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建民：作物分子設計育種專家，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文 | 新京智庫訪談員 肖隆平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只有把這兩個要害抓住了，才能從基礎上根本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近日，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這樣表示。而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1年的八項重要工作之一就包括“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何重點提出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背後隱含了什麼深意？我們的種源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多大差距？“十四五”時期我們該做些什麼？新京智庫訪談員為此採訪了作物分子設計育種專家、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萬建民院士。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中國多數種質資源是本土的
新京智庫：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這句話意味着什麼？這是基於什麼考慮？
萬建民：現在我們國家，比如玉米、白羽肉雞、豬和奶牛等種源都受國外的牽制或者説“卡脖子”。如果這些種源受制於國外的話，我們國家的種源安全和糧食安全也將受到影響，因此要打一個種業翻身仗。這個主要還是從國家種業安全和糧食安全的角度來考慮。
新京智庫：是否也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萬建民：中央一直很重視糧食安全問題，如果要説與新冠肺炎疫情有什麼關係，那可能是直接推動中央高層更加重視種業安全。因為疫情期間，國外一些糧食市場對我們採取了封鎖措施，這促使我國更加認識到種業安全與糧食安全直接相關的重要性。
新京智庫：農業農村部辦公廳2019年4月印發的《農作物種質資源保護與利用三年行動方案》提出，到2021年我國“種質資源保存總量突破53萬份”，這是個什麼概念？
萬建民：2021年我們的種質資源保存總量肯定超過53萬。我們計劃是，到2025年國家的種質資源保存總量要追平或超過美國59萬份的量。我們現在是52萬份。不過，我們的種質資源大部分是本土的，從國際上引進的種質資源數量比較少，大約有20%。美國正好相反，80%的種質資源是從世界各地蒐集的，20%是美國本土的。
新京智庫：中國種子貿易協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種子進口量6.60萬噸，出口量2.51萬噸。哪些品種的種子是比較依賴國外“洋種子”的？
萬建民：真正依賴國外種子的農作物很少，除了一些高檔蔬菜、花卉，還有一些水果，大眾的農作物我們基本上能夠自己供應，能夠自主可控。比如水稻、小麥、大豆都是100%國內本土的種子，玉米有5%多的種子需要進口。動物種源需要進口的現象會更多點，比如奶牛、白羽肉雞和豬種需要依賴進口。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如果國外種業真的掐我們的話，影響還是比較大的。現在是因為他們願意賺種業這門生意的錢，願意賣給我們。一旦不願意賣給我們了，就像芯片一樣，那影響就大了。
傳統育種已形成了體系力量，保障我國糧食安全
新京智庫：我們種源“卡脖子”局面的成因是什麼？
萬建民：種源“卡脖子”問題受很多因素的影響。首先是對於一些種源的培育重視不夠。比如對豬和奶牛等的育種工作就是重視不夠，包括種質資源的收集保存也不夠。我們的水稻和小麥，非常受重視，因此，品種培育能力和水平在國際上都靠前。
其次，政府對種業培育的投入不足，加上社會資本進入到種業的意願不強，造成種業行業缺乏可持續性資金。以2019年為例，全社會的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佔GDP的2.23%，但農業的R&D只佔農業GDP的不到0.7%。對種業培育的投入就更少，雖然這幾年有所增加，但整體來説還是比較少。這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比如，研究力量薄弱。再如，因為收益慢且低，又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種業行業沒有大型企業，基本是一些小規模企業，而小企業的研發能力比較弱，投入較少。
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大型企業不參與進來，育種科研單位沒辦法進行正常、穩定的育種行動。因為育種需要大量資金支持，比如一頭豬從受精到生產需要幾個月時間，牛則需要差不多10個月時間。而一個新豬種（或牛種）需要幾代才能穩定，最後形成新豬種羣體，這需要耗費一二十年時間。這期間，豬種培育本身，科研人員都需要資金投入，而育種科研單位很難有如此鉅額的自有資金支持。
還有一個問題是，近年來農業領域的科研人員流失現象嚴重，這個也跟搞種業科研的效益不高、激勵程度不夠有關。
再者，農業行業的平台設施也有差距。這方面，像國外的大型企業如拜爾集團等，他們的大型育種形成了體系，育種的設施也更為先進。國內這幾年我們全農業領域投入的大型設施，總體投入還是偏低，這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小。
最後，農業領域的體制機制也存在發展不足問題。整個種業的運行模式，是科研院所的一個育種家加幾個輔助人員（助手）。這種作坊式的，甚至可説是小作坊式的育種團隊，10個人就算比較多了。而發達國家是從資源、基因，到種質創新，品種培育是產業化的，是團隊作戰的，商業化也是集團作戰。我們跟人家相比，就像小舢板與航空母艦。
新京智庫：大數據技術已經在很多領域有深度運用，種業領域運用現狀如何？
萬建民：育種技術的確在革新，人工智能、大數據在一些農業育種中也有利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把大數據技術深度運用到育種工作中去了，有的已經進入到了育種的4.0時代。但是我們仍然處在常規育種向分子育種過渡時期的2.0時代，我們差不多跟人家差了一個時代。基礎理論和原始技術創新不足，基因編輯技術17個核心專利，美國有15個，丹麥有2個。
當然，我們的種業也不是一無是處，我們一些傳統的育種領域，也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體系，從中國農科院到省級農科院，再到地市級的農科所，在不同的生態區都有我們的體系力量，傳統的育種為保障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做了不小貢獻。
種業需強有力的政策出台，引導社會力量參與
新京智庫：那對於打好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戰，你認為“十四五”時期，我們需要最為注意的是什麼？
萬建民：首先就是要出台相應的支持種業發展的政策。這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要推進種業的產業化發展，二是提高全民的種業科學素養，加強宣傳引導。因為前幾年生物育種的被妖魔化，一些人對生物育種的產品難以接受，需要改變公眾對生物育種的錯誤認知。
其次，要有真金白銀投入到種業的研發和產業中來。因此，希望能夠從中央財政到社會資本都投入到種業的研發能力建設中。同時，我國的農產品價格偏低問題也抑制了社會資本進入的意願，因此還需要研究如何改善現有市場格局來提高農業種業投資的吸引力。這可能需要更多的財政投入，通過財政投入的增加來起到示範和引領作用。如果國家財政的投入能夠加大，它會向社會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社會資本肯定會跟進的。
再者，培養和吸引一批優秀的人才，加強種業人才隊伍的建設。現在的不少年輕人不願意來農業行業從事科研工作，人才隊伍堪憂。如果沒有足夠的優秀人才，與國外種業競爭是沒有可能取勝的。
第四，國家還需要大力支持種業企業的發展，特別是民營種業企業。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研究制定出台相關政策給予民營企業更多的支持，加大種業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的研發能力培養，讓他們真正能夠做到產業化，從而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
最後，種業領域的研究要真正的做到上、中、下游聯調聯動，因此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從種質資源，到基因、種子創新，再到品種培育，最後到產業化，需要引導做好體系內的分工協作。這個有難度，但如果有大型企業加入，由企業牽頭來做，也應該可以做好。
新京智庫：農科院作為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工作的具體組織實施和技術支撐單位，計劃從哪些方面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工作？
萬建民：農科院也希望被賦予更多的牽頭和引領中國種業發展的責任，農科院有這個能力。目前只是在種質資源領域做一些工作，但種質資源只是種業的基礎部分，還不是種業的全部。
農科院一直致力於做好主糧的藏糧於技工作。財政部有一項支持農業科技創新工程，農科院拿出這項工程中的相當大經費來聯合攻關，聯合全國的優勢單位。比如先期已開展的馬鈴薯二倍體實生籽育種，2020年新啓動了水稻、小麥、玉米、大豆4大作物“藏糧於技”科研攻關，肉牛、白羽肉雞、豬等主要畜禽良種化科研攻關。
除研發力度加大外，還需要重視培訓。種業的發展需要全社會更多的投入，加大各方面的培訓來改善現有人力、物力投入不足局面。
編輯：柯鋭 實習生：餘丹 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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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