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平台是公共平台，不能重流量輕責任、重收益輕擔當，這已經成為廣泛共識
● “把握好手裏的麥克風”，讓主流價值充盈直播間，才能讓直播平台蓬勃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説，直播平台需要一場聚焦責任感、價值觀的“質量革命”
● 建立傳播正能量的直播平台需要強化平台監管責任，將技術和法律結合起來，同時建立全行業合作機制，構建優質生態內容
直播助農，讓田間地頭農產品暢銷全國；在線學習，讓知識跨越千山萬水；分享日常，讓生活技能方便你我……近年來，網絡直播成為互聯網世界的一個“風口”，一個個流量平台紛紛崛起，在產品營銷、知識共享、遠程辦公醫療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人們在直播中尋得商機，在直播中覓得便利，也在直播中拓寬出路。
網絡直播作為發展中的新事物，猶如一個賽車道，直播平台像賽車手，抓住用户注意力就更容易加速衝刺，“直播競賽”就此展開。
與此同時，這條賽道的門檻和標準參差不齊，出現了一些需要正視、亟待解決的問題。近期，一系列關於直播行業的監管手段以及法規政策接踵而來。不少業內人士表示，這也意味着，直播經濟在快速運行的賽道上擁有了更重要的“剎車”管控。
積極傳遞主流價值
推動平台蓬勃發展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直播自殘甚至自殺在平台上總是能找到蹤跡。
今年5月就出現了多起：5月3日，男子因與妻子鬧矛盾，直播自殺，東莞警方趕到時，男子手腕錶皮已被利器輕微割傷；5月27日，網民李某通過其賬號發佈直播自殺的內容，西安警方於次日凌晨找到李某，並送至醫院檢查……
正因為如此，目前，一些直播平台開始通過算法技術及時識別，第一時間處置賬號和內容，積極聯動有關部門挽救生命。例如，今年以來，快手聯動警方干預了270多名有自殺自殘傾向的用户。
兩個星期前，快手社區安全員工張洋與死神賽跑了70分鐘。6月26日21時許，張洋在對用户直播進行常規巡查時，發現一個直播間的畫面中，男子躺在沙土地上，臉色蒼白，手腕鮮血淋漓。
張洋立即啓動應急響應，第一時間掐掉直播，並將相關信息推送給客服團隊。在直播平台協助下，警方經過70分鐘的全力搜索，終於找到已經跳下高架橋且割腕的李林(化名)。經救治，李林的生命體徵平穩後，被家屬帶回了家。
原來，今年25歲的李林，因欠了4000元外債，周圍親友拒絕借錢幫其償還，心灰意冷的他選擇從高架橋一躍而下，發現沒死後用玻璃劃破手腕，在手機鏡頭前等死。
張洋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此類事件並非個案。例如，湖北省巴東縣一個女孩，因為失戀而抑鬱，不停上傳有明顯自殺傾向的作品；吉林省一名網友直播時，一邊拿着藥盒，一邊激動地講述自己悲慘經歷，表示不想活了……
“如果直播判罰結果為‘自殺自殘’的，直播會立即被關閉，相關信息會同時推送給客服團隊，由客服團隊確認後迅速聯動警方介入。對於有自殺自殘傾向的作品，風控會召回相關用户和作品，通過線上流程及時推送給客服團隊，由客服團隊確認後聯動警方介入干預。”張洋説。
據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介紹，如今，直播平台除了干預自殺功能，還有尋人功能也值得稱道。此外，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流量平台科普抗疫知識，傳遞戰“疫”温暖時刻，為不少行業打開了線上銷售之門，在疫情防控中發揮積極作用。實踐證明，“把握好手裏的麥克風”，讓主流價值充盈直播間，才能讓直播平台蓬勃發展。
在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王四新看來，直播平台在正能量建設方面還有許多工作可以做。除了自殺干預機制的建立，還可以主動配合政府機構做好各項社會管理工作，尤其是配合司法機關做好各類案件的偵破審判以及後期的執行工作。此外，直播平台還可以通過建立完善生態考評體系，激勵互聯網用户創造更多優質內容。
政策扶持資金注入
直播行業迭代升級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們足不出户，通過收看直播便可收穫新鮮視野。隨着疫情防控形勢持續趨穩向好，人們被抑制的消費潛能釋放，各大重量級主播實力圈粉。
企查查數據顯示，2020年3月以後，直播相關企業月註冊量屢創新高，5月直播相關企業註冊量達2877家，較2019年同期上升684%。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企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3.9%，但包括網絡直播行業在內的文化新業態特徵較為明顯的16個行業小類實現營業收入5236億元，增長了15.5%。
“直播行業對於保就業、促穩定、防控疫情具有積極意義。”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鄭寧説。
直播行業的發展也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展思路產生變化。
四川省商務廳在今年印發的《品質川貨直播電商網絡流量新高地行動計劃(2020-2022年)》中提出，到2022年年底，將四川打造為全國知名區域直播電商網絡流量中心，實現年直播銷售額100億元。
在王四新看來，我國直播平台的監管體系一直在不斷完善，不管是制度供給側，還是實踐層面，都在不斷進步。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從規範體系來講，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為代表的監管機構，不斷針對監管過程中存在的新問題新情況出台有針對性的規範性文件，部門規章制度不斷完善，相關的制度設置為解決直播監管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從有法可依到有更多的法可依，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其次，在執法活動方面，各部門不斷開展專項執法活動，不斷解決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為積累執法經驗、完善執法的規則體系提供了經驗支撐；
第三，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尤其是直播平台不斷完善自身管理體系，不斷強化平台管理責任，為參與直播的用户提供了很好的服務，同時也在構建良好的生態環境；
最後，直播行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直播帶貨的快速發展，説明社會在這個領域裏面的規則體系建設、監管實踐工作以及互聯網用户平台的努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呈現。
在官方政策、資金注入、流量扶持等因素助力下，直播行業模式正從單一型向複合型快速迭代升級。也正因為如此，呼籲直播行業傳播正能量的呼聲也愈加強勁。
在鄭寧看來，正能量指的是一種健康樂觀、積極向上的動力和情感，是社會生活中積極向上的行為。進一步説，直播平台的正能量就是主播們通過直播平台把自己積極樂觀的心態和行為分享給其他人，讓在直播間觀看直播的人可以感受到那陽光和向上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説，直播平台需要一場聚焦責任感、價值觀的“質量革命”。
鄭寧進一步解釋稱，具體來看，可以包括政務、非遺、三農、警務、公益、教育等諸多方面。例如，鬥魚正能量頻道開創了包括“直播+黨宣”“直播+政務”“直播+公益”“直播+紅色旅遊”等多種網絡直播模式，覆蓋多樣化的內容領域。
“建立傳播正能量的直播平台需要建立全行業合作機制，構建優質生態內容。直播平台可以聯合優質的博主、正能量的社會機構進行直播。例如，與李子柒合作，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非遺；與全國勞模、中國好人等正能量人物合作，使網友真實地感受到英雄模範的正能量行為；與中國紅十字會等公益組織共建平台，在環保、公益等領域傳播正能量的直播內容，對傳播正能量的內容予以加分和優先推薦。總之，網絡直播可利用其特有的優勢構建優質內容生態，探索正能量直播內容多元形式，履行傳遞正能量的社會責任。”鄭寧説。
強化平台監管責任
法律技術緊密結合
不可否認，“田間”“地頭”直接發貨，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席捲各行各業，直播帶貨為中國經濟全面開啓了“雲上經濟”的鑰匙，讓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衣、食、住、行、娛樂等各行業看到了新機遇。當直播帶貨成為各路玩家爭搶的“高地”，頻繁翻車、假貨不斷、刷量造假、質量存疑、售後無門……種種亂象也漸漸浮出水面。
怎樣讓直播行業遠離“開播賣貨，下播甩鍋”的困局？
朱巍建議，儘快建立以市場監管部門、商務管理部門和網信管理部門為核心的跨部門監管模式，儘快出台相關法律法規。此外，可建立黑名單制度、信用評價制度和投訴監管制度。並且，行業標準應充分參照國家網信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關於黑名單制度的規定，要做到一次違規、終身禁業。同時，做到消費者投訴應收盡收，規定時間內予以處理。
“監管直播平台責任在我國是政府落實互聯網法律法規的重要途徑，也是解決互聯網管理過程中存在實踐問題的重要抓手。在互聯網平台責任體系建設方面，要不斷通過豐富現有立法和規則體系的方法，為互聯網企業提供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案和具體的行為規範。同時不斷加強立法的實施工作，強化互聯網法律法規的實踐效果，讓這些規範在實踐中切實產生更好的管理效果。”王四新説。
王四新同時提到，強化平台監管責任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不可能達到完美無缺，“在實踐中，會不斷有新問題出現，要根據這些新問題不斷完善相關制度，同時積累監管經驗”。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建議，強化平台的監督管理責任。直播平台是公共平台，不能重流量輕責任、重收益輕擔當，這已經成為廣泛共識。
在朱巍看來，下一步，應着重強化平台的監管責任，將技術和法律結合起來。“我們以前只是考慮立法，很少考慮到技術的影響，只有將技術和法律相結合，這樣的立法才有針對性。如算法問題、推薦問題、舉報問題以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問題等，這些在立法上已經寫得很清楚，可就是一直落實不了。”
朱巍説，在內容審核層面，應該將人工智能和人工審核相結合，對直播作品中出現的不好的東西和負能量等內容進行識別和限制。“對於上熱門的直播要有更多考量，確保內容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等。此外，在網絡實名制方面，一個網紅在某個平台上由於違法違規受到處罰後，應聯合全網平台進行跨屏封禁，但現在的技術好像並沒有打通。”
鄭寧則建議，可推廣網絡主播從業資格培訓與考試製度，逐步嘗試建立相應的等級認證制度，禁止無從業資格人員上崗直播；還可以考慮建立社會化網絡直播評估機制，對網絡主播和平台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科學量化信用和風險評估(評級)，並根據評估的等級，剔除不合格的網絡平台和網絡主播，以淨化網絡直播的生態環境。
“網絡直播代表着數字經濟和數字文化的產業發展趨勢，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秉持鼓勵創新、包容監管的理念，能讓市場解決的，就應當積極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鄭寧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