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3日，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又譯魯西迪）在紐約遇刺的消息引發了中外文化圈的強烈關注。儘管作家已經度過生命危險期，但他持久遭遇的刺殺陰影依然不容忽視。1988年，拉什迪出版了耗費五年時間寫就的作品《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該書描繪了一個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為原型的人物，被指責對先知及《古蘭經》不敬。1989年，當時伊朗什葉派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公開宣佈殺死拉什迪可領重賞。
拉什迪遭遇的刺殺陰影，在某種程度上是籠罩在阿拉伯世界之上的歷史陰影的一部分。這片古老的土地如今仍然在多個層面上經歷着世俗化、現代化與神權政治之間的衝突。而公開宣揚刺殺拉什迪的霍梅尼，無疑對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阿拉伯的夢想宮殿》一書中，著名的中東問題研究學者福阿德·阿賈米分析了霍梅尼大力推行的神權統治如何吸引了成長於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又是如何讓他們與信奉世俗原則的父母之間深深割裂的。
這種尖鋭的衝突，十分典型地體現在書裏描寫的一位聲名顯赫的阿拉伯詩人哈利勒·哈維（Khalil Hawi）身上。1982年，這位黎巴嫩愛國者在以色列軍隊入侵之際自殺。而在他死後不久，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的校園裏再次發生悲劇：來自美國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時任校長馬爾科姆·科爾（Malcom Kerr）遭遇槍擊遇難。馬爾科姆有一個可能比他自己在大眾中出名得多的兒子——目前在NBA勇士隊擔任主教練的斯蒂夫·科爾。在兩年前由網飛（Netflix）推出的紀錄片《最後一舞》中，這位芝加哥公牛隊的功勳射手曾艱難地談論這段往事，彷彿相較於他的父輩遭遇的一切，球場上的所有劇烈衝突都顯得如此風輕雲淡。
馬爾科姆出生於貝魯特，在赴任貝魯特美國大學前，馬爾科姆已經是美國阿拉伯研究的領軍人物，他本沒有必要回到家鄉，但最終，黎凡特地區那個迷人的過去依然強烈召喚着他。阿賈米記錄了馬爾科姆遇刺的經歷，併為馬爾科姆作了人物速記。儘管衝突頻仍，但從各個方面來説阿拉伯地區都依然不是今天世界關心的重點。以美國為首的大國伸出的“援手”，看起來也漫不經心甚至帶來的更多是麻煩。馬爾科姆執意返鄉，並真誠地希望改變現況，儘管對於如今發生的一切，這些成長於舊日的知識分子已經無能為力。他遇刺的經歷，也可以説是阿拉伯世界如今境遇的縮影。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阿拉伯人的夢想宮殿》，有刪改，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福阿德·阿賈米
《阿拉伯人的夢想宮殿：民族主義、世俗化與現代中東的困境》，[美]福阿德·阿賈米 著，鍾鷹翔 譯，當代世界出版社·理想國，2022年7月。
一次“致命”的任職
哈利勒·哈維故去18個月之後，死亡的陰影又一次籠罩了貝魯特美國大學的校園。這一次的逝者是馬爾科姆·科爾（Malcom Kerr），是位來自美國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當時還擔任着這所大學的校長。1984年1月18日，他遭遇槍擊，失去了生命，兇手身份不明。他們在他上班的路上截住了他，朝着他的頭部連開數槍。
科爾不是外來的普通美國人，更不是什麼無關緊要的匆匆過客。他於1931年出生在貝魯特，他呱呱墜地的醫院後來成了他陳屍的地方。他是一個熟悉貝魯特的外人，這座城市對他來説就像家一樣。他的父親斯坦利·科爾（Stanley Kerr）曾在貝魯特美國大學擔任生物化學教授，母親艾爾莎·科爾（Elsa Kerr）則是學校女性事務的負責人，兩人在黎巴嫩一待就是近40年。也正是在黎巴嫩，馬爾科姆結識了未來的妻子安·茨維克爾（Ann Zwicker）。安出生在加利福尼亞，1954年來到貝魯特的時候，她還只是學生。天真的她滿懷憧憬，在這個國度開始了大學二年級的課業。
馬爾科姆·科爾出身長老會信徒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在貝魯特美國大學擔任校長，無疑是他的人生夢想。而他的夢想成真於1982年，可謂是他的宿命：當年夏天，巴以雙方正在黎巴嫩激烈交戰。這個國家已在戰亂的血泊中掙扎了七年。他上任的時候，黎巴嫩境內的美國勢力已經處於爭議的風口浪尖。美國所犯的錯在於它在1982年對以軍侵入黎巴嫩的行動大開綠燈，然後又派出自己的軍隊執行所謂的“維和任務”。
這是一次倉促的決定，為的是再一次證明“美國在國際爭端中的無辜地位”（American innocence abroad）。1982年9月，由美、英、法、意四方組成的多國部隊奔赴黎巴嫩，部隊規模僅有5,000人。一到當地，這個遠在天邊的超級大國就參與到黎巴嫩的宗派戰爭之中，加入了敍利亞、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領土上的爭端。美國的入場很快造成了苦果。1983年4月，位於西貝魯特的美國駐黎大使館遭遇炸彈襲擊。同年10月，更是發生了一起叫人難以忘懷的慘劇：一名自殺式襲擊者駕駛卡車一頭衝進貝魯特南部郊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爆炸聲響起，240多名美國人丟了性命。貝魯特美國大學和剛剛就任校長的阿拉伯主義者馬爾科姆·科爾就此陷入了一場他們完全無力掌控的巨大困境中。
其實，馬爾科姆·科爾本不需要接下這份差事: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職業生涯相當順利。從教以來，他一路晉升、順暢無礙，已經在美國奠定了阿拉伯學領軍人物的地位。1979-1981年，他曾在開羅生活，在開羅美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但是，他並不喜歡開羅，對於開羅美國大學也沒有什麼特殊情感。相較之下，還是黎巴嫩口音的阿拉伯語更得他的喜愛，能夠喚起他的回應慾望。
貝魯特這座城市和城市周邊的山鄉谷地寄託着他的回憶與思念，那個國家和那裏紛紛擾擾的人羣與教派都深得他的眷戀，這份眷戀來自他的父母：1919年，馬爾科姆·科爾的父親、臨牀生物化學專家斯坦利放棄了沃爾特·裏德（Walter Reed）醫院的工作，來到黎凡特為近東救濟會提供志願服務。近東救濟會成立於1915年，是美國公理會差會下屬的人道救援機構。
斯坦利·科爾的志願者生涯始於阿勒頗，他為當地的亞美尼亞難民四處奔忙，什麼工作都做。他當過攝影記者，解救過被強行擄掠到庫爾德和土庫曼人家裏的亞美尼亞小難民，負責過救濟會的醫療與衞生工作，進過實驗室。他積極防治在難民之間流行的瘧疾和熱病，自己試飲水源，準備靜脈注射所需的無菌溶液。內心驚懼的難民朝着土耳其方向逃去，其中的亞美尼亞兒童經常遭到遊牧部落與村民的拐賣。無所畏懼、古道熱腸的斯坦利·科爾總愛挺身而出，幫助這些孩子回到父母的身邊。
電影《逃離德黑蘭》（2012）劇照。
黎巴嫩：
科爾父子的精神原鄉
1919年秋天，斯坦利·科爾轉而來到土耳其東南部的馬拉什（Marash）。
這裏曾是亞美尼亞民族的聚集地，人口最多的時候一度達到80,000人。及至1923年，馬拉什歷經世界大戰，又深受亞美尼亞大屠殺以及一戰之後土耳其邊境頻發衝突的蹂躪，當地的亞美尼亞人不是慘遭屠戮就是流落異地。正是在這片地域，高高瘦瘦、戴着眼鏡的年輕志願者斯坦利·科爾開啓了自己與亞美尼亞民族的一生之緣。
他投入救援難民的事務，與土耳其官方磋商溝通。他堅守此地，直到隨着最後一批亞美尼亞孤兒坐上大篷車前往貝魯特（他與自己未來的妻子、來自俄亥俄州的年輕女子艾爾莎就相識於貝魯特）。這段美好的際遇被他寫進了著作《馬拉什羣獅》（The Lions of Marash）當中。與亞美尼亞人的友情讓斯坦利·科爾難以忘懷，奔赴貝魯特的浪漫之旅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他曾回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由此與黎巴嫩分別三年。畢業後，他立即趕回貝魯特，投身當地學界，並於1960年在這裏退休。他的兒子馬爾科姆·科爾繼承了他對黎巴嫩的感情。
雖然馬爾科姆·科爾寫過埃及和泛阿拉伯世界的問題，但黎巴嫩這片小小天地的歷史才是他真正的牽掛。他着迷於這個國家的生存之道，喜歡這裏的菜餚和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丈夫過世十年之後，安·茨維克爾推出了一本名為《和我一起從黎巴嫩而來》（Come with Me from Lebanon）的回憶錄。她記得馬爾科姆·科爾的一句戲言：“我有25%的可能性橫死黎巴嫩，而且死期一定會早早來臨。”但貝魯特美國大學的召喚叫他無法回絕。他去了，就會在學校的歷史上留名。他還能重遊地中海岸邊的那處“伊甸園”，住進藍花楹與松柏掩映下的“馬奎德之家”（Marquand House，即校長官邸），成為學校大廳校長辦公室的主人。這裏就是他的聖地：前輩先賢曾在這裏工作與生活，他對這些教士與教師的人生和遺產無不耳熟能詳。
馬爾科姆·科爾知道，這份差事有風險：1982年7月，他的前任戴維·道奇（David Dodge）—此人的父親也曾掌管這所大學，學校創辦人丹尼爾·布利斯還是他的母系先輩—在校園中遭到綁架。戴維·道奇是馬爾科姆·科爾的童年玩伴。其後他的際遇廣為人知：劫匪取道敍利亞，將他帶到了伊朗。
在那裏，戴維·道奇在囚牢裏待了一年多的時間。馬爾科姆·科爾幼年印象中那個美好的貝魯特和阿拉伯世界早已煙消雲散。他很熟悉美國干涉黎巴嫩事務以來的歷史痕跡。1983年，他曾撰寫悼詞弔唁一位來自約旦的往日好友。文中，他語帶傷感，講起了那個一去不返的單純年代。那時候，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聖經—喬治·安東尼烏斯所著的《阿拉伯的覺醒》剛剛寫就，粉墨登場的各色人物，英雄也好，歹徒也罷，無不個性鮮明、頗為傳奇。
如今時過境遷，馬爾科姆·科爾寫道，過去那“一小部分英雄與歹徒終被一大幫新近出現、千人一面的參與者擠下了文學與政治的舞台。新人眾多，但缺乏固定的組織，沒人能夠掌控他們，讓他們為任何事情負擔責任。大眾政治和大眾消費文化就此到來”。他哀嘆，精英傳統的地位不再安全、被人疏遠，阿拉伯世界與美國再一次相遇，卻無法相互理解。他出身上流社會，花了許多年的時間研究阿拉伯語和阿拉伯人。可是，“新近造訪阿拉伯世界的那些（西方）人和以前截然不同，而且他們的數量也遠比以前多。”他在追悼約旦朋友時寫道:“他們並無興趣瞭解這個國度和這裏的人民，無意在此長期駐留，一心只想迅速發財。他們中的不少人都來自工人家庭，不知道也不在乎伊斯蘭教關於女德和禁酒的傳統。他們與當地人民的相遇，與其説是融洽接觸，不如説是嚴重衝突。”
早在1981年，馬爾科姆·科爾就在《阿拉伯統治秩序的富與貧》（“Rich and Poor in the Arab Order”）一文中提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絕望和崩潰。這篇文章也許是他最富洞見的名篇。在文中，他收斂了過去的譏誚與詼諧，談論了那個時期阿拉伯世界現實的沉重。當時阿拉伯世界有“兩處合資投機活動”（“two joint ventures”）：在波斯灣沿岸“揮霍的數十億美元”，在黎巴嫩的“無盡破壞與殺戮”。這些活動也都有外來勢力的參與，“所謂的‘新阿拉伯秩序’的合夥建設者”。
阿拉伯人曾認為黎巴嫩是一片樂土、一處便利的“理智避難所”，如今，他們卻把這裏化作“一片保留地，專供宣泄惡意與瘋狂。他們不再寬容、互利，這兩種精神反倒被沙特阿拉伯和海灣諸國繼承了下來。”據説，馬爾科姆·科爾發表這篇文章時，校方正在考慮讓他擔任校長，有人擔心，考慮到貝魯特美國大學正身處內憂外患之中，寫這樣的文章會降低他籌募資助的可能。最終，他並未因非議而卻步，仍然踏上了赴任的行程。
電影《逃離德黑蘭》（2012）劇照。
我與馬爾科姆·科爾打過交道，但談不上特別親密友好，與他之間只是工作上的關係。我曾在開羅見過他一兩次，到了華盛頓和紐約以後，也曾有過交集。
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開始撰文講述阿拉伯世界的當代政治。我研究的主題正是他一手開拓的學術領域，他是這方面的權威。作為阿拉伯世界的外人，他對阿拉伯世界裏的種種蠢行怪狀更能耐心相待；而我來自那個世界，和他的看法不一樣。我們從未深入討論這種分歧，因為我們相互並不瞭解，沒有互相撻伐的道理。
我最後一次與他見面是在1983年11月中旬的紐約華爾道夫酒店，那是在他的人生走到終點的兩個月前。那一次，酒店特意舉行宴會歡迎他的到來，歡迎活動得到了貝魯特美國大學的協助操辦，我陪一位來自貝卡山谷的黎巴嫩政客出席了那場宴會。這位政客是出身什葉派的上流賢達，與我的家族結過姻親。馬爾科姆·科爾當然知道這人的大名。不過，那次是他們初次相見。兩人擁有不少共同點：他們的兒子同樣就讀大學一年級，而且同是亞利桑那大學的校友。兩人都表示，回到貝魯特後仍會保持聯絡。
這個政客説，馬爾科姆·科爾非常樂意傾聽和了解什葉派的心聲。馬爾科姆·科爾年輕的時候，什葉派信眾在黎巴嫩是貧窮的邊緣羣體，可到了80年代初期，他們已是黎巴嫩境內人數最多的族羣。他認識的人都屬於巴勒斯坦的資產階級、貝魯特的豪門大族，以及遜尼派穆斯林和各種基督徒，這些羣體當時在當地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佔據着統治地位。什葉派就是他所説的“一大幫新近出現、千人一面的參與者”，他眼看着他熟悉的世界成了他們的天下。
華爾道夫的這場浮華宴會也逃不過貝魯特政壇詭事的叨擾，躲不開什葉派武裝力量的陰雲籠罩。當時，馬爾科姆·科爾的前任戴維·道奇剛從伊朗脱身不久，也是宴會的嘉賓之一。主辦方專門介紹了他的到來，全體賓客都起立致敬。對此，道奇只是聊做回應，隨後便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原來，他曾在伊朗做過一筆交易：他只有對羈押期間的遭遇避而不談，才有可能重獲自由。道奇答應了這一條件，所以只能一個人承受自己經歷過的種種折磨。
貝魯特難以尋回的過去
1984年1月，馬爾科姆·科爾遇刺。兇手的身份無從緝查。
當時，黎巴嫩的大人物一個接一個地倒在暗殺者的槍口之下。大家都在猜想主謀到底是哪些人，卻總難找到準確的答案。曾有一個自稱“伊斯蘭聖戰會”（al-Jihad al-Islami）的組織主動攬下謀殺馬爾科姆·科爾的“功勞”——可是，人們根本不知道這個“聖戰會”是否真實存在。
馬爾科姆·科爾去世後的轉天，一位名叫瓦利德·朱布拉特（Walid Junblatt）的德魯茲派青年領袖將矛頭指向了右翼的黎巴嫩長槍黨（Phalange Party）。朱布拉特覺得，馬爾科姆·科爾這樣一位深孚眾望的學人不幸身亡，是因為“他一心捍衞學校的學術自由，拒絕向長槍黨分子的統治卑躬屈膝”。朱布拉特的父親在1977年被槍殺，他所代表的羣體一直與馬龍派勢力及其軍事武裝長槍黨浴血鬥爭。自然，朱布拉特非常樂意將馬爾科姆·科爾的死怪罪到政敵的頭上。
也許，謀害馬爾科姆·科爾的那些人是想借此向黎巴嫩境內的美國勢力示威，果真如此，他們倒確實達到了目的。黎巴嫩的局勢早已讓美國失去耐心：雖然美國官員一再宣稱堅守到底，甚至立下誓言“絕不容許極端勢力橫行霸道”，可在海軍陸戰隊總部遇襲的那一刻，美方就已下定決心撤走。馬爾科姆·科爾之死更是加快了美軍撤離的速度。他的死表明，美國干涉黎巴嫩局勢的作為實屬愚蠢，貝魯特已經身陷血腥的亂局。
馬爾科姆·科爾的一位黎巴嫩友人曾經表示：那個年代的黎巴嫩不值得馬爾科姆·科爾堅守下去。友人的看法不無道理，卻只説出了部分事實。曾經吸引馬爾科姆·科爾父母那一代人來到黎凡特的潮流催生了一個新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已經被現代性與變革之風吹得無影無蹤。
電影《逃離德黑蘭》（2012）劇照。
有史料指出，列維·帕森斯（Levi Parsons）與普萊尼·菲斯克（Pliny Fisk）這兩位安多弗神學院的畢業生，是第一批來到貝魯特的開路前驅。兩人的目的地是聖地巴勒斯坦。1819年11月，帕森斯與菲斯克自波士頓碼頭啓程，準備“為偉大天使奉獻青春/引領人類走上正途”。經過努力，帕森斯等人在耶路撒冷組建了傳教團體，他後來坦言，想要把福音帶給這些“活在基督誕生之地但冷漠渾噩的人民”相當困難。
後來，這裏又出現了其他傳教團體的足跡，比如阿默斯特與耶魯兩座學府的青年人。某些時候，傳教人羣當中還有來自蒙特霍利約克學院的年輕女士。從英國來的傳教士大多落腳在耶路撒冷，貝魯特則是美國人鍾愛的聚居地。那個時候，這裏不過是一座小小的港口，沒人記得它的歷史。港口四周圍着城牆，每到晚上都要宵禁，城牆外圍有一排崗哨，還零零散散地分佈着一些人家。來自馬薩諸塞州坦普爾頓（Templeton）的傳教士威廉·古德爾（William Goodell）曾在1824年的一封家書中描繪了那個年代的貝魯特。他寫道：
上蒼為我等提供的容身之地非常宜人，就位於一處大灣的西岸。南面是一片廣闊的美麗原野，以及覆滿橄欖樹、棕櫚樹、橙子樹、檸檬樹、松樹與桑樹的羣山。從居住的露台望出去，我們的視線能夠跨越城牆的阻礙。村舍星星點點，少説也有200多所，分散於桑田之間。
想要了解更為完整的貝魯特風貌，可以參閲W.M.湯姆森（W.M.Thomson）寫下的《此地與此書》（The Land and the Book）—身處黎凡特的傳教士留下的著作數量繁多，而1872年出版的這本書無疑最精彩、最廣為人知。
湯姆森的家鄉位於遼闊的美國中西部，其本人“在敍利亞及巴勒斯坦傳教長達30年”。他的這部著作詳盡收錄了不少當地動植物的插圖，“介紹這片聖地的人文風俗，是一份描繪風景地貌的指南”。從這本書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有時對這塊土地充滿好奇，有時又顯得高高在上，有時熟知此地文化的許多細節，有時又對這裏的人民不大耐煩。湯姆森自陳，他有感於前人在《聖經》研究中“對《聖經》誕生地的大量描述並不準確，而且流於膚淺”，所以才着手撰寫《此地與此書》。他告訴讀者，在動筆寫作的多數時間裏，他都“身處室外的原野—在海邊或聖湖湖畔，在山麓山巔，在橄欖樹、橡樹或者巨巖下：在這裏生活和思考，感受與寫作。毫無疑問，這裏的地域環境為這本書賦予了獨特的色彩與性格”。
湯姆森的話並不誇張。這片“美麗之地”給了他激情，助他寫出了一部傑作。在書中，這裏的土地、人民、各類地名的淵源和風景都有着鮮活的細節。我在湯姆森的作品中還找到了祖籍小村附近那座宏偉的博福爾要塞，他的描述讓我彷彿身臨其境。“看吧，現在，目光越過利塔尼河高聳的峽谷，古老優美、懸居崖邊一側的要塞就可以映入眼簾。我常常造訪那裏，還曾在堡壘附近寬闊的壕溝裏紮營過夜。身處要塞，風景實在妙絕。河谷幽深直通水面，巍然而可怖。每一次來到這裏，我都要像小孩一樣拾起石塊，順着城堡邊緣拋下山崖，盯着石子墜落的長長軌跡，直至它們掉進叢林失去蹤影，或是沒入山下的河流。”湯姆森的文字是那麼真切，那麼清晰。我小時候住在博福爾要塞俯瞰的祖籍小村時，往山下扔石子就是我和夥伴們消磨夏日時光最為刺激的遊戲。
電影《逃離德黑蘭》（2012）劇照。
湯姆森筆下的貝魯特正處於變革之秋：人口的膨脹與時代的變遷改變了過去的習俗。
在那之前，貝魯特會在黃昏時分關閉城門，整個夜晚城池都封閉不開，街頭一片黑暗，巡邏隊監視着過往的路人，確保大家手裏都提着燈籠。“四下伸手不見五指，衞兵靜悄悄地往來巡邏，不帶燈火上街亂走的人馬上就會遭到他們的逮捕。晚間出門的規矩，大家都請記住啦！要不然，就去班房那種不太舒適的地方過夜吧。雖然貝魯特的某些習俗已在慢慢退出歷史舞台，但仍然留有很多在別處能看到的規矩，除了大馬士革。”湯姆森如是説。
《此地與此書》寫就之時，貝魯特的城區已然擴張到了城牆之外。湯姆森認為:“在敍利亞乃至整個土耳其帝國，沒有哪座城市的擴張速度能夠趕上貝魯特。這個地方註定還會興旺發展下去......這就是貝魯特，榮耀的地中海環繞着它，各國各式的優美船隻在此經停。遠道而來的您一定可以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未來將是美麗且壯闊的。”
東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無人問津
正在貝魯特擺脱城牆約束、大舉擴張的當口，來自佛蒙特州尚普蘭山谷（Champlain Valley）的傳教士丹尼爾·布利斯也開始在這裏辦學，他創建的學校正是貝魯特美國大學的前身。
這座學府於1866年開始招生授課，第一批學子僅有16人，由布利斯和其他兩位傳道人員教導，另有一位黎巴嫩本地教員負責數學課程。馬爾科姆·科爾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出生成長。學校的一切都是他繼承的文化遺產。1954年，他未來的妻子安·茨維克爾來到貝魯特。她從紐約出發，跟着一艘荷蘭貨輪航行了17天。映入她眼簾的這個地方仍然保持着殖民時代的小城風貌：一所所房舍藏在圍欄後面，顯得雜亂無章;漫出牆體的九重葛到處瘋長，花園草木繁茂，巷弄狹窄逼仄。剛剛畢業的年輕學生馬爾科姆·科爾向她大獻殷勤，帶她參觀城中的古蹟美景，為她充當嚮導。
當時的馬爾科姆·科爾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黎巴嫩，另一條路則連着他所代表的那座美國學府。那一定是個奇蹟的時代。
每到夏天，斯坦利和艾爾莎都會前往山間某座寂靜小鎮裏，住進一棟石頭小屋。小屋身處茂密的松林中，視野極好，可以一覽附近的羣山和深谷。在他們附近，就在那座山的山頂，還住着另外四位美國教授。心靈手巧的生物化學教授斯坦利·科爾的果園也在此處，他在那裏從事實驗，培育新型的葡萄與水果。
嚴格來説，黎巴嫩這個世界的政治與階級其實和馬爾科姆·科爾毫無瓜葛，但他投身其中，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寄望甚高，深深信任着主持民族主義運動的那個階層。他那些阿拉伯同齡人必然遭遇的命運與糾纏，也會找上後來成為校長的馬爾科姆。他曾在信中告訴自己的妻子，校長的職位好似“莊園之主”。可他沒想到，這座“莊園”已經起火了。
紀錄片《最後的舞動》（2020）畫面。
馬爾科姆·科爾遇害之後的那幾年，我仍會不時想起他和他的父親斯坦利，喚醒我回憶的是他的兒子史蒂夫·科爾（Steve Kerr）。早在1983年，我就聽過他的名字，當時這孩子還在亞利桑那大學上一年級。後來他投身籃壇，通過選秀進入NBA，先後在克利夫蘭騎士隊和芝加哥公牛隊效力。
我對NBA所知不多，但卻一直關心着史蒂夫·科爾的動態。我總會在比賽場上尋覓他的身影，時時注意個人技術統計欄裏他的各種數據。我瞭解到，他是一位神射手，若論在三分線外投籃得分的功力，他堪稱聯盟最佳之一。我還知道，他的夢想在1997年的那個賽季變成了現實。在季後賽總決賽中，他們碰上了猶他爵士隊，比賽打到第六場，史蒂夫·科爾接到隊友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的傳球，投中了制勝的兩分絕殺；在第四場的時候，他失手過一次，當時他身邊無人防守，傳球的人還是喬丹。他為此沮喪萬分。
史蒂夫·科爾失手之後的轉天，我在ESPN頻道的訪談節目裏見到了他。
節目錄制地點位於鹽湖城，持續時間很長。訪談結尾，記者談到了史蒂夫·科爾父親遇害的事。不難發現，記者的言語讓一頭金髮、滿臉稚氣的史蒂夫·科爾想到了某些不願再次觸及的回憶。
他説，沒錯，他很思念父親，每天他都會想到他。他還説，如若父親還在人世，一定會為他的NBA生涯深感自豪。説完這些，他轉移話題談起了輕鬆一些的事情，也就是那次他在空位下的失手。幾天之後的芝加哥，他迎來了決定冠軍歸屬的一場比賽，再次在無人看守的情況下投籃。他沒再失手，球隊獲得了冠軍。
芝加哥公牛隊曾爆出新聞：有一次史蒂夫·科爾和喬丹大打出手。面對“飛人陛下”，他居然一點兒退縮之意也沒有。他的勇氣讓體育記者大感驚異。記者可能不大清楚：他的祖父斯坦利曾在阿勒頗與馬拉什的羣山中孤身奔走，解救落難的亞美尼亞兒童，只帶着一把手槍，就敢護送這些孩子坐着篷車前往貝魯特；對於有這樣一位父親、經歷過喪父之痛的史蒂夫·科爾而言，NBA賽場裏的風波與衝突實在有點無足輕重。
過去的人生已然過去，東方的世界和它的人民不再與他相關。1965年出生於貝魯特的芝加哥公牛隊神投手史蒂夫·科爾生活的這個國度早就沒了傳教的狂熱。東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被淹沒在往事之中，沒人記得起，也沒人願意投入新的熱情。
文/福阿德·阿賈米
摘編/劉亞光
編輯/申璐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