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津豆沙關古鎮石門關古道
作者 張永權
朱提江（又稱關河）穿越磅礴的烏蒙羣山，在昭通鹽津縣的崇山峻嶺面前，一道斧劈刀削的千仭峭壁，要擋住它前行的腳步，只聽它一聲怒吼，那銅牆鐵壁的一面懸崖，頓時裂開一道萬丈深淵，如打開的摩天石門，江水便奔騰咆哮而去了。
伴隨這條烏蒙山中的關河，我們攀上了一條懸崖上的古道。道路依山而上，陡峭蜿蜒，路面凸凹不平。2000多年來，歲月磨礪，人馬踩踏，青石磨亮了，閃着碧玉般的光芒。那些被馬蹄踩踏出的蹄印，深深淺淺，密密麻麻，有的比拳頭碗口還大，有的就像留在化石上的痕跡，有的是馬蹄打滑時，從青石邊沿踩刮出的一道道蹄削印，實為罕見。
道路不寬，兩米左右，又十分規範，它已經穿越2400多年的歷史了。現存於朱提江畔上的這段古道，就是聞名中外的五尺道，在這裏還完好地保存着350多米，清晰可見的馬蹄印就多達243個，差不多一米一個蹄印，單從這些蹄印，就讓我們感受到五尺道所承載的歷史滄桑，是何等的豐厚，是何等的偉大。
峽谷的山風在敍説，關河的濤聲浪語在回應。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非凡創造力的年代。秦朝為統一中國，西征巴蜀取得西南後，時任蜀郡太守李冰，一個目光遠大有才幹、精通水文地理、又幹實事、業績突出的專家型政治家，太守任上就在成都岷江修築都江堰等水利設施，化水害為水利，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的糧倉。都江堰歷經2500年風雨，至今仍發揮着分流、泄洪、灌溉和疏浚的作用。同時，他奉秦孝王之命，為打通中原與彩雲之南的聯繫，據《華陽國志》載，那時沒有炸藥，他就用伐薪燒巖的辦法，把一座座大山堅硬的岩石燒紅潑冷水使之開裂，砸石打碎開道，終於把一條連接雲南邊疆與中原內地的大道修成。李冰，水利專家，又是交通地理專家，一條五尺道，就是見證。
鹽津豆沙關古鎮遠眺
這條大道從四川的宜賓開啓，穿過烏蒙羣山經滇鹽津石門進入朱提即昭通南下，越過珠江源頭曲靖，直達滇池地區。這條大道，因執行大秦“車同軌”的標準，統一寬度為五尺寬，史稱五尺道。這一切在歷代史籍，如《蠻書》《舊唐書》都有記錄。
有道必有關。因五尺道是中原內地連接邊陲的官道，猶如當今的國道要衝。它從宜賓過來，進入烏蒙羣山的今鹽津縣朱提江岸，面對這裏的一道天然屏障，五尺道自然就在這裏築關設壘開鎮了。山頂道口關隘，兩扇大門一關，再加一根內槓，就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了。千百年前，因江河衝開的石壁峽口，若一道巨大的石門屏障，就取關名為石門關，古鎮叫石門鎮。但如今關門上方卻赫然顯示着“豆沙關”的名字，關上古鎮也叫豆沙鎮。
沿着這些深深淺淺的馬蹄印，我們向上攀援着，耳畔似有馬嘶的轟鳴、人喊的嘈雜。這些重走五尺道的旅人，似乎在眼前漸漸化成了南來北往的商旅，一隊隊馬幫，一行行的挑夫，鐵具、銅器、竹簡、布匹、蜀錦、川鹽、雲茶……還有一乘乘往南傳旨的官輿龍騎，一隊隊戍守邊關的士卒，把五尺道擠成了人流車馬流，烏蒙山從未有過如此的熱鬧和繁榮景象。昭通一帶，也從未有過如此的開放情景。雖然昭通之名是清代才有的，這條五尺道使昭通處於北接巴蜀中原，南連雲貴甚至南亞西南亞的交通樞紐位置，早在2400多年前，就已昭明通達天下了。似乎昭通之名，是2400多年前的這條五尺道，就給它取好了的。
站在烏蒙山五尺道的雄關隘口，穿越千年的歷史風雲，這個雄關，這條通道，實在太偉大了。也許李冰修五尺道時，就想到和看到了，這條連接邊地與中原的五尺道，一定還會有更大的作為，它必定會成為中國最早通向世界的國際大通道。秦統一中國到漢代，以更遠大的目標，更寬廣的胸襟，把大秦置於四通八達面向世界的位置，五尺道從滇池邊再向西、向南延伸，過洱海，越哀牢，成博南古道出緬甸，進印度，到大夏（今阿富汗），甚至進入了歐洲，建立起了偉大的蜀身毒道，即古南方絲綢之路。漢武帝時張騫從北方出使西域，就在大夏見到了中國的絲綢、蜀布、竹杖等，令他驚異。原來從五尺道岀去的南方古絲綢之路，比之他打通的北方絲綢之路，早了200多年。
鹽津豆沙關古鎮今貌
五尺道，創造了一箇中國道路的奇蹟和中國開放之路的奇蹟。如今站在烏蒙雄關的關口，遙望南天，那連接南亞、東南亞的高速公路和高鐵，不是就始於2400多年前的這條五尺道麼？不是也把“一帶一路”的歷史淵源，提前到了秦漢時代的五尺道？它丈量着中華民族遠大的目光和海闊天高的胸襟，唱響了一曲中國人最早的開放之歌。
把目光收回，觸摸身邊的巍峨雄關，品讀留在歷史遺蹟背後的故事，我要為中華民族先輩的遠見卓識驕傲，我要為雲南邊疆各民族為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和邊疆的發展繁榮作出的巨大貢獻，放聲高歌。這是一塊並不宏大的摩崖石刻牌，它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因為進入了國家級的歷史文物保護名單，就是證明。石刻位於五尺道雄關西側的崖壁上：“大唐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雲南宣慰使，內給事倶文珍，判官劉幽巖，小使吐突承璀，持節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雲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度使、尚書右僕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石紀之。袁滋題”。石刻為袁滋手跡，紀錄了袁滋一行，於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奉命赴雲南冊封南詔異牟尋為雲南王的經國大事。這塊摩崖石刻雖小，卻被譽為“維國家之統，定疆域之界，鑑民族之睦，補唐書之缺，正在籍之誤，增袁書之跡”的政文大碑。有此碑刻於古道雄關，古道萬世流芳，雄關更加巍峨。
1000多年前唐代南詔時期雲南邊疆少數民族對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的歷史貢獻，在時代的進程中不斷髮揚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雲南建立的8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大多分佈在五尺道沿線。雲南的26個民族，團結和睦，親如一家。“十三五”期間，在扶貧攻堅奔小康的道路上，為使每一個少數民族都不掉隊，在昔日的五尺道上，一座安置了烏蒙山中貧困户5萬餘人的靖安新城，拔地而起，成為烏蒙山實現全面脱貧的時代新標誌。
(作者單位：雲南省作家協會 圖片攝影:雲南日報記者 李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