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41件共221頁周作人散文雜文手稿及他於1963年寫就的一卷《為羅孚書自作詩長卷》手稿在嘉德拍賣。42件作品中，《錢玄同的復古與反覆古》《從猥褻的歌謠談起》兩件流拍，《為羅孚書自作詩長卷》拍出92萬元的價格，是所有作品中價格最高者，其他手稿的價格從十幾萬到四十餘萬價格不等，共拍出1286.85萬元人民幣。
從嘉德公佈的手稿目錄來看，這批手稿中有近十件都是談論吃食，筆力所及之處不光是故鄉的美食，還談及日本美食，周作人寫在北京一直連續住了四十多年“時常還記憶起故鄉的吃食來，覺得不能忘記”。在《閒話毛筍》中，他寫因為有“肥甘”，而中了“思鄉的盅惑”，“主要是食品裏的筍，其次是煮熟的四角大菱，果子裏的楊梅。”《陸奧地方的粗點心》從日本的菓子談起，談日本寺廟的風土人情和有趣的見聞，最後落筆在“我在茫然的望着給風吹起聚集攏來的落葉，心裏卻在想着專稱寺起原的悲哀的故事”。《吃茶》中，周作人則一一例舉自己喜歡的茶，除常飲的龍井外，碧羅春、六安茶、太平猴魁偶有嚐鮮，又對苦丁茶與香片一一品評。
紹興特色食物，讓周作人魂牽夢縈。他這樣寫道：“主要是食品裏的筍，其次是煮熟的四角大菱，果子裏的楊梅。”《閒話毛筍》裏寫家鄉的毛筍、淡筍之類，是“從頭不宜出行的”、“請他們坐飛機也不行”。《略談乳腐》一篇也從紹興風物引入，談及這一方小物的滋味，進而又涉及諸多有趣故事。
周作人對茶也非常鍾情。1964年1月27日發表在《新晚報》的《吃茶》，即為他寫過的諸多有關“茶”文字中的名篇。他談從小喝的“本山”茶，價錢便宜，又叫“平水珠茶”。還提到適宜吃茶時品嚐的茶幹，寫道：“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幹最有名。尋常的豆腐乾方約寸半，厚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幾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
文章中提到“碧螺春”“六安茶”“太平猴魁”偶有嚐鮮，又一一品評了“苦丁茶”和“香片”。其中那一句“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成為文化人士頻頻引用的佳句。
《書房裏的遊戲》《老虎橋雜詩題記》回憶的是兒時讀書的經歷。從三味書屋，到會稽東湖學堂、南京水師學堂，再到北京西山碧雲寺，周作人就如他筆下那個“常有四方之志”的紹興人，走過不少地方。他漂盪了大半生，心心念唸的仍是故鄉。
當代知名文化學者鍾叔河曾大力推薦周作人的文章，裘士雄與其有過幾次通信，感受到鍾叔河對其作品發自內心的欣賞。
早年留學日本的周作人涉獵廣博，不但通曉日文，還精通英文、希臘文。這也使得他特別重視日本文學與古希臘文學，尤其晚年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這些領域。裘士雄認為周作人在小説、散文創作，日本、古希臘文學的翻譯，以及民俗學研究領域，有着不可忽視的成就。
這在周作人寄給《新晚報》的這批文稿中，得到了印證。比如涉及古希臘文學的就有《希臘小喜劇》《愛説誑的人》《塔伊斯與格呂刻拉》等。另外多有時評、史論類文章。最長的一篇要數《錢玄同的復古與反覆古》，有一萬三千多字的篇幅，是周作人1963年11月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約請而作。
“現在青年最要緊的是行， 不是言”，認為與他觀點類似的錢玄同是“新文化運動中主張反禮教最為激烈的”（《錢玄同的復古與反覆古》）。
常常從時事説開去，比如“九十個攀登阿爾卑斯的最高峯”（《現代的諾亞方舟》），又因南越吳廷豔事件而“對東南亞的佛徒有些興趣，略加考察”（《愛羅先珂所説的緬甸佛教徒》）。
周作人與錢玄同，早在日本師從章太炎時就結下了友誼，文章追憶兩人的深厚交往，多處引用錢玄同書札，頗有史料價值。周作人特意請人抄錄副本投寄到香港，可惜最後未被刊出。
周作人對於自然界的動植物也十分費心研究。因為北京動物園有“科摩陀龍”到來，而考證龍是“一種巨大的爬蟲，是壁虎的一族”，“會得要死，而且也還是可以吃的”（《現今的龍》）。因為現今人們傾向於“自然倫理化”，而創作《蟬的寓言》《向日葵的神話》等，考證它們歷來被怎樣賦予了人格化的特徵。
周作人在1949年以後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到了1960年代以後，周作人的生活愈發拮据，他在給朋友曹聚仁的信裏寫道：“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説，每月需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説四百。以後就照數付給。”又説“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
曹聚仁知道他的窘迫處境，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介紹他與香港《新晚報》的創辦者羅孚認識。在1960至1965年間，羅孚邀請周作人在香港《新晚報》撰稿。後來羅孚輯出部分手稿內容，於19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了《知堂回想錄》。1993年，羅孚通過香港朋友把《知堂回想錄》中所有手稿捐贈與中國現代文學館保全。現在存留下來的這些，計有周作人創作於1960年代初散文雜文手稿41篇221頁，及1962年《為羅孚書自作詩長卷》一卷。是《知堂回想錄》之外散文手稿中的選粹，也是羅孚自己多年間的珍藏。
1963年11月17日，羅孚趁到北京出差之際，與潘際坰一起到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拜訪，這是他與周作人唯一的一次見面，《苦雨齋訪周作人》中記錄了這次會面：“八道灣周家進門有一個院子，院子中有一兩株高大的老樹。那天是陰天，院子顯得陰暗，進了屋，屋子裏更陰暗。老人穿的是短衣，不是長衫，不是‘不將袍子換袈裟’的袍子。賓主都客客氣氣。……老人又是問一句答一句，沒有滔滔不絕。這樣也就不可能坐得太久，半個鐘頭左右就告辭出來了。”
羅孚很珍視周作人的手稿，如曹聚仁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透露的：“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羅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筆錢的。”因此，周作人的手稿得以完整地保存。
這四十多篇著譯文稿有一半未能發表，原因大概是：或者篇幅太長，或者寄去太晚，羅孚等編者已經沒有了安排發表的時間或權力，或者因為文章內容有不適宜地方。
對《新晚報》拖延刊載《知堂回想錄》的原因，羅孚解釋：“一個原因是我還有顧慮，怕他這些儘管是回憶錄的文章依然屬於陽春白雪，不為晚報的一般讀者所接受；另一個原因是要看看他對敵偽時期的一段歷史是如何交代的。後來見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這才放了心。”
周作人晚年的三位香港朋友，除了曹聚仁、羅孚還有鮑耀明。鮑耀明時為香港三井洋行經理，他與周作人之間長達七年的通信最早公開。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商報社在香港中環舊東亞銀行九樓的駐港辦事處，周作人便為“墾創社”的《熱風》雜誌撰稿，同仁有曹聚仁、朱省齋、李微塵等。也是通過曹聚仁，鮑耀明認識了周作人，二人交往的通信和日記，成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資料。鮑氏不斷從香港寄來生活物資及海外書籍，成為老年周作人的莫大慰藉。
周作人算不上書法家，但我卻很喜歡他的字，這其中的原因應該有多種，我覺得其中一條比較關鍵，那就是自己的字太過醜陋。2011年之前，我先後買到周作人的書法作品十幾幅，他的手稿我也買到了兩幅。我在這裏專門把2011年作為一個轉折年，是因為從這一年開始，跟周作人有關的所有物品價格大漲。這種漲幅有點平地而起的意味。以我的這點經濟實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都不能與之相匹配。此後的幾年，周作人的墨跡我再也沒能得到過。這次漲價的原因，源於嘉德的那場拍賣會。
2011年秋，嘉德上拍了一組鮑耀明所藏的周作人手稿，數量是16件，這麼大量的周作人墨跡同時出現在拍場上，這是第一次。以往我覺得，自己所藏的跟周作人有關的書法作品已不是少數，頗以此自矜。那天我很高興地在嘉德公司，把這批東西細看了一遍，也聽到了這批東西來源的八卦故事。這些八卦頗有趣味性，但可惜雙方關涉之人都還健在，我當然不會冒失地都説出來。我們還是接着説這16件拍品。16件中僅有一件不是周作人親筆所書者，這一件是沈尹默給周作人的書齋所書的匾額，當然就是那有名的“苦雨齋”三個字，而恰恰這一件，是我最為喜歡者。當然就想像着，把這件匾額掛在我的書房裏，那是多麼有趣的一件事。冷靜下來，覺得不太對味，等書友們來我的書房看書時，人家會認為我太過“託大”：你以為掛上“苦雨齋”，你就是周作人了？這麼一想，就放棄了購買的心思。此匾額最後拍到了65萬，能賣這麼高，我也沒能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