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民：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专家，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文 | 新京智库访谈员 肖隆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只有把这两个要害抓住了，才能从基础上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近日，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这样表示。而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的八项重要工作之一就包括“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何重点提出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背后隐含了什么深意？我们的种源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多大差距？“十四五”时期我们该做些什么？新京智库访谈员为此采访了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专家、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多数种质资源是本土的
新京智库：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万建民：现在我们国家，比如玉米、白羽肉鸡、猪和奶牛等种源都受国外的牵制或者说“卡脖子”。如果这些种源受制于国外的话，我们国家的种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也将受到影响，因此要打一个种业翻身仗。这个主要还是从国家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新京智库：是否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万建民：中央一直很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如果要说与新冠肺炎疫情有什么关系，那可能是直接推动中央高层更加重视种业安全。因为疫情期间，国外一些粮食市场对我们采取了封锁措施，这促使我国更加认识到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直接相关的重要性。
新京智库：农业农村部办公厅2019年4月印发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1年我国“种质资源保存总量突破53万份”，这是个什么概念？
万建民：2021年我们的种质资源保存总量肯定超过53万。我们计划是，到2025年国家的种质资源保存总量要追平或超过美国59万份的量。我们现在是52万份。不过，我们的种质资源大部分是本土的，从国际上引进的种质资源数量比较少，大约有20%。美国正好相反，80%的种质资源是从世界各地搜集的，20%是美国本土的。
新京智库：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种子进口量6.60万吨，出口量2.51万吨。哪些品种的种子是比较依赖国外“洋种子”的？
万建民：真正依赖国外种子的农作物很少，除了一些高档蔬菜、花卉，还有一些水果，大众的农作物我们基本上能够自己供应，能够自主可控。比如水稻、小麦、大豆都是100%国内本土的种子，玉米有5%多的种子需要进口。动物种源需要进口的现象会更多点，比如奶牛、白羽肉鸡和猪种需要依赖进口。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国外种业真的掐我们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是因为他们愿意赚种业这门生意的钱，愿意卖给我们。一旦不愿意卖给我们了，就像芯片一样，那影响就大了。
传统育种已形成了体系力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新京智库：我们种源“卡脖子”局面的成因是什么？
万建民：种源“卡脖子”问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对于一些种源的培育重视不够。比如对猪和奶牛等的育种工作就是重视不够，包括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也不够。我们的水稻和小麦，非常受重视，因此，品种培育能力和水平在国际上都靠前。
其次，政府对种业培育的投入不足，加上社会资本进入到种业的意愿不强，造成种业行业缺乏可持续性资金。以2019年为例，全社会的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GDP的2.23%，但农业的R&D只占农业GDP的不到0.7%。对种业培育的投入就更少，虽然这几年有所增加，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少。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研究力量薄弱。再如，因为收益慢且低，又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种业行业没有大型企业，基本是一些小规模企业，而小企业的研发能力比较弱，投入较少。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型企业不参与进来，育种科研单位没办法进行正常、稳定的育种行动。因为育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比如一头猪从受精到生产需要几个月时间，牛则需要差不多10个月时间。而一个新猪种（或牛种）需要几代才能稳定，最后形成新猪种群体，这需要耗费一二十年时间。这期间，猪种培育本身，科研人员都需要资金投入，而育种科研单位很难有如此巨额的自有资金支持。
还有一个问题是，近年来农业领域的科研人员流失现象严重，这个也跟搞种业科研的效益不高、激励程度不够有关。
再者，农业行业的平台设施也有差距。这方面，像国外的大型企业如拜尔集团等，他们的大型育种形成了体系，育种的设施也更为先进。国内这几年我们全农业领域投入的大型设施，总体投入还是偏低，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
最后，农业领域的体制机制也存在发展不足问题。整个种业的运行模式，是科研院所的一个育种家加几个辅助人员（助手）。这种作坊式的，甚至可说是小作坊式的育种团队，10个人就算比较多了。而发达国家是从资源、基因，到种质创新，品种培育是产业化的，是团队作战的，商业化也是集团作战。我们跟人家相比，就像小舢板与航空母舰。
新京智库：大数据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有深度运用，种业领域运用现状如何？
万建民：育种技术的确在革新，人工智能、大数据在一些农业育种中也有利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大数据技术深度运用到育种工作中去了，有的已经进入到了育种的4.0时代。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常规育种向分子育种过渡时期的2.0时代，我们差不多跟人家差了一个时代。基础理论和原始技术创新不足，基因编辑技术17个核心专利，美国有15个，丹麦有2个。
当然，我们的种业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一些传统的育种领域，也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从中国农科院到省级农科院，再到地市级的农科所，在不同的生态区都有我们的体系力量，传统的育种为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做了不小贡献。
种业需强有力的政策出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新京智库：那对于打好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战，你认为“十四五”时期，我们需要最为注意的是什么？
万建民：首先就是要出台相应的支持种业发展的政策。这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推进种业的产业化发展，二是提高全民的种业科学素养，加强宣传引导。因为前几年生物育种的被妖魔化，一些人对生物育种的产品难以接受，需要改变公众对生物育种的错误认知。
其次，要有真金白银投入到种业的研发和产业中来。因此，希望能够从中央财政到社会资本都投入到种业的研发能力建设中。同时，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偏低问题也抑制了社会资本进入的意愿，因此还需要研究如何改善现有市场格局来提高农业种业投资的吸引力。这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通过财政投入的增加来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如果国家财政的投入能够加大，它会向社会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社会资本肯定会跟进的。
再者，培养和吸引一批优秀的人才，加强种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现在的不少年轻人不愿意来农业行业从事科研工作，人才队伍堪忧。如果没有足够的优秀人才，与国外种业竞争是没有可能取胜的。
第四，国家还需要大力支持种业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种业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研究制定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加大种业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研发能力培养，让他们真正能够做到产业化，从而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最后，种业领域的研究要真正的做到上、中、下游联调联动，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从种质资源，到基因、种子创新，再到品种培育，最后到产业化，需要引导做好体系内的分工协作。这个有难度，但如果有大型企业加入，由企业牵头来做，也应该可以做好。
新京智库：农科院作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技术支撑单位，计划从哪些方面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工作？
万建民：农科院也希望被赋予更多的牵头和引领中国种业发展的责任，农科院有这个能力。目前只是在种质资源领域做一些工作，但种质资源只是种业的基础部分，还不是种业的全部。
农科院一直致力于做好主粮的藏粮于技工作。财政部有一项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农科院拿出这项工程中的相当大经费来联合攻关，联合全国的优势单位。比如先期已开展的马铃薯二倍体实生籽育种，2020年新启动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4大作物“藏粮于技”科研攻关，肉牛、白羽肉鸡、猪等主要畜禽良种化科研攻关。
除研发力度加大外，还需要重视培训。种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更多的投入，加大各方面的培训来改善现有人力、物力投入不足局面。
编辑：柯锐 实习生：余丹 校对：赵琳
投稿、合作、联系我们：[email protected]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