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東京奧運會上統攬射箭比賽全局的國際箭聯技術代表,郭蓓清楚地記得,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結束後,中國體育界意識到了培養本土高水平裁判羣體的重要性,“那之後沒多久,國家體委在我退役後將我送到德國學習培訓,同時讓我參加一些歐洲射箭比賽的執裁工作。現在想來,如果沒有當初國家的悉心培養,我根本走不到今天這一步。”
從一名射箭運動員,到自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起擔任歷屆奧運會的射箭項目比賽裁判、官員、技術代表,曾任上海市體育局副局長的郭蓓非常清楚,在中國體育從大變強的進程中,裁判隊伍的成長起到多麼巨大的作用,“更多中國高水平裁判出現在奧運會這樣的世界頂級賽場,不僅能夠展示中國體育的實力和風采,更能推動相關運動在國內的更好發展。”
本土舉辦高水平賽事促成裁判隊伍成長
除郭蓓外,僅上海一地還有五名裁判和官員出現在東京奧運會的賽場上,他們是季榮康(游泳)、錢震華(現代五項)、張亮(水球)、馬俊婷(空手道)和懷佩炘(馬術)。
“之前幾屆奧運會,我們上海獲得執裁資格的裁判一直是三到四名,而這一次達到了歷史最高的六人。”在郭蓓看來,更多中國裁判出現在奧運會賽場,本身就證明了相關項目在國內發展良好,“我做過這樣一個統計,自我們2006年舉辦國際箭聯世界盃上海站比賽之後,總共有300多名中國裁判來上海蔘加世界盃執裁。對於中國裁判而言,這樣在本土舉辦的高水平比賽就是最好的鍛鍊機會。與此同時,通過舉辦這個級別的比賽也能讓世界看到中國裁判的風采,讓他們獲得更多走向世界的機會。”
在疫情暴發前,射箭世界盃上海站連續舉辦十餘年,成為申城“景觀體育”的重要一環。頂級射箭賽事為中國射箭運動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這是上海為中國體育作出的一份貢獻。無獨有偶,2014年起落户申城的環球馬術冠軍賽也起到同樣積極的效果。
作為國際馬聯盛裝舞步二星級裁判(最高五星級)、場地障礙一級裁判(最高四級),懷佩炘表示, “眾所周知,中國馬術運動開展得比較晚,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在裁判方面同樣如此。比如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只有我一名盛裝舞步國際星級裁判。但我們同時也需要看到,伴隨着上海環球馬術冠軍賽這樣全球頂級賽事在國內舉行,中國馬術裁判正獲得越來越多的執裁和鍛鍊機會,我們能夠通過這樣的比賽更全面地瞭解這項運動,同時獲得更多的經驗。”懷佩炘表示,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參加過世界盃的執裁,最高比賽星級是四星,“我第一次執裁五星比賽,就是上海環球馬術冠軍賽。那次經歷讓我全方位地瞭解了頂級賽事的安排過程,還獲得了與世界一流裁判交流學習的機會,絕對受益匪淺。”
更多高水平裁判折射中國體育的話語權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裁判出現在奧運會賽場,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體育在相關項目中擴大了話語權。
水球裁判張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獲得執裁奧運會比賽的機會,無疑將讓中國裁判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僅從水球這個項目來看,目前佔據主導地位的肯定是歐美裁判,他們能夠獲得更多比賽場次的執裁機會,關鍵比賽也基本都由他們來負責。在與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不僅能夠學到一些更先進的理念,同時也能讓他們瞭解到我的想法和主張,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話語權的體現。在這次東京奧運會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已經在很多項目上擁有了一定的話語權,這也能讓中國運動員在比賽中更好地展現出自己的運動實力。”
從一名普通射箭裁判,到今天的亞洲射箭聯合會副主席、國際箭聯技術委員會委員,郭蓓對話語權則有更深層的理解,“我當了三十多年裁判,親身經歷了中國在世界射箭運動中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未來,希望我們能夠在各單項聯合會中更多地參與規則的修改和制定,參與項目發展方向的研究和探討,我覺得這是一種更大的話語權,也將更有利於中國獲得相關運動的良好發展環境。”
在郭蓓看來,這樣的話語權不可能憑空得來,其前提就是需要中國擁有更多的高水平裁判,參與執裁更多的世界頂級賽事,並進而從中培養出更多的技術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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