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旅行是由全球反壟斷學會（Global Antitrust Institute）組織的，大部分費用也都由該機構支付。全球反壟斷學會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安東寧-斯卡利亞法學院(Antonin Scalia Law School)的附屬機構。監管人員與該學會工作人員一起上課，其中包括一名美國高級聯邦法官和一名前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委員。這個項目旨在為反壟斷監管人員提供再教育，幫助他們更多地瞭解反壟斷法的經濟基礎。
但批評人士和過去參加過全球反壟斷學會舉辦的類似會議的人表示，這些會議更多的是向國際官員傳達一個明確的信息，讓支付活動費用的公司從中受益。這些會議宣揚這樣的觀點：促進競爭的最佳方式是不執行反壟斷法、保持不插手的做法。
全球反壟斷學會的資金主要來自科技公司，包括谷歌、亞馬遜以及高通等企業捐贈者。通過公開記錄法獲得的數百頁電子郵件和文件、對四名過去與會者的採訪以及對去年亨廷頓海灘一次會議的觀察顯示，這些公司正面臨着參加該學會項目的許多監管人員的反壟斷審查。這些文件包括谷歌和亞馬遜數十萬美元的捐贈支票，以及高通為期三年、數百萬美元的捐贈協議。在截至2019年6月的一年裏，這些支票是該學會210萬美元預算的關鍵組成部分。
這些電子郵件表明，全球反壟斷學會的領導人，包括與谷歌有長期聯繫的約書亞·賴特(Joshua Wright)，是如何與科技公司密切合作，抵禦反壟斷批評的。他們還展示了該學會如何培養和利用與高級反壟斷官員所建立的關係，甚至以一種積極的示好方式，要求巴西最高反壟斷監管機構招募該國的法官參加其會議，並提供商務艙航班服務。
羅格斯大學法學院教授邁克爾·卡里爾(Michael Carrier)表示：“對這些公司來説，這並不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但卻會帶來更多的潛在好處，即使讓它們在反壟斷案中敗訴的可能性略有降低，也能帶來好幾倍的好處。”很難確定全球反壟斷學會的影響。但在巴西，一家法庭去年以缺乏證據為由，駁回了對谷歌的三項獨立調查。谷歌控制着巴西97%的搜索流量。
毫無疑問，對科技公司來説，監管審查是個全球性問題。直到最近，歐洲一直是反壟斷行動的主要威脅。自2017年以來，谷歌已經在那裏輸掉了三起反壟斷官司。亞馬遜現在是歐洲一項調查的目標，原因是其濫用在電商領域的主導地位壓迫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高通因其反競爭行為已向歐洲支付逾10億美元罰金。
現在，其他國家也開始採取更積極的方式。澳大利亞和巴西正在調查谷歌，亞馬遜在印度也面臨反壟斷調查。這些公司在美國國內也面臨調查。在多年不插手壟斷執法之後，谷歌、亞馬遜、Facebook和蘋果正在接受聯邦監管機構、多州總檢察長和國會的調查。美國司法部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對谷歌提起訴訟，這將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最大的反壟斷行動之一。
亞馬遜、谷歌、Facebook和蘋果的首席執行官有可能在秋季出現在美國國會面前，這是國會對其市場力量進行反壟斷調查的一部分。
全球反壟斷學會的執行主任賴特説，該學會的使命、課程和講座都可以在網上獲得，供公眾評估，“思想開放的觀察家”將看到來自有執行反壟斷法和起訴案件經驗的法律學者和經濟學家提供的指導。賴特在一份聲明中説：“學術和實踐經驗的結合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執法機構官員一直選擇派遣工作人員參加我們項目的原因之一。”
宣傳反壟斷制約因素
美國在反壟斷執法方面長期保持克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一種將經濟分析與法律案件捆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他們的觀點是，一家公司僅僅主導市場並粉碎競爭對手是不夠的，必須有所謂的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證據，通常是以更高的價格提供商品或服務。在企業捐贈者資助的聯邦法官經濟學研討會的幫助下，這種觀念滲透到了美國司法系統。
曼恩聯邦法官經濟學院，從1976年到1999年，始終由法律和經濟中心組織，現在則設在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據該項目負責人稱，到1990年，約有40%的在任聯邦法官參加了其中一次研討會。根據一項研究該項目影響的學術研究顯示，研究人員發現，與沒有參加研討會的法官相比，與會者更有可能批准合併交易，做出反對環境保護和勞工的裁決，並在裁決中更多使用經濟語言。
全球反壟斷學會成立於2014年，最初是喬治梅森大學法律和經濟中心的一部分，它借鑑了聯邦法官項目的成功經驗，並針對國際受眾進行了調整。它還開始為美國聯邦法官提供經濟學課程，定於每年10月份在加州納帕舉辦。賴特説，全球反壟斷學會已經培訓了850多名外國法官和監管人員，接待了多國最高司法機構的高級法官和反壟斷監管機構的現任、前任負責人作為“訪問學者”。
全球反壟斷學會沒有透露其資金來源，但媒體請求的文件中包括了該組織的年度預算和捐款支票的副本。結果顯示，其資金幾乎全部由公司和附屬於公司的基金會提供。幾年來，科技公司一直是該學會的主要支持者。例如，2017年，谷歌向該組織捐贈了20萬美元，2018年又捐贈了30萬美元。
谷歌在其網站上披露了一長串接受其政府事務和公共政策團隊資金捐贈的組織名單。這份名單上有喬治梅森大學法律和經濟中心以及喬治梅森大學基金會，後者是向全球反壟斷學會直接提供資金的機構。谷歌沒有提到全球反壟斷學會的名字。谷歌發言人朱莉·塔拉洛·麥阿里斯特(Julie Tarallo McAlister)表示：“我們致力於對我們資助的學術組織保持透明度。這些組織並不代表我們行事，我們希望並要求我們的受贈人披露他們的資金來源。”
根據捐款支票的副本，亞馬遜已經向喬治梅森大學基金會捐贈了至少22.5萬美元資金。亞馬遜的主要購物網站和雲計算部門是反壟斷調查的目標。亞馬遜還將喬治梅森大學基金會列入從該公司獲得超過1萬美元付款的“行業協會、聯盟、非營利組織和社會福利組織”名單，但同樣沒有提到全球反壟斷學會。
在去年感謝亞馬遜時，賴特告訴亞馬遜首席經濟學家兼副總裁帕特·巴賈裏(Pat Bajari)，這筆捐款將支持全球反壟斷學會的使命，即為反壟斷執法者和外國法官提供“進行嚴格反壟斷分析的經濟基礎”。亞馬遜發言人傑克·埃文斯(Jack Evans)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像多數大公司一樣，我們支持範圍廣泛的組織在與我們業務相關的領域進行研究。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總是同意他們的觀點，或者我們指導他們所做的工作。”
另一家公司秘密承諾在2020年前的三年內捐贈290萬美元。雖然該公司的名字在撥款文件中被刪改了，但其中一份協議將有關捐贈的問題提交給了一名在芯片製造商高通工作了14年的經理。高通多年來一直在與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鬥爭，並因反競爭行為的指控而招致數十億美元的罰款。
2017年，在FTC對高通提起反壟斷訴訟後，時任全球反壟斷學會會長Korea n Wong-Ervin給該公司的一名高管發了電子郵件，表示最近一場關於本案核心技術許可授權條款的辯論是片面的，對高通不利。他寫道：“我正在考慮在設立專門的團隊來對抗這個問題。”這位高通高管回應稱，她將對此表示感謝。
Korea n Wong-Ervin曾在FTC擔任賴特的法律顧問，他於2017年9月辭去全球反壟斷學會的職務，成為高通的反壟斷政策和訴訟主管。今年辭去高通職位的他拒絕置評。高通發言人克萊爾·康利(Clare Conley)也拒絕置評。
雖然尚不清楚全球反壟斷學會的教育項目對出席其會議的國際監管人員或法官的決策產生了多大影響，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公共與國際事務教授蘇雷什·奈杜(Suresh Naidu)説：“如果沒有效果，沒有人會為這些東西買單。”奈杜還是美國聯邦法官經濟學研討會學術研究的作者之一。
維持現狀
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馬歇爾·斯坦鮑姆(Marshall Steinbaum)表示，全球反壟斷學會的教學主題很明確。他回顧了去年在亨廷頓海灘舉行的會議上的閲讀清單和課程，並將該項目描述為“與該研究所削弱反壟斷法的長期議程一致”。
在這些閲讀材料中，有一篇是現任谷歌首席經濟學家哈爾·瓦里安(Hal Varian)的論文。他認為，由於數字產品的性質，即最初開發成本很高，但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轉售，幾乎沒有額外成本，通常壟斷力量的經濟特徵並不適用於科技公司，因此不應該被反壟斷執法者用來為咄咄逼人的行動辯護。
托馬索·瓦萊蒂(Tommaso Valletti)曾在2016年至2019年擔任歐盟委員會首席競爭經濟學家，他參加了該研究所的一次活動，瞭解該組織的立場和教學實踐。他説，全球反壟斷學會提供了競爭市場正確運作的片面例子，以強化“市場應該聽天由命”的觀點，這有利於當前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科技公司。
瓦萊蒂現在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經濟和公共政策系的負責人，他説：“全球反壟斷學會沒有給出一個平衡的視角來看待經濟學及其在反壟斷中的應用。他們對市場的看法仍然過於簡單化，我認為這很符合他們的目標。”
全球反壟斷學會會長賴特在反壟斷法領域是個有分歧的人物。在2013年至2015年擔任FTC五名委員之一後，他回到喬治梅森大學，成為該學會的執行主任。當賴特從FTC卸任後，他加入了威爾遜·桑西尼·古德里奇·羅薩蒂律師事務所，這家律師事務所在反壟斷事務上代表谷歌。他曾在該公司擔任顧問，直到2019年，他還擔任了全球反壟斷學會的負責人。
賴特是維持反壟斷執法現狀的倡導者。面對大型科技公司，一批經濟學家和律師正在推動一種應對壟斷的新方法，同樣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賴特在2018年的一篇論文中嘲諷地將這場運動稱為“潮人反壟斷”。
他還以與谷歌的密切聯繫而聞名。在2012年FTC的提名過程中，賴特因為這家搜索巨頭提供有償工作而受到批評，並同意迴避與谷歌有關的調查。谷歌幫助資助了他的幾部學術著作，其中包括2011年的一篇論文《谷歌與反壟斷的侷限性：針對谷歌的案件》(Google and the Limits of Anti Trust：The Case of the Case of Google)。
在賴特宣誓就職的一週前，FTC宣佈在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結束了對谷歌的調查。雖然他沒有直接參與這一決定，但賴特與谷歌的電子郵件顯示了他們合作的密切程度。
賴特還與谷歌密切合作，以轉移媒體對該公司的批評。當CNN的記者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詢問賴特，谷歌在搜索結果中偏愛自己的內容是否違反了反壟斷法時，他在一份冗長的回覆中為該公司進行了辯護。他將自己的回覆轉發給谷歌，並補充道“僅供參考”。谷歌前公共政策總監亞當·科瓦切維奇(Adam Kovacevich)回應説：“謝謝，我鼓勵他保持聯繫。”
巴西預算緊縮
在巴西這樣的國家，全球反壟斷學會企業捐贈者的財力與海外監管機構之間的差距尤其明顯，巴西反壟斷監管機構的年度預算僅為1500萬美元。巴西的競爭主管機構——經濟保護行政委員會（CADE）很清楚它的財政限制。因此，當該學會所邀請CADE官員參加2016年的一次會議時，該機構負責反壟斷調查的總負責人亞歷山大·科代羅·馬塞多(Alexandre Cordeiro Macedo)表示，他們渴望參與，但很難負擔派遣工作人員的費用。
對此，全球反壟斷學會提出支付至多6名CADE官員參加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的費用。從那時起，CADE的其他工作人員參加了在瓦胡島、聖莫尼卡和東京舉行的會議。在每一種情況下，全球反壟斷學會都幫助支付了旅行、酒店、交通和大多數餐飲費用，甚至允許某些官員在度假村多呆一晚，以便於從時差中恢復過來。
自2015年以來，已有27名CADE官員參加了全球反壟斷學會的會議。去年，該機構支付了10名巴西法官乘坐商務艙參加在葡萄牙里斯本四季酒店舉行的會議的費用。馬塞多也是該學會的訪問學者，2017年在那裏呆了兩個月。這幫助創造了一種密切的工作關係。當CADE收到亨廷頓海灘會議的邀請時，該機構幾乎無法抑制自己的興奮。
一位CADE官員在2019年4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只想讓你知道，在我們這一年提供的所有其他培訓機會中，來自全球反壟斷學會的培訓無疑是對我們員工最具吸引力的。”
CADE允許全球反壟斷學會親自挑選與會者。在24名機構候選人申請了2016年華盛頓會議的六個名額後，該學會選出了最想要的六名候選人。一年後，在迪拜的一次會議上，該學會從8名CADE候選人中挑選了兩名與會者和兩個等候名單的位置。去年，當其試圖招募巴西法官參加里斯本的一次會議時，華盛頓美國巡迴上訴法院高級法官、該研學會顧問委員會主席道格拉斯·金斯伯格(Douglas Ginsburg)向馬塞多提出了上訴。
馬塞多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説，他既是一名學者，也是一名公務員，所以“就可能有興趣參加這種性質的辯論徵求意見是很自然的”，推薦“其他公共機構參加知名的國際學術會議”沒有什麼錯。他説，全球反壟斷學會過去曾為他支付過機票和住宿費用，但他從未得到過任何其他形式的經濟支持。
另外，CADE表示，該機構不知道全球反壟斷學會的企業捐贈者，並指出其官員不參加由私人公司“直接”贊助的培訓。該機構寫道：“CADE對員工的表現有嚴格的規定，參加任何性質的活動都不會影響在市政府範圍內開展的工作。”除了去年被法庭駁回的針對谷歌的三項獨立調查外，還有兩項針對谷歌處理其智能手機軟件安卓的公開調查，以及谷歌在谷歌新聞和谷歌購物中使用第三方內容的公開調查。
2004年至2008年擔任CADE前總裁的伊麗莎白·法里納(Elizabeth Farina)表示，需要對資金來源和參與人員的責任保持透明。當被問及是否會讓她的員工參加全球反壟斷學會舉辦的會議時，現任一家諮詢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法里納回答説不會。她説：“總的來説，我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騰訊科技審校/金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