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宣佈退出整個賽季——因為他想走，其實新疆隊想留，在談不攏之下，最終走到了撕破臉的地步。
周琦已向投資人組成的CBA聯盟和中國籃協進行了兩度申訴，但都被駁回，且他還在其間，舉報了老東家新疆隊存在的違規問題——但不同的問題，卻是一碼歸一碼，這仍未能解決周琦想走人的問題，反而令雙方走到了“魚死網破”的地步。
有人認為，周琦如此公開宣佈退賽，如果CBA聯盟為了自身資本的利益，籃協為了發展“大局”；且畢竟是“規則在先”，人人都得遵守的“公認之正義”下，周琦似乎成了唯一的最後輸家。
但其實，周琦在自身可能“魚死”之下，也並非完全沒有了一絲令“網破”的可能！最好的證據，就是30年前歐洲足壇的“博斯曼法案”！
在1990年，當時效力於比利時次級聯賽標準列日隊的讓-馬克·博斯曼，在合同期滿後，標準列日向其開出了薪水不高的續約新合同，博斯曼於是要求轉會。
球隊不僅拒絕，且以“無薪及不得代表標準列日以外的任何球隊上陣”這條比利時足總規定，對博斯曼進行了處罰，這因此令博斯曼絕跡於球場，甚至連唯一經濟來源也被斷絕了。
博斯曼最終走上了法律渠道，他經過多次、多級上訴，最終來到歐洲法院，並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博斯曼本人雖失去了踢球的大好年華，但“博斯曼法案”的成果在於：球員在合約將滿半年時，就可以與其他球隊商談新合同；合約期滿時，就能以自由身轉會，且不必產生轉會費用；此法案還同時帶來了歐盟內外援的自由轉會，因為原先的限制違反了勞動法規和人權！
其實，當下CBA制定的“頂薪就能續約”之規定，等於限制了球員的職業生涯流動——顯然，這一點在本質上，肯定是違反勞動法精神的，雖然它適應了當下中國職業籃球的現實，利於市場資本對中國籃球的輸血，但這並不代表這一規定就天然的“合法”。
所以，基於這一點，當有人拿什麼周琦的“波蘭人”之梗説事；言其如此退賽的粗暴行為，是經紀人權力與利益過大之證明等説辭，雖也有一些可以理解之處，但也不得不説，如果如周琦所言，他的退賽，就是要改變其中的“不合理之處”，並不懼犧牲自己；則一如當年的博斯曼，周琦抱着這種“魚死”之下，也定要衝得“網破”之勇氣與作為，則他還真的有可能會成為“中國籃壇的博斯曼”吧？
也就是説，如果周琦要要補充材料，再向中國籃協申訴，仍然無果之下，他不僅可能這個賽季沒球打，還有可能犧牲整個職業生涯的話，則周琦將此案依程序，先後可以提交給中國體育管理機構、中國司法機構，甚至得了萬不得已時，還可以將此案提交到世界體育法庭——將所有法律渠道窮盡之下，也並非不可能出現“中國籃球博斯曼法案”！
當然，“博斯曼法案”本身，其進步性是使得球員的權益得到保障並最大化，但其負面影響也是存在——比如，對資本投入的影響性；以及經紀人的做大和漁利性之貪婪等，也開始出現，這或許也就是現在CBA會有“頂薪續約”規則存在的一個原因。
所以，回到規則這個話題：有人稱，有規則就要執行，周琦也不得例外——然後，可以再討論規則是否合理的問題，但是，歷史上所有規則的變動前，都曾是“存在即合理”過，可時代的進步，正是在對落後規則的不斷變革中得以實現！
比如博斯曼當年面對的規則，讓其走投無路時，彼時之規則也並非就一定要存在，也有被打破的人和時刻出現，所以，當週琦也走到了“魚死”的唯一之路時，他怎麼就不可能會是那個“博斯曼”呢？【原創評論：瑜説還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