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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來自吳曉波頻道，口述吳曉波，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不同的時代會給身處其中的人提出不同的課題。這些課題有些帶有原創性，更多的帶有繼承性。
11月26日，任正非發文正式送別榮耀。忍痛割愛的原因想必已經很清楚了。從2019年至今，美國對華為進行過三次制裁：從操作系統、芯片ARM架構授權，到高端芯片代工，再到購買第三方芯片進行全面封堵。
任正非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這是想打死我們。同時他對剝離的榮耀寄予厚望，希望榮耀“超越華為，甚至可以喊打到華為”。
這幾句話讓人感觸良多，也讓很多人思考一個問題：今天中國和美國在科研水平上到底存在多大差距？這些差距我們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縮短，然後實現趕超？
01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用美國人費正清的觀點來看是一個“衝擊-反應”的結果：中國相對穩定的傳統秩序一直延續到19世紀，此時突然碰撞上一個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隨後，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角度受到全面衝擊，然後懷抱恥辱，自我變革。
在這個頗有“歐洲中心論”味道的理論框架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帶有鮮明的追趕特徵。
鴉片戰爭後，我們想“師夷長技以制夷”；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提出了“趕英超美”；改革開放後，我們“拿市場換技術”。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是名副其實的後發國家。
後發有後發優勢，同時也有後發劣勢。
後發優勢的特徵是“拿來主義”。我們可以把西方國家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制度照本抄錄，然後在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進行商業變現，這樣不僅避免頗多創新陷阱，同時發揮更大的規模效應，用市場經驗迭代產品和商業模式。
中國商界和科技界因此流行着一句話：模仿是最好的創新。
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彼得·德魯克提出過“創造性模仿”（Creative Imitation）；三星前掌門李健熙説：“如果付出一億韓元就能以一週的時間獲得技術，硬要投入十億韓元，還必須經過三到五年的研發，那是一種浪費。”
長期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創業者把這套思維奉為圭臬。
比如，李彥宏、馬雲和馬化騰，他們率先接觸了國外前沿的科技和商業模式，共同開創了“BAT時代”。如今，字節跳動代替了百度的江湖地位，它的CEO張一鳴也表示“模仿是對創新者最好的致敬”。
什麼是創新？根據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觀點，科學發明不是創新，當企業家把發明創造用於建立一個新的商業組合，才能叫創新。
什麼是企業家？一個人在創新的時候就是企業家，而企業家只有通過創新才能獲得利潤。
不知不覺，我們對“模仿即創新”上癮，大力宣揚企業家精神，並形成了一套幾乎全民的共識：凡是無法在中短期內進行快速商業變現的研發投入，都認為是次要的、無效的。
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缺的技術可以從其他國家買回來，而且別人一定會賣給我們，因為我們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
這套邏輯看上去行得通，但也造成了一種天然的後發劣勢，就是我們漠視基礎科學的研究。
02中國高鐵被譽為“新四大發明”之一。
確實，中國目前高鐵系統在全球處於領先水平。但是，高鐵並不是中國發明的。組成中國高鐵系統的關鍵技術最早從阿爾斯通、西門子等公司引進，我們只是在此基礎上研發升級。
起初，中國僅僅掌握了轉向架的核心技術。其它一些核心技術，比如牽引系統、制動系統、網絡控制系統，仍然依賴於西門子、ABB、克諾爾等公司，隨着“復興號”誕生，我們才有了全面自主知識產權。
説到底，中國高鐵的完全自主研發，還是建立在“模仿-創新”的機制上。
還有改變中國人支付習慣的二維碼，它的發明者是日本人騰弘原，我們拿它來創造新的商業模式。還有中國的手機，即使操作系統開發到沒有一絲卡頓，它依然建立在由谷歌研發的安卓系統之上。
中國是被互聯網改造得最徹底的試驗場，但是我們熟知的萬維網（WWW）卻脱胎於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它被髮明出來最初是幫助來自世界各地學者運行復雜的粒子加速器。
記得在2015年，我帶了一批中國的企業家到德國參加漢諾威工業博覽會，通過德國工商總會和德國幾百名企業家進行了一次交流。
當時，我看到了一幅其樂融融的景象。很多德國的科研公司、大學甚至“隱形冠軍”，表示願意把自己的技術甚至公司賣給中國人。
但僅僅兩年後，當我再一次去德國的時候，情況變了。德國從政府到企業，再到科研機構都開始警惕熱情洋溢的中國資本。特別是美的收購庫卡機器人之後，德國輿論界掀起了一場很大的爭論。
2016年，德國經濟部出台了一項政策：凡是非歐盟國家對德國的核心公司進行併購，必須得到經濟部的許可。又過了兩年，中美貿易摩擦，美國人一紙禁令“斷供”華為，用小小的芯片卡住中國巨人的脖子。
所以到今天，我們試圖用資本和廣袤市場去購買和換取西方核心技術的路徑似乎已經中斷了。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痛定思痛，開始認真討論中國科技的原創能力。
03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有三種。
第一種是“從0到1”的顛覆式創新，包括了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型研究。
第二種是“從1到壹”，即在某個細分領域深耕細作，從門檻處走到無人區，逐漸形成定價權和制定標準的能力。
第三種則是“從1到N”：找準模仿對象，並從另一條賽道追趕直到超越他，即“模仿是最好的創新”。
如果説過去的40多年，我們痴迷於“從1到N”，開始探索“從1到壹”，那麼未來的10年、20年，我們則需要培養從“0到1”的能力，模仿將不再是最好的創新。
做法也很簡單，不過是瘋狂向科研人才砸錢並保持極大的耐心。這句口號已經喊了好多年了，不過還是沒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兩年前，曾經有一篇《FAST驗收在即，已啓動新一輪招聘，“中國天眼”10萬年薪難覓駐地科研人才》的報道點燃了社會輿論。許多人指責科研人員忘記了初心，他們應該安貧樂道、甘於寂寞。
但很多人發現，這篇報道其實從側面“揭露”了一個更赤裸的現實：10萬年薪似乎是基層科研人員的待遇天花板。更何況還要與世隔絕，常年駐紮在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縣克度鎮大窩凼的喀斯特窪坑中，甚至24小時三班倒。
在我看來，10萬年薪根本撐不起安貧樂道者們的尊嚴。
這些基層科研人員的待遇問題更值得關注，因為是他們支撐起中國科技的基本盤。當這個嚴峻的課題擺在面前的時候，企業家僅僅只能承擔一小部分社會責任，比如高薪僱傭幾位某領域的專家精英，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真正的痛點可能在體制內部。
或許，我們需要重構中國的教育體制，重構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官場體制，我們需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我們應該讓企業深度參與到基礎科學的研究中去，我們更應該拋開幻想、自力更生，因為西方人絕不可能轉讓真正的核心技術。
這一切，恐怕都不是在3年、5年的時間裏可以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面對西方的科研創新能力的羸弱，並不僅僅是企業家的課題，而是一個國家層面的難題。
在這個難題面前，對一羣改變世界者而言，安貧樂道或許是最大的嘲諷，他們更需要尊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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