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自文字誕生，書法亦隨之而來。而關於書法，自古便有“書如其人”的説法，因此評判一個人的書法往往摻雜着一個人的德行。
實則非也，書法與個人德行雖有關聯亦非必要，有人筆走游龍似顏筋柳骨，卻是奸逆之徒。亦有人字跡娟秀，卻是虯髯大漢性子暴烈之人。由此看來，書法與人之間的關聯並非環環相扣，只稱得上相輔相成罷了。
一、康體
作為一代書法大家，康生的書法儼然自成一派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康體”。而細觀歷史當中能夠做到如此地步的書法家屈指可數，如二王、顏筋柳骨的眾所周知的。
每個人的書法都有着屬於自己與眾不同的風格，而當這種風格為大眾所稱譽之時，便會形成一種流派。
因而，作為著名文物鑑賞收藏家以及曾任商務印書館董事的陳叔通對於康生的“康體”極為推崇，因而在他列出的中國現代四大書法家的排行之中儼然將康生作為榜首，分別依次為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那麼，他這番評價名副其實否？
陳叔通的評價不可能是毫無根據的，他自身的地位以及學識也不允許他在這些方面盲目作評。因此這一系列排名雖為一家之言，但也具備着一定的真實性以及權威性。那麼能夠讓陳叔通如此推崇的“康生書法”究竟有着怎樣一番魅力呢？
從經歷上來看，康生自幼便是出生於書香門第的，自然也飽受家中長輩文學氣息的薰陶。也的確，他自幼便接觸過頗多的文學作品以及書法作品等，耳濡目染之下難免從中汲取或多或少的見解。
而且不得不提的是，他的老師便是清末狀元兼宣統師傅潤庠，然而由此也養成了他自視清高、傲然無誤的驕橫。
陸潤庠作品
康生書法之中首屈一指的便是他的草書，尤其是章草，即始於漢朝的一種傳統書法，乃是今草的前身。相關方面的專家普遍認為，康生的章草在建國之後是“無人可出其右”的。他
曾隨手一幅章草儼然是無心之作，卻也有着常人不可企及之處，其間流暢自然，渾然天成，唯一的缺點便是筆鋒過露，儼然如同前文所提及的，性格過“傲”。除此以外，他的隸書亦是功力深厚，可與“民國四書家”其一的胡先生相提並論。
而他的行書得二王之精髓，納北碑入其中，字裏行間，飄逸瀟灑，氣勢磅礴，乃是碑帖融合的絕世佳作。另外，其亦善於甲骨文，足以與其中大家平分秋色。
不過，他最大的特點，他能雙手並用、左右開弓同時行書，這亦是為人稱道的一大特點，而他本人對此也是頗為自得，常署名“康生左手”。而除去書法以外，他另精通於鑑賞、繪畫等，尤以繪畫上自稱“魯赤水”，不乏意與齊白石一較高下的想法。
二、康生其人
“字裏行間透其德”，康生之書常常鋒芒畢露亦是為人所詬病，誠如他的性子一般，自視甚高、孑然狂傲。其中，從上述的“左手留書”以及自比齊白石便足以看出他的性格。其中尤有幾事，將他性格的缺陷畢露無疑。
1、“不屑一顧”郭沫若
據傳聞，康生曾經在面對有人將郭沫若的書法與自己相較之時，説過這樣一句話。“若論書法，我用腳趾夾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寫得強。”在陳叔通的排名之中，郭沫若雖較之康生有所不及，但也僅次於他。
雖説差之毫釐，錯之千里，亦或許他的書法遠遠高於郭沫若，但是絕不至於腳趾夾棍尤勝於郭沫若的程度。而如此一番話從他這位被人稱譽的書法大家口中説出，足以見得其人自傲到何等程度。
由生而為人的涵養來看，無論身居何等地位，在平等交流的情況之下，對於他人亦應給予充分的尊重，如此言行難免不妥。或許，正是因為書法上的成就達到了“自稱第二、無人敢為第一”的程度，方才造就了他傲然無誤，睥睨眾生的心態。
可謂，書法的鋒芒畢露與其性格之間相輔相成、不無關係。因而，即便是傳聞，但結合其性格而言，此話應當並非子虛烏有、空穴來風。
郭沫若
2、自比齊白石
如果前例只是傳聞，那麼這一例子卻是不折不扣的“鐵證如山”。《贊魯赤水畫菊》一詩乃是出自於郭沫若之手，即“有齊白石，今見魯赤水。齊魯是比鄰，赤白各有。”
此處儼然便已是將齊白石與“魯赤水”即康生相提並論，有難分高低之意。而後又是一番大肆誇讚追捧之後，在文末另有一句，“齊老九十六，魯公一萬歲。”
關於郭沫若是以怎樣的心態寫下這首詩的姑且不論，而對此作為當事人的康生竟是欣然大悦，慌忙將這首詩抄錄下來，真跡時至現如今仍有流傳。
前文僅其一，另有“因我從來不喜草蟲畫，總是覺得這是女畫家的體裁，以前許多畫評家盛讚齊白石的草蟲畫得好，大吹其現實主義，我只是心中竊笑而已。”出自於康生寫給他人的書信之中。
一個精於書法之人，雖然在此領域堪稱大家，但是關於繪畫並沒有長期的浸淫，便如此大放厥詞，自比大家，着實令人不齒。且不説康生的留世畫作是否能夠與齊白石一較高下，單單這份對於對手的詆譭以及“魯赤水”這一名字，狂傲之中亦透着幾分自行漸慚的味道。
若是他對於自己的技藝以及畫作有着足夠的自信，何須通過詆譭對手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亦何須通過“魯赤水”這樣的聲名來譁眾取寵？中國自古便有一句老話，“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自身擁有足夠能力的話又何必去爭？何須去爭？
三、“華而不實，空有其表”
的確，無論如何康生在書法之上的造詣令人歎為觀止，但是其惡略行徑亦如同其成就一般令其“聲名大噪”。不過相較於書法上的稱譽，對其行徑卻是罵聲一片。
康生本人在革命期間亦有着一定的貢獻，包括曾經潛伏開展地下工作，不過縱觀其履歷亦是一片狼藉，曾多次“有意無意”對一些黨員打擊迫害，儼然有種“排除異己”的感覺。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使我國飽受磨難的“十年動盪”，他亦是其中主要發起成員之一。而鑑於他的事蹟，1980年，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撤銷悼詞，將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康生的事蹟，儼然可以與李斯、蔡京、嚴嵩、秦檜等人相提並論，皆是於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但觀其為人令人唾棄。由此看來，陳叔通將其評為現代四大書法家之首，是依據其書法事業上的成就而言的。
作為當代中國人，在我看來他得此殊榮名不副實。
首先，在我國自古以來的價值觀當中，尤為提倡“德才兼備”，兩者缺一不可，因而空有其才縱然身居其位亦是德與位不相匹配。聯繫至宋代蔡京便可知，他本堪稱宋四家卻因其劣跡斑斑，被人換成了蔡襄。如此便是不相匹配的一大例子。
蔡京作品
畢竟，任何一個時代某一領域的楷模都是供以後人學習的，而一個似這般的例子夾雜其中，大概率會對學習之人的價值觀造成影響，形成一種有才華即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想法。
由此，陳叔通把康生列為現代四大書法家之首，是否名副其實想必已有答案。
而引申至我們日常的生活之中，一個空有其才而視道德家國為無物的人，終究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而社會對於人才固然重視，但是對於一個有才無德的人亦是毫不留情摒棄的。
例如一個用人單位招攬這樣的人，從短期來看固然可喜，可解燃眉之急，但卻難當大任，無異於“引狼入室”。
在培養自身才華的同時，培養自身道德亦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的本質亦是在於“教書育人”。唯有修身齊家之後方可治國平天下，吾輩當謹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