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與以前的其它王朝在墓葬風俗方面有很大差異，提倡的是“不封不樹”的“秘葬”。即便王公貴族下葬，一般也是將一段樹幹掏空，把逝者放進去，再放入墓穴中。挖墓穴時多餘出來的泥土，都被運到其它地方傾倒，不讓墓穴形成“墓丘”。如果逝者是征戰疆場的將帥，下葬後還要讓士兵驅萬馬踏平下葬之地，以示尊重。種做法掩藏了下葬的痕跡，有效地防止了墓穴被盜挖。所以，在考古研究中，發現的元代墓葬很少，元代的出土文物也成為珍稀之物。
雖然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疆域面積最大的朝代，由於文物的缺少，給研究元代歷史的學者帶來了許多困難。今天，小編要給大家分享一段與元代國寶有關的故事。1961年，烏蘭浩特市索倫鎮一個姓李的農民，在河道上挖掘沙石，勞動中鐵鏟碰到一塊硬物，他好奇地伸手去掏弄，從沙土中掏出一塊長方形的“廢金屬”，上面有一個小圓孔。這位李姓農民當然不知道這塊“非金屬”的價值，擦洗一番後，見 小圓孔周邊有漢文“張字九十六號”字樣，銅黃色的金屬表面還有一些看不懂的文字。他想，帶回家找人看看，這究竟是一塊什麼東西？
回家後，李姓農民便隨手將這塊“廢金屬”扔到地窖裏的土豆堆上，然後便忘了這件事。直到10年後，他的一個老朋友到家裏做客，閒聊中無意間提到那塊“廢金屬”牌，又去地窖找出來給朋友看。他的朋友見金屬牌上的文字有點熟悉，才想起前不久看到一幅成吉思汗畫像，上面的文字與金屬牌上的文字相同。兩人探討後，認為這塊“廢金屬”有可能是值錢的文物，這反倒讓李姓農民坐立不安了。怕消息走漏，會被宵小“惦記”，在囑咐朋友保密後，他將“廢金屬”牌藏在雜物箱的底部。
一晃又過了26年，李姓農民已年老多病，卧牀不起，臨終前叫來兒子李獻功，將這塊可能是值錢文物的“廢金屬”牌交給他，説是作為“傳家寶”交給他。兒子李獻功認為父親臨終時頭腦糊塗，並沒把金屬牌當回事，也就當面“慎重”地接過來，過後還是又把它隨手扔進了地窖。父親去世3年後李獻功做生意虧了本，欠下一大筆債務，焦頭爛額之際，忽然想到了扔進地窖的“廢金屬”牌。保着“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他找到常來村裏收購古董器物的一個相熟的販子，打算了解一下這塊父親口中的“傳家寶”。
當古董販子告訴他，這肯定是一塊黃金古董時，李獻功異常興奮，趕忙託人找到烏蘭浩特市的文物專家劉振春。劉振春見到這塊“廢金屬”牌時非常驚訝，急忙找來同行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張國林，兩人一起研究，並通過銀行對黃金成分進行分析後，判斷這應該是元代的金牌。據記載，這樣的金牌從俄羅斯到蒙古，一共只發現了6塊，我國境內僅此一塊，由此可見其珍貴程度。當二位專家打算以12000元的價格合資購買金牌，並預付了2000元定金後，李獻功卻嫌出價太低，反悔不賣了。
李獻功帶着金牌到當地一家金銀首飾加工店，一番交涉後，店主願意以17000元的價格當作黃金收購這塊金牌。李獻功算了一下，這筆錢還是無法抵償債務，便打算另謀出路。幾經周折後，這塊金牌的事被內蒙古大學副校長包祥教授所瞭解。包教授託人從李獻功手中找來幾張金牌的照片，一看之下，包教授震驚了，這是稀世國寶啊。金牌上赫然是忽必烈時代的巴思巴文，包教授隨口讀出上面的文字，並譯成一段漢語：“ 在至高無上的神的名義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違抗的。誰若不從問罪處死。”
金牌上的巴思巴文是一種最初要元朝高官才能學習的文字，常被應用在軍事保密方面，調兵聖旨和金牌令上的內容均採用巴思巴文。後來，忽必烈推廣該文字，甚至作為考察官員升遷的一項標準，巴思巴文便逐漸失去了它的神秘性。經過光譜分析儀檢測，這塊金牌含金量達58.44%，其餘成分為銀。但這塊金牌的珍貴之處並不在於它的純金含量，而是它作為稀世國寶在國內文物中的唯一性，同時也為研究元代歷史提供寶貴的佐證資料。最後，包祥經與李獻功協商，以6300元美金買下了這塊金牌，並無償捐贈給了內蒙古大學民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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