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傳説嗎？從“夷夏東西説”和考古文化的分佈來看夷夏的位置

網上很多人喜歡望文生義，乃至於望字生義。這樣似乎可以省略掉詳細考證的繁瑣，而且往往會自詡為創新，儼然開拓出來了很多專家學者都未曾有過的思路。

我們不否認有些人的確另闢蹊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董亞巍先生在範鑄領域的研究，近讀其大作《範鑄青銅》就頗有此感，董先生雖然無法與蘇榮譽、朱鳳瀚等青銅大家相比，但其源於實踐的諸多認識，還是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對整體把握範鑄這個我國獨特的青銅鑄造技術非常有幫助。有點扯遠了，我們回到主題，繼續“夷夏東西説”。

“夷夏東西説”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傅斯年先生提出來的，在疑古之風甚盛，中華文明被嚴重低估的那個年代，這個理論無疑宛如一道清風，將籠罩在國民心頭的那股文化自卑的陰霾一掃而空。

有些網民將“夷夏東西説”同後世中國疆域做了比附，然後説這裏的夷指的是山東左近的東部族羣，夏指的是甘青一帶的西部族羣。這其實是很低級的誤解。即便不去翻閲傅斯年先生當年的論著，從時代背景來看，傅斯年先生也不會存在這樣的認識。

我們都知道上世紀20年代，安特生髮現仰韶以後，將位於甘青一帶的仰韶文化定位為我國古文化的源頭，進而得出了“中華文明西來”這個讓所有國人黯然神傷的結論。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説”其實有打破“中華文明西來”這個論斷的目的。那麼傅斯年先生眼中西部的夏是哪裏呢？

我們翻開他的論著，就一目瞭然了。我們這裏做下部分摘錄。

據以上各書所記夏地，可知夏之區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陝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東方界限，則其盛時曾有濟水上流，至於商丘，此便是與夷人相爭之線。（傅斯年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那時候還沒有發現什麼龍山文化、嶽石文化，更沒有二里頭文化，傅斯年先生百年前通過文獻推測出來的夏夷區域，竟然與今天考古發現的範圍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不得不佩服傅斯年先生的目光如炬。事實上，這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謂的“夷夏東西説”的核心觀念。具體論述過程，感興趣的朋友不妨去翻閲傅斯年先生《民族與古代中國史》，論證很細緻，民國大師們對文獻的爬梳能力也的確讓人歎服。

如果説我國史前文化中哪一個地區可以確認族屬，想必東夷這個族羣是最能夠得到學界共識的。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嶽石文化，這條發展的主脈絡既是東夷族羣文化流變的過程。雖然從考古文化內涵上看各個階段均有着多元的特點，但其主脈的連續性是顯而易見的，中間文化的合流與分流也是我國曆史上的常見形態。

本文時空範圍是夏商時期，所以我們要從東夷文化發展脈絡中將這個時期的東夷文化分辨出來。從文獻典籍及考古上看，夏與早商的年代落在距今4000-3500年這個區間應該是無誤的。我們看下東夷文化落在這個時空範圍內的考古文化是哪些。海岱龍山的絕對年代在距今4600年至3800年前後，之後的嶽石文化大致在距今3800年至3450年這個區間。那麼毫無疑問，夏至早商期間活躍在先秦文獻上的東夷人文化就是海岱龍山晚期以及嶽石文化。

從文獻上我們能夠看到什麼呢？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堯舜禹時期的大洪水了，“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孟子》)。而參與治理洪水的不僅有舜、禹族羣，還有伯益、皋陶等。而舜、伯益和皋陶是來自東夷族羣的首領。這個時期應該在距今4000年前後。

我們從這句文獻中可以得到兩個認識，就是這個時期天下猶未平和洪水橫流。天下猶未平反映出來的是族羣林立的狀態，即所謂“天下萬邦”。洪水橫流很好理解了。這些我們後面再談，既然東夷族羣及其考古文化可以得到了確認，我們接下來看下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在哪裏?

晚商文化因為殷墟的發現得以確認，早商文化隨着鄭州商城的發現也逐步得到了確認。早於商文化的考古文化主要有，海岱地區的嶽石文化、豫北冀南地區的下七垣文化，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長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寶墩三星堆文化、長江下游的馬橋文化。海岱地區的嶽石文化為東夷文化我們前面已經做了説明，而從考古文化面貌來看，下七垣文化與早商的二里崗文化最為接近。

先商的文獻記載不多，從有限的幾條記錄來看，商族最初幾世的先公如契、昭明、相土等主要活動於北方地區和渤海灣一帶，而至王亥、上甲微之時，商族人的勢力似乎已發展到了河北中北部的淶水、易水流域；也有文獻記載表明，昭明或相土之時商族已經遷到了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到商湯之時則已在河南東北部地區建立了穩固的軍事大本營和部族根據地。限於篇幅，我們這裏對此不作詳論，總之，從整體考古文化集文獻上看，分佈於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當無疑問。

夏夷互動在文獻上記載的比較多，主要來自《古本竹書紀年》，從堯舜禹時候雙方的同盟關係一直到夏代滅亡，夏夷就一直處於或戰或和狀態。伯益皋陶輔助大禹治水，啓幹益位，后羿困太康於洛汭，寒浞代夏而立，相徵黃夷和於夷來賓，少康時期，方夷來賓，芬(槐)時候九夷來御，荒(芒)和九夷東狩於海、發時期諸夷入舞等等。可以説，縱觀整個夏代，所謂東夷就一直活躍在歷史典籍中。

商與夷的互動主要發生在商族南下以後，也就是商湯進入豫東北的時候，商與有莘氏聯姻標誌着商夷聯盟的形成，位於豫東北的商和散佈在魯西豫東的東夷族羣結盟的目的是什麼已經不言而喻了。還有東夷人伊尹成為了商湯的左膀右臂，同樣可以看出來此時商夷關係的親密。

夏商的互動要更早一些，體現在商先祖契佐禹治水，相土和冥均有過佐夏的記載。説明夏和商的交往歷史由來已久。

我們既然確認了海岱地區東夷文化和豫北冀南的先商文化，同時與商夷交往密切的夏文化已經昭然若出了。堯舜禹時代的天下為平萬邦林立從考古文化上指的就是這個時期中原龍山文化的多中心現象。龍山時期中原腹地出現多座城池就是這個時期的真實寫照。而進入到距今3800年的二里頭時代，夏商夷的互動就愈發明顯了。在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嶽石文化彼此交界地區的考古文化均出現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交錯現象。

而到了二里頭文化晚期，這種現象表現得愈加明顯。在二里頭遺址四期晚段，興旺一時的二里頭遺址規模宏大的宮殿和宮牆被毀，原有遺蹟部分被含有下七垣文化和嶽石文化類型器物的灰坑打破。學者認為這些現象就是商夷聯盟對夏的打擊所致。而從二里頭二期一直使用的青銅作坊和綠松石作坊卻沒有遭到破壞，一直沿用至二里崗下層。比二里頭晚了幾十年的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相繼出現了與二里頭文化有着明顯傳承關係的青銅器物。同時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夏商之交，商人從不懂青銅鑄造到接過了夏人青銅鑄造的衣缽。這也是二里頭遺址青銅作坊和綠松石作坊得以延用至二里崗時期的原因，很多具有手工技術的技工得以保留併為新生的商王朝服務。

有個問題我們忘了講了，就是堯舜禹時期的大洪水，為了避免文章過長，我們這裏簡單做下介紹。

按照時間脈絡來説，這個洪水發生的時期應該是在距今4000年前後，由於族羣遷徙融合導致洪水記憶的廣泛流傳，大禹究竟治理的是哪裏的洪水，也出現了多種説法。我們這裏不做過多論述，根據我們上文分析，這個洪水發生地應該就是中原地區。從環境考古來看，史前洪水的跡象也是很明顯的。在4000年前後的新砦遺址早段就已經有了洪水現象，到了晚段還爆發了大洪水。到了晚期才恢復正常。

同時從二里頭文化的考古中也能夠窺得一斑，通過環境考古，我們能夠看到二里頭文化形成以前，洛陽盆地發生過大洪水事件，伊洛河河水暴漲的現象很明顯。

這次大洪水發生的範圍很大，伊河流域、洛河流域、涑水河流域、沁河流域、雙洎河流域都發生了洪水氾濫的情況，這個現象從新密新砦、輝縣孟莊、焦作徐堡、博愛西金城、偃師二里頭、洛陽矬李和王灣、三門峽三里橋以及山西的絳縣周家莊等遺址都有發現。也就是説普遍存在於晉南到豫西這個區域。

從時間和地點與文獻上對龍門的記載來看，大禹治水的主要區域應該就是在這個區域。

綜上所述，由於我們可以確定先商文化和東夷文化分佈的區域，與商夷交往密切的夏文化自然就分佈在離商夷文化雙方都不遠的地方，試想，如果不是這樣，又有那支族羣會跨過二里頭這個龐大的勢力去與商夷互動呢？例如，如果齊家文化是夏，那麼齊家文化和商夷之間的二里頭文化又是誰？如果三星堆文化是夏，遠隔萬里且與東夷和商隔着二里頭去頻繁互動可能嗎？所以二里頭文化為夏代文化是完全可以得到確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