忘了。
附記：
本文根據我當年的工作筆記整理，地宮出土文物的次序和定名，如有出入，當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社編著《海寧智標塔》（科學出版社，2005年）為準。
又，據海寧徐超先生告知，南宋《鹹淳臨安志》：“（鹽官縣）審山，在縣東北六十五里，高五十三丈，週迴七里三步，漢審食其墓其間，故名。有僧崇惠庵，墓土皆五色。有僧智標塔，秦始皇磨劍石。有靈池，水旱不盈涸”。《鹹淳臨安志》成書於南宋鹹淳四年（1268），則智標塔為宋塔可無疑問。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並不吻合，合理的解釋是，元明之交，智標塔可能有過一次重建，連地宮部分也是新建的。據常理，後世重建佛塔，一般不會觸及舊地宮。也許另有一種可能，在重建時，往舊地宮內補入一些新的供養品，亦未可知。又或許是，宋代智標塔原是本無地宮的小型實心塔，元明重建者，建築形式完全不同，所謂智標塔，只是承襲舊名而已。
作者簡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轉載自海寧市博物館n海寧市文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