閲讀導航
- 前言
- 正確認識自己的位置
- 澳大利亞人不愛“上升”愛“降維”？
- 後記
前言
從古至今，中國人似乎就總是對“窮人逆襲”、“富人落魄”這一類的故事特別感興趣。
在最近的一部現象級熱劇《三十而已》中，來自上海中產家庭的顧佳原本拎着香奈兒限量款包包都擠不進的上層富太圈，卻終於在她刷爆了信用卡換成愛馬仕後被其他富太太接受了合照。
最左的顧佳，就算把香奈兒包藏到了身後還是難逃在曬照時被截掉的命運
其實對於觀看這部劇的絕大多數觀眾來説，當然沒有資格笑顧佳是個“窮人”。
甚至很多人在現實中與連這條“鄙視鏈”底端都夠不上的香奈兒的關係，可能只不過僅限於為自己或女友購買過“斬男色”的某某色口紅；
——但並不妨礙它仍然狠狠戳中了太多中產男女對於實現階級跨升的滿滿“求生欲”。
劇中，上海的豪華公寓頂層複式還是“輸”給了永久產權的老洋房
實際上，和劇中門禁森嚴、從低層到高層“等級鮮明”的豪宅公寓大樓一樣，階級焦慮其實一直都是很多中國人的心病。
這體現在古人寒窗苦讀十年只因等待“金榜題名時”，上一輩的人虔心信仰成功學並把“奮鬥改變命運”引以為座右銘，現在的年輕人則喜歡在網上刷屏“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而類似這種在中國無孔不入的階級焦慮，或許也是很多華人過了而立之年也要拖家帶口地逃離到澳大利亞追求“嚮往的生活”的原因之一。
那麼在澳洲的人們就真的不會有階級焦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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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自己的位置
有人説，焦慮的原因往往是來自對自己所在位置的不正確認識，正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
那麼不妨讓我們先來看看，在澳洲究竟有多少人屬於“不上不下”的中產階級？
實際上，根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去年4月發表的一份題為《壓力之下：被擠壓的中產階級》（Under Pressure：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報告：
如果基於收入是否位於中位數的75%-200%區間的標準劃分澳洲上中下三個階級，那麼澳大利亞的中產階級佔據所有人口的比例為58%，略低於世界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另外，僅有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在上層階級；32%的人則位於下層或底層。
這個標準區間換算成具體數字，則是單人税後年收入在3.33-8.87萬澳元之間，雙人家庭（帶兩個小孩）6.66-17.74萬澳元。
那麼在現實中，有多少澳大利亞人覺得自己是中產呢？
在社會政策研究學者畢鐸（Nicholas Biddle）在《澳洲社會中的階級、資產與身份》（Class, Capital and Identity in Australian Society）收集了近1200份樣本的調查結果中，約有57%的澳大利亞人自認為中產階級。
這個數字看起來似乎和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結果相差無幾，但這份調查中還有另外兩個值得推敲的細節：僅有2%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自己是上層階級，而有高達41%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中產以下）。
這也意味着，澳大利亞人對自己的階層認知其實比實際情況出現了“整體下移”：
一部分原本實際收入屬於上層階級的人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一部分本是中產階級的人以為自己是工人階級。
那麼澳洲華人對於自己的認識呢？
根據我在《澳洲財經見聞》今年5月進行的一項收集了700餘份樣本的讀者線上問卷調查，62%的澳洲華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包括中產底層），另有8%的選擇了上層，18%的人選擇了工人階級，還有11%的人選擇了其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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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澳洲華人自認中產的比例較之前一份澳大利亞人的調查結果中比例的更高，其中自認上層階級的比例也與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結果更接近。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大多數華人在澳大利亞的“地位”真的就比其他澳大利亞人高？
或者從另一種意義上説，關注了《澳洲財經見聞》、閲讀了這篇文章並投出寶貴一票的可能大都是在澳洲的華人精英人羣？
畢竟在2016年的澳洲人口普查中，在澳洲15歲及以上的中國移民收入中位數僅為375澳元/周，與澳大利亞本地人高達688澳元/周的收入相比無疑是被打入“底層”的節奏，就連澳洲其他移民的平均收入（615澳元/周）也望塵莫及。
所以，你是覺得那種每次考試説自己發揮不好、考得不行，但最後公佈實際成績卻是全班第一的學生比較容易焦慮？
還是那種明明覺得自己博士畢業了，但結果卻被網友激出現實中連“知網”都不知道的學生更容易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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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人不愛“上升”愛“降維”？
實際上，階級焦慮的核心在於一個人在清楚認識了自己的階級之後，還是否能夠安於現狀。
在美國，其文化精髓已在最近的“選舉盛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只要有夢想，你也可以成為總統”。
而在中國，雖然沒有那麼多人擁有“興於草莽、黃袍加身”的豪情壯志，但位於上層之下的絕大多數人對於自己所在的位置總歸是不太滿意的，還是想方設法得地往上挪一挪的好（除了一個人人都以無產階級為豪的特殊時期之外）。
但在澳洲這事兒就變得有意思了。
實際上，正如倫恩（Stephen Lunn）在《澳大利亞人》發表的一篇題為「階級的流動」（The currency of class）報道中採訪內容所述：
對於澳洲很多來自工人階級或者已經躋身中產的人們來説，他們實際上並不在意自己或家庭所在的階級，而且也沒有向上攀升的“野心”。
比如從小就讀於私立學校、曾經做過會計、但如今卻經營一家包括自己在內共有6個員工的砌磚公司、年收入10萬澳元的西恩（Hearn），與未婚妻在墨爾本的外城區Bacchus Marsh買了新房，在附近還有一個投資房。已經28歲的他回憶，在他的生活中並沒有太多關於階級的討論：
“我的父親在大型建築公司工作，我們生活得非常好。但我們從小到大不討論錢，也不討論我們所在的社會階級。”
但他補充稱，“可能在辦公室的氛圍會不一樣。工人們大多依靠集體作業，如果你不團結起來，那做不成事情。但我們不討論像階級這樣的東西。我們知道我們只是應該做好我們該做的事情，而這會讓我們快樂。”
我最近迷上了這種澳洲看起來最快樂的動物
另一位年收入在10%頂層區間的受訪者凱思稱，“就算我以後變得很有錢，我還是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
但澳大利亞人對自己所處階級的“不焦慮”，是否就意味着消極頹廢的“不上進”、“不努力”？
凱思説，自己的家庭背景對於她塑造世界觀有着極其重大的影響。“我在一個小城鎮長大，這裏並不存在什麼階級與階級分化。在維州西區，所有人都特別特別努力工作。這不容易，因此階級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我的父親有幾個建築工地，他72歲了也仍然一週六天、七天的工作。他開着一輛舊路虎，穿着Hard Yakka的工作服，蹬着一雙沾滿泥的靴子，身上永遠髒兮兮的。他正是一個為什麼在我看來階級不重要的完美例子。”
前生產力委員會主席哈維斯（Peter Harris）總結稱，澳大利亞人並沒有實現階層跨升的強烈慾望。“我們並沒有那種「走上人生巔峯」的執念，這種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總統的想法在美國當然是真實的，但在澳大利亞卻沒有多少人對此有興趣。”
實際上，許多澳大利亞人不僅沒有階層跨升的焦慮感，甚至為了享受生活還選擇了“降維打擊”。
潘寧頓（Sylvia Pennington）發表在《悉尼晨鋒報》的「為家增添綠色：論搬家到鄉村城鎮的經濟優劣」（Tree change for families: financial pros and cons of moving to a country town）一文中，描述了35歲的羅伯森（Robertson）一家十三年前從距離悉尼與墨爾本450公里、人口不足6萬人的Wagga Wagga小鎮搬離前往大都市悉尼，卻又在十三年後從悉尼回到故鄉小鎮的故事。
他們一家四口當時在Neutral Bay的時候，每週要花650澳元在租金上，而且還只是一個兩室的小公寓。在同一個小區，三個卧室的房子租金高達近1000澳元/周。
“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們都不能存錢買房子。所以我們得重新選個地方存錢。”
經營了一家設計公司的妻子表示，“搬家了以後，我們就沒有這種經濟壓力了，「我們在悉尼得怎麼樣才能買房子啊？」我們在這裏更開心，因為我們覺得這是可以實現的。”
“在這裏只需40萬就可以買到很好的房子，”——但這個看似簡單的澳洲夢，在房價中位數已經突破100萬澳元的悉尼無疑是非常難以實現的。
而這次疫情中悉尼、墨爾本等大都市相繼經歷的病毒爆發危機，也使許多中產以上的澳大利亞人開始重新思考“下鄉降維置業”的可能性。
另一位在40歲不惑之年決定從墨爾本舉家下鄉到Albury的澳大利亞人的感受，或許正是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
“在鄉下，得到的太多了。我們有一大羣朋友，我們有美食和美酒，我們被酒莊圍繞，我們喜歡户外活動…我們不可能比這更高興了，全家都是。”
後記
今年是2020年，不知不覺間，第一批90後也已經“三十而立”了。
長大意味着責任。但長大了以後，才發現原來小時候父母真的沒有騙我們：
讀書似乎真的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了。
因為成年人的身上往往揹負着太多來自周圍的焦慮，“階級焦慮”、“買房焦慮”、“失業焦慮”、“債務焦慮”、“結婚焦慮”、“育兒焦慮”…好像一不小心隨時隨地就會崩潰。
而“不焦慮”，或許就是澳大利亞特有的魅力。
實際上，這些年在澳洲，我見到這裏的很多人或許在階級跨升上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和鑽營，卻能在事業有成之後甚至白髮蒼蒼了也仍然決定回大學鑽研學術；
這裏的很多人或許對於奢侈品名牌都認不全、穿的衣服也是普通廉價的大眾款，卻能在小到超市有機食品、近百元一張的劇院門票、大到全家每年必備的海外假期上面從來不會考慮省錢。
這裏的很多人或許永遠學不會“職場上PUA”、“感情上殺豬盤”，卻能在“見人就誇”這一項才能上天賦異稟，搞得幾乎所有澳大利亞人都培養出了爆棚的自信心。
這裏是澳大利亞，是一個人們能夠更輕鬆快樂地追逐自己“嚮往的生活”夢想的地方，就算悉尼、墨爾本可能已經無法輕易滿足這個夢想，其他地方也依然充滿着無限的可能性。
參考來源：
Stephen Lunn, The currency of class, The Australian
Sylvia Pennington, Tree change for families: financial pros and cons of moving to a country town, SMH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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