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萊塢電影，常有描繪遙遠叢林中驚悚刺激的“獵頭族”的場景。在一些早期探險家的記錄中，“獵頭族”也是充滿了神秘色彩。一般大家總覺得這種神秘族羣離我們很遙遠，但一些考古發現似乎卻在説明：“獵頭族”在嶺南大地上，曾經存在過。
獵頭習俗曾經很普遍
獵頭習俗一般被發現存在於一些原始社會末期的部族當中，人們在血族復仇與掠奪戰爭中，獵取敵人的首級，並通過一定的祭祀儀式加以頂禮膜拜，以達到風調雨順、保佑平安的目的。很多部族的戰士們還認為，通過獵頭及進行相應的儀式，死者的力量和勇氣會被吸收進自己的體內，使自己獲得更強大的力量。獵頭的習俗分佈範圍很廣，僅從中國的範圍來看，從古代的僚人、烏滸人、滇人到近代的佤族、黎族、台灣高山族、傈僳族等，都曾有過獵頭的習俗。
但在更高文明程度的人類社會中獵頭也可能存在，如南美的早期印第安社會中，以及中國的商周時期。而且與史前的獵頭族不同的是，進入文明時期的獵頭，常常是通過軍隊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來實現。抓獲的戰俘大多用於祭祀活動。
大量的考古發掘也證明了獵頭習俗的普遍存在，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史前文化遺址中，這種蹤跡時常發現。著名的陝西西安半坡一房址內發現有一個人頭骨，湖北桂花樹一墓葬內，在隨葬陶器當中也有一個人頭骨，青海嶽都柳彎一墓葬裏，女主人身下同樣隨葬着一個人頭，在河北、山東等地的龍山文化墓葬內，隨葬有多個人頭骨，女性頭骨均有剝頭皮的跡象。此外，雲南、浙江等地的古代墓葬中，也時有發現一些無頭墓葬。很多死者似乎並非正常死亡，因此被研究者推測正是獵頭習俗盛行的標誌。作為戰爭勝利品的標誌物還包括耳朵、手、頭皮、頭蓋骨等。
很多獵頭勇士最終的結局也是成為他人獵頭的對象。很多部族習慣認為，越是傑出人物和陌生人，在被獵頭後的巫術力量就越大。
商周之後，獵頭的習俗逐漸消失，但“斬首”的數量，仍常被視為軍功的標誌。
古代獵頭或為祈求豐收
那麼中國最早的“獵頭族”是否源於復仇呢?一些專家認為並非如此。因為在有關獵首的最早古文獻中，所記錄獵首祭祀的對象，是明確指向“田神”的。如三國時期的《南州異物志》記載：“交廣之界……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也。”這無疑給今人一個啓示：獵首產生的最早原因是為了“祭田神”。
根據人類學者李果的説法，獵首“祭田神”，即所謂“祭谷”、“祈豐”的習俗在近代中國範圍內仍能觀察到。如，佤族和高山族外出獵首的時間，一般都是每年的穀物播種或收穫時節，或者是在作物歉收的時候。早年一些南方民族在下種前，常把種子拿到祭人頭的地方去祭過，並摻上一些祭人頭的灰土，相信這樣可以保佑穀子長得好。獵回人頭後，往往插在屋外的竹竿上，人頭下面放一籮火炭，讓人頭的血滴在炭上，然後將炭灰分給全村各户，撒播於田中。即使在獵頭習俗已經式微之後，台灣的泰雅族人仍在收穫之後集合於祭場祭獻新谷。壯丁會從山上砍下芭蕉樹頭，刻上眼耳鼻口等，做成人頭形狀，接受獻祭。
從目前考古資料所見，中國境內似乎長江下游江浙地區出現的獵首習俗遺蹟最早，也最集中，如河姆渡文化等。有可能，這裏也是中國獵首習俗起源最早的地點。
那麼，重新回到人首柱形器上來。研究者發現，在有關的獵首祭祀活動中，將人頭置於柱體頂端的做法，是最具特徵的。台灣泰雅人將人頭獵回後製作招魂竿，人頭置於木柱頂端;鄒族將酒灑在人頭嘴上，將長竹竿的上端分開為三叉，挾人頭於其間，樹立在樹下，要到第二年才能換下。雲南一些地方的佤族人和馬來西亞的獵首民族都有將木樁頂端雕刻成人頭像的做法。這些都與人首柱形器非常類似，可以説，人首柱形器正是這種標誌物的模寫。
在廣州的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銅提筒上，鐫刻着頭戴羽飾的武士提着敵人人頭的圖像。從時間上來説，西漢時期南越一帶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獵頭習俗逐漸消亡。但顯然，這種根深蒂固的習俗，仍然在人們的生活中存留了很長一段時間。
人首柱形器——最神秘的嶺南青銅器
1962年8月，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清遠三坑馬頭崗清理1號東周墓時，發現一件特殊的隨葬品——這件青銅器由青銅立柱和青銅人首兩個部分組成，通高35釐米，其中人首高11釐米。這件器物就是廣東考古發現史上首件被稱之為“人首柱形器”的青銅製品。這以後，這種特殊器形在廣東地區的春秋戰國墓裏發現多件，在廣西同期的墓葬中也有發現，但出了嶺南地界，就不見蹤影。專家們認為，它是最具嶺南特色的青銅器。
羅定市博物館研究員陳大遠詳細描繪了一次人首柱形器的發現，指出在羅定背夫山墓出土的這些青銅器“兩兩配對放置，前後兩對相距2.8米，每對兩柱之間相距25釐米，而且前後兩對的大小尺寸略有差異。出土時4件均豎立放置”，“在兩端人首柱外均放一石塊用作擺放祭品”，推斷“人首柱可能就是巫師用來鎮墓壓邪的法器”。並且根據考古發現，嶺南秦漢以後墓葬無此葬俗。
陳大遠認為，中原禮制文化進入嶺南後，嶺南部族受到其影響，部分接受了禮制文化，但也不是全盤接受，仍保留有不少越族的民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嶺南神器——人首柱”。
嶺南青銅人首柱形器集中在西江流域的大中型墓中，迄今已經出土數十件之多。關於它的含義和用途，專家們歧見紛呈，至今尚無定論。
人首柱形器是獵頭習俗的象徵物
多數專家都認為，人首柱形器與歷史上的“獵頭習俗”有關聯。曾發掘羅定背夫山墓的廣東省考古所專家邱立誠認為：“人首柱雖是獵頭習俗的一種反映，但同時也是當地土著人埋葬習俗中存在的等級觀念的顯示，應有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因為在墓葬中都是一組4件，而且是墓葬規模為大中型的才有這類人首柱形器，在廣寧銅鼓崗，封開利羊墩這些墓羣中並不曾有人首柱形器，凡是出人首柱形器的墓，周圍並不見有大批墓葬，可見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這種葬禮，因此推測，這種可安裝於它物之上的器具，當系較有身份的部落頭人或部族酋長，方國貴族所擁有。平時作象徵權杖之物，死後則作為殯葬祭器，是社會地位的一種標誌。”
還有專家進一步補充説：它是一種被賦予特別內涵的隨葬物——是當地流行的“獵頭”風俗在器物和葬俗上的反映。從崇尚人頭、獵頭到將人頭鑄刻在器物上，説明它被賦予了某種原始宗教的神秘觀念。
古籍載，古越人有獵頭食人的風俗
無論人首柱形器與獵頭風俗有無關聯，學者蔣廷瑜指出，從古籍中，我們的確可以找到越人獵頭食人風氣的記載。如《墨子·魯問》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楚辭·招魂》也説：“魂兮歸來，南方不可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楚國之南即是嶺南百越之地。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嶺南地區仍盛行獵頭食人之風。
根據《南州異物志》等書的記載，到漢晉時期，生活在嶺南的烏滸人還有獵頭食人之習。《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七欽州風俗條也説：“僚子專欲吃人，得一人頭，即得多婦。”烏滸和僚都是百越後裔，這種習俗是一脈相承的。“‘越人俗信鬼’，對死者進行祭祀要用獵獲的人頭。而用人頭祭祀的永久化，就是用銅鑄成祭祀人首插在棺架的立柱上。”
噁心慎入!前蘇聯大饑荒的恐怖人吃人
蘇聯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據説又是人類最先進最完善的國家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人民不僅享有最完全的民主，而且都能過上最滿意 生活——上帝許諾的一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都可以得以實現。
這招牌夠吸引人的了，然而，事實上，掛羊頭的，往往賣的是狗肉，就在蘇聯這樣牛逼哄哄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曾發生過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而且，饑荒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更為奇特的是：饑荒發生後，蘇聯當局卻極力隱瞞欺騙人民，還一如既往地宣稱自己國家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不僅作惡，而且偽善。
然而，歷史真相終有明朗之時：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烏克蘭在首都基輔的“烏克蘭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檔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僅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的烏克蘭，就餓死了七百萬至一千萬人!每天餓死二萬五千人。但是學者指出，當年的官方檔案並不完善，實際上每天餓死三點二至三點三萬人，總共餓死人數佔烏克蘭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萬人的追悼紀念集會上發表演説，他認為一九七三年前的檔案曝光，這一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前蘇聯對烏克蘭的種族滅絕罪行。“每分鐘有十七人餓死;一天大約死亡二萬五千人。比法西斯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還要多。” 在餓殍遍野的時候，斯大林把搜刮出來的小麥向美國出口了四萬噸，以吸取西方資金，表示蘇聯的“強大”。俄羅斯的普京政權認為，這場大饑荒不是針對烏克蘭的，因為全蘇聯普遍遭殃。烏克蘭是重災區?還是普通受害區之一?
我們不妨做個這樣的推算：烏克蘭的人口歷來佔蘇聯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約三千多萬人(一九八九年統計為四千一百萬;同期蘇聯人口二點二億;蘇聯解體前人口二點八億，烏克蘭為五千一百萬人)。
如果像莫斯科當局所説的，“大饑荒”不是針對烏克蘭，全國都一樣的話，當時蘇聯的大饑荒至少餓死五千萬至六千萬人!即使把蘇聯其他地區罹難的人數減少一千萬，另外的十四個加盟共和國(包括俄羅斯)最少死亡人口在兩千萬，加上烏克蘭的一千萬人，最保守計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體農莊運動，蘇聯的死亡人數在三千萬以上。那麼，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是怎麼爆發的呢?
首先，是其強行推行“農村集體化”的結果。蘇聯的大饑荒發生在1932年至1933年間，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蘇聯的“一五”期間，斯大林強制推行農村集體化運動，“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斯大林語)。當時被當作集體化的敵人消滅的不僅是富農，還有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農民，甚至貧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禮拜的人。
國家政治保衞總局(克格勃)對那些不願意搞集體化的農民户主實行大逮捕，後來這些都被槍決了。到了1930年初，國家強行把幾千户“富農家庭”裝上運送牲口的平台火車，拉到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地帶，任憑他們死活。為完成這次一千多萬人的大遷移，國家專門招募了兩萬五千多名年輕的黨員，經過兩週的培訓，組成“二萬五千人大隊”。這支大隊專門負責遷移“富農”和組建集體農莊。
大隊的成員殘忍、冷酷而又幹勁十足，把被他們管理的農民當成“製造反革命陰謀、意在阻撓社會主義勝利的階級敵人”，他們毫不懷疑自己工作的正義性，“用機槍圍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羣農民開槍”，認為自己“是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戰士……是在同富農和破壞分子戰鬥”。
1930年的3月初，“二萬五千人大隊”把一半以上的農民趕進了集體農莊，他們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亂，民不聊生，民憤越積越大，四處潛伏着反抗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體化行動，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指責工作人員沒有實行“自願”的原則。在此之後，集體農莊減少了一多半，但是在莊家順利收割之後，集體化運動就又一刻不停地開始了。
集體化的低效率、急劇擴大的餘糧收集、乾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蘇聯可怕的大饑荒。這次饑荒就是在整個歐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間，有七百萬人死於饑荒，按人口的比例算，這已經相當於中國大饑荒的規模了。
一位前蘇聯的官員後來對饑荒的慘景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飢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髮青，儘管目光已失神無彩，但他們還沒有嚥氣。到處是屍體、屍體，裹着破羊皮的死屍，腳上是骯髒的毯子，農舍裏的死屍，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屍……”。
其次，斯大林政權的胡作非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33年饑荒時期，國家政治保衞總局(克格勃)執行了兩項重要任務。首先他們將飢餓中的烏克蘭人同外界隔絕起來，不讓往災區運送糧食，而烏克蘭人也不準離開住地。所有的火車被克格勃佔據着，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被趕下火車，甚至一些烏克蘭的國家幹部也未能倖免。
人吃人的現象到處發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於刑法中沒有人吃人的懲罰條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與此同時，克格勃還在執行着第二個任務，嚴密封鎖有關饑荒的消息，讓饑荒中的人們在密不透風的環境中死去。
更為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災難發生後，蘇聯當局真相處心積慮的隱瞞。
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饑荒要想把它掩飾起來，使外界一無所知，幾乎是不可能的。透過層層鐵幕，人們還是隱隱約約地知道了一點大饑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現了關於蘇聯發生大饑荒的報導。斯大林政權為了掩蓋罪惡，就精心安排外國政要和一些記者參觀訪問。
消費品官方接待，宴會特殊安排，旅途精心佈置，一些“波將金的村莊”在外國人還沒到之前就已經安排的非常妥貼了，被欺騙的西方人就出來為斯大林政權説話。 曾兩任法國總理的愛德華。赫里歐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後，駁斥了“資產階級刊物關於蘇聯發生了饑荒，提高工作時間的謊言”。
另一個西方人貝爾納爾。索伊説：“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着脖子不住地發出質問“莫非他們是被什麼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裏面給填起來的?”
斯大林政權掩飾饑荒的另一個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災難的責任全部推給“垂死階級殘餘分子”和國外的反蘇勢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餓死的日子裏，克格勃夜以繼日地揭露“階級敵人”和“反革命陰謀分子”的破壞事件。
被他們揭露出來的階級敵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獸醫;有被指控集體謊報氣象預報的工作人員;有被懷疑破壞了拖拉機並往種子裏摻草籽的人員;還有沒完成任務的集體農莊主席。烏共中央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科肖爾甚至宣佈説，在國家許多機關部門“發現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連三地揭露出農村的破壞陰謀，為斯大林所認定的“陰謀無所不在”的理論提供了肥料，使其越發肆虐的瘋長氾濫。一個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員堅持説，那些沒被驅逐浄的富農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組織了“對糧食供應和播種工作的破壞活動”。
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説，頓河地區“集體農莊經濟遭受了巨大損失。”斯大林則回答説：“親愛的肖洛霍夫先生，貴區那些尊敬的農民企圖破壞對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這種破壞行動是暗中的，表面上並不顯著，但它並不能改變如下事實：尊敬的農民們實際上在進行一場反蘇維埃政權的飢餓戰爭……”把農民的飢餓説成是反蘇維埃的戰爭，這樣的話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説得出來。縱觀發生在前蘇聯歷史上的這次大饑荒，前後經歷了由強行推行集體化而造成大饑荒，人為地阻隔災區人與外界聯繫而加重災難，製造假象欺騙世人掩蓋罪惡，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階級敵人”和“反蘇勢力”頭上。
歷史懸案：蘇聯“大清洗”究竟殺了多少人?
蘇聯“大清洗”，是世界歷史上一場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對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發動肅反，共逮捕了120萬蘇共黨員，佔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大清洗”期間，蘇聯1934年十七大選出的139個聯共中央委員，有89個被逮捕並被槍決;在1966個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個“消失”了。難怪托洛茨基説：“為確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爾什維克黨，而倒是剷除布爾什維克黨。”
這些僅僅是高層清洗中有據可查的確切數字。除高層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這已經成為20世紀一大歷史謎案。
説法一：蘇聯官方認定350-450萬人
“大清洗”運動中的鎮壓人數，學術界迄今沒有定論。
首先看看俄羅斯人德·安·沃爾科戈諾夫的説法，此人曾任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是當時少數能夠看到最機密檔案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着作《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中，有多處涉及斯大林時期鎮壓的人數和規模。據國防人民委員部的統計數字等比較權威的資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這悲慘的兩年裏，大約有350-45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60-80萬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對被鎮壓者的人數作一個保守的估計。”沃爾科戈諾夫説：“我有許多文獻，它們似乎可以間接地證明，350-450萬受害者的數字比較接近實際。”
這一結論與兩年後蘇聯公佈的官方説法比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佈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鎮壓的。
作為官方説法，無論是資料來源還是調查結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統計顯然不夠全面。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有相當多的人並沒有被“法庭”判處死刑，而是後來在勞改營和監獄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這些人都沒有納入官方的統計範圍。
蘇聯的許多大型建築工程，如地鐵、水電站、運河用的都是勞改犯。這是非常殘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極圈工地勞動的勞改犯，他們的服裝和其他裝備都是無法在那裏生存的，更不用説勞動了。這些人據説只能堅持一個星期的勞動，然後就會“消失”。這部分死亡人數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確切的數字。
而且，只有中央一級公佈數字也是不夠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區的深入研究和進一步統計，統計數字很難做到全面準確。特別是“大清洗”時期，無法無天現象極端嚴重，地方各級“肅反”機構亂抓亂殺事件相當普遍，有許多數字已無法統計。
在蘇聯“大清洗”和歷次社會政治運動中，不僅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險國事罪被判刑”的，還有許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謂“破壞集體財產罪”、“破壞國家財產罪”、“破壞生產罪”、“破壞勞動紀律罪”、“不能完成播種計劃罪”，等等，其中有大量過不當罰、罪不當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頒佈的“麥穗法”，一些人只是在集體農莊麥田裏揪了幾穗麥子，就要被關進勞改營達10年之久。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決的。其實，他們作為“破壞分子”，犯了“破壞集體財產罪”，屬於政治罪。
類似的例子在那個時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爾省蘇茲達爾區，兩個少年因為夜間牧馬時在集體農莊菜園裏摘吃了3條黃瓜，他們就被法院判了8年徒刑。事實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還有30萬人因為沒有出工、沒有完成勞動日的任務、撿了“麥穗”以及其他問題被判刑。
這場鎮壓運動還波及到各個領域。在知識界，歷史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藝術家等等數以幾千計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載，得靠師徒代代相傳。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説：“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説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40年6月26日，通過了《關於轉變到八小時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職工擅離企業和機關職守》的法令。依據法令，職工擅離職守、遲到或早退，要判2個月到半年(還要扣除25%工資)就地勞動改造。按照這種“破壞勞動紀律罪”，僅在1940年下半年，就有209萬人被判刑。
可見，無論“破壞集體或國家財產罪”，還是“破壞勞動紀律罪”，許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歷次統計之列。
在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説法二：俄羅斯民間認同2000萬人
關於“大清洗”鎮壓人數，俄羅斯學者研究的結果，與官方公佈的數字大相徑庭，他們普遍認同的數字是2000萬人。
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權威人士是亞·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蘇共中央政治局下專門設立一個委員會處理平反問題，由雅科夫列夫領導。在葉利欽時代，雅可夫列夫繼續這一工作。在此期間，委員會為250萬人恢復了名譽。毫無疑問，他是能夠接觸到所有有關材料的人。
雅科夫列夫在其着作《一杯苦酒》中説，“目前尚無根據可靠文件得出的、能準確反映全國性大悲劇規模的確切數字。”但是他認為，被鎮壓的天才學者韋爾納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寫的日記中，提到被流放和監禁的總人數為1400-1700萬，“不會有什麼誇大之處”。
《一杯苦酒》提供了一些比較確切的數字。1954年內務部長C.克魯格洛夫報呈赫魯曉夫：1930至1953年間遭鎮壓的人數約為370萬，其中76.5萬人被槍決。雅科夫列夫認為，這個數字被大大壓低了——沒有列入內務人民委員部內部監獄的人數，也沒有在集中營中的死亡人數，遭鎮壓的農民和被放逐的少數民族的人數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於集體化時期的340萬人和遭鎮壓的330萬少數民族，受害人超過了1000萬。
2000年十月革命節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斯大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他曾向俄羅斯總統建議，成立統計政治鎮壓犧牲人數的各部門聯合委員會。“準確數字我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最終哪怕得出一個大體數字，”他説，他們有多少人?是誰?在什麼地方?有哪些類?不僅有被槍斃的，還有餓死的，“要知道，有1000萬人是餓死的，死於有組織的饑荒。一次是死於餘糧收集制，而另一次是在烏克蘭，在我們的南方城市死於有組織的饑荒”。
如果把後面這些數字全加上，斯大林時期，被直接鎮壓的人數當在2000萬左右，佔全蘇總人口1.9億的1/10。難怪胡喬木曾經感嘆説，“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就引證了2000萬人的説法。他寫道，儘管被斯大林處死的確切數字將永遠無法獲知，但估計在2000萬到2500萬人的範圍內，不會是誇大的。斯大林時代“有數百萬人慘遭殺害”，受迫害的人數“可以絕對有把握地估計不少於2000萬，可能高達4000萬”。
説法三：中國學者考證處死僅80萬人遭質疑
相比之下，中國蘇聯史專家吳恩遠的考證要保守得多。2002年，他就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進行了詳細考證，得出的結果是，從1937年2月斯大林發出“採用新方法，即連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鬥爭的號召開始，到1938年底大規模鎮壓運動結束，蘇聯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間接被處死的在80萬人左右。
吳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安全部等權威部門發佈的統計數字，以及解密後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料為據，考證出“大清洗”期間，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萬人左右;勞改營在押人數114萬人;判處死刑69萬人;流放和驅逐出境2.84萬人。
吳還統計了集中營死亡的囚犯情況。1937年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集中營死亡的犯人是2.54萬人，1938年是9.05萬人。
綜合以上數字，吳認為，“大清洗”期間的鎮壓規模不超過350萬人，其中約80萬人被處死，與學術界公認的2000萬人相去甚遠。
吳恩遠據此撰文認為，“大清洗”人數被誇大，中國學者受到了西方學者的誤導。他在題為《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考》的論文中説，蘇聯在“大清洗”中表現出的濫殺無辜、草菅人命、蔑視法制是極端錯誤的，觸目驚心的鎮反內幕發人深思。但西方學界有意利用一些肆意歪曲、誇大的數字，作為蘇聯社會主義“暴政”的證據，全盤否定蘇聯歷史，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盪，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
對這一考證結果，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鄭異凡表示質疑。他認為，吳恩遠的考證結果僅僅限於1937年和1938年這兩年內，而且是按照合法程序判處死刑的人數，決不是斯大林時期遭鎮壓或迫害的全部數字。
鄭引證1997年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該書對斯大林時期各種類型的鎮壓犧牲者數量做了一個總結，僅在1937-1938年，內務部就逮捕了157.5萬人，有134.5萬人被判刑，68.7萬人被槍斃。
《共產主義黑皮書》羅列的被害人數清單如下：
1.1932-1933年有600萬人死於饑荒，這是剝奪富農政策和國家掠奪性的沒收集體農莊的苦果;
2.有72萬人直接根據國家政治保衞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判決被槍斃，其中有68萬是在1937-1938年;
3.1934-1940年之間的集中營登記的死亡人數為30萬人，1930-1933年的情況沒有準確的數據，
但在30年代總數約為40萬;
4.有60萬人是作為被驅逐出境者、迫遷者和特別移民死亡登記的;
5.有將近220萬被驅逐者或特別移民;
6.1934-1941年間有600萬人被關進古拉格羣島的集中營和流放區。
按照《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統計，20世紀30年代被鎮壓的總人數為1622萬，其中各種死亡人數為800萬左右。
《共產主義黑皮書》還提供了另一組數字：到1940年1月1日，全蘇53個勞改營和425個勞改流放區共關押167萬人，一年後為193萬人;有20萬人關押在監獄中，等待判決或者發送集中營;18000個內務部管理處管理120萬特別移民。儘管這些數字是被大大縮小的，但從中仍能窺見30年代涉及蘇聯社會所有階層的鎮壓規模。
1000萬富農被消滅
史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大清洗”是對社會主義歷史上一種惡的現象的籠統説法，泛指蘇聯20世紀20-50年代初斯大林時期對一大批無辜人員的鎮壓迫害。
如果基於這一廣義理解，斯大林時期的鎮壓，還應當包括20世紀30年代集體化時期被當作“富農”消滅的大量農民。這些人因不願參加集體農莊，或不按規定出售糧食，而死於各種迫害，包括：被直接槍斃的;流放途中因惡劣的條件而死亡的;到達流放地因惡劣的氣候和生存條件，缺乏起碼的物質裝備而死亡的。
這些人沒有被列入鎮壓、迫害、槍斃的名單之內，和那些遭鎮壓的各級官員、學者、作家等不同，後者多數得到平反昭雪，而他們並沒有得到官方的平反，連死亡的確切數字也難以統計。但他們是遭受鎮壓的最大羣體，則是不爭的事實。
最早正式透露這一死亡人數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爾談話中透露，集體化期間“富農”死亡人數達“幾千萬”。丘吉爾在其回憶錄中記錄了這次對話：
丘：“請你告訴我，對你個人來説，這次戰爭的緊張情況是否像貫徹集體農莊政策一樣?”
斯：“不，不，集體農莊政策是一場可怕的鬥爭。”
丘：“我認為你一定感到不好辦，因為你要對付的不是幾百萬貴族或大地主，而是幾百萬小人物。”
斯大林舉起了雙手，“幾千萬哪，那是可怕的。一直進行了4年。”
丘：“這些人就是你們所説的富農嗎?”
斯：“是的。”
丘：“結果怎樣呢?”
斯：“他們大部分都為農民所痛恨，被他們的僱農所‘消滅’了。”
關於鎮壓富農的人數，曾任蘇共中央委員的羅·麥德韋傑夫，在其專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中説，在1933年聯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有報告稱，從1930年初至1932年底，有24萬個富農家庭被遷往邊遠地區。
“這個數字顯然偏低。”麥德韋傑夫説，消滅富農分兩個階段：1930年10月以前，遷往國內北部地區的富農家庭有11.5萬個;1931年2月，通過了關於富農外遷的第二個決定，一年內就有26.6萬個富農家庭外遷，這樣，外遷家庭總數就達到了38.1萬户。
這還僅僅是官方公佈的數字，是根據執行外遷任務的國家政治保衞局等機關的報告，這些數字沒有包括那些遷入實行全盤集體化地區的人，以及當作“小富農”被遷出的幾十萬中農和貧農。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剝奪“富農”的大致數字，總共約120萬户，以每户平均6-8人計算，約800-1000萬人。
揭秘前蘇聯人獸雜交試驗內幕 殘忍的亂倫
通過對人和黑猩猩的染色體組的分析，研究人員發現它們的區別只有1.5個百分點。莫非人類和黑猩猩真的是近親不成?據俄羅斯媒體報道，美國科學家就認為，自人類和黑猩猩從進化階梯分道揚鑣之後，他們還繼續保持曖昧關係達4百萬年之久。而且還有過共同的後代。然而，所有這些生物界雜種都只是實現培育出人和猿後代荒唐主意的前奏而已。
通過對人和黑猩猩的染色體組的分析，研究人員發現它們的區別只有1.5個百分點。
莫非人類和黑猩猩真的是近親不成?據俄羅斯媒體報道，美國科學家就認為，自人類和黑猩猩從進化階梯分道揚鑣之後，他們還繼續保持曖昧關係達4百萬年之久。而且還有過共同的後代。然而，所有這些生物界雜種都只是實現培育出人和猿後代荒唐主意的前奏而已。
據美國馬薩諸塞理工大學博士戴維·列伊奇説，自人類和黑猩猩從進化階梯分道揚鑣之後，他們還繼續保持曖昧關係達4百萬年之久，而且還有過共同的後代。戴維和他的同事是在對我們祖先的基因進行研究之後做出的這一轟動一時的結論。
人類和黑猩猩的後代?
俄羅斯醫學博士、遺傳學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安東·克留科夫認為，人類為這種種間“亂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很多科學家也認為，雖然此事不宜宣揚，但艾滋病確實是這種人與猿交媾的可怕後果。
科學家稱人類和黑猩猩有過共同的後代，並且人類這種“亂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由於不明白人類這種種間“亂倫”的後果，科學家們自己想使人和猿猴雜交。前蘇聯批准了一項秘密計劃，同意成立一家實驗室來造出一批力大無窮、大腦遲鈍、沒有痛感、能吃苦耐勞又不挑食的生物，打算培育出“活的戰爭機器”，同時又是“役馬”，一些在採煤礦井、西伯利亞建設工地和北極地區可以使用的廉價勞動力;也討論了可以用那些在實驗室培育出來的生物來做器官供體的問題。
著名科學家伊里亞·伊萬諾夫此前做過不少各種動物雜交實驗，積累了不少經驗，因此此項重任便落到了他頭上。他在克里米亞新阿斯卡尼亞動物實驗基地曾培育過斑馬騾、大羚羊和半純種野牛，還使白鼠和鼠海豚、灰兔和家兔雜交。
前蘇聯曾批准造出一批力大無窮、大腦遲鈍、沒有痛感、能吃苦耐勞又不挑食的“役馬”
伊萬諾夫計劃的具體詳情直到80年後才由俄羅斯歷史學家予以公開，但當時是得到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支持。法國人把他們在新幾內亞的金迪亞研究中心讓給了蘇聯人，而此前法國人一直在那裏做人工繁殖實驗和動物細胞實驗。
伊萬諾夫雖然對遺傳差異一竅不通，但還是用人的精液去給雌性黑猩猩和大猩猩進行授精，反過來又用猿猴的精子來給非洲女人授精。在開始施行授精之前，無論是雌性動物還是女人，作為實驗對象都要先進行麻醉。後來聽説還果真有了既能幹活又很聽話的後代。
前蘇聯科學家用人的精液去給雌性黑猩猩和大猩猩進行授精，反過來又用猿猴的精子來給非洲女人授精。
1929年，決定在蘇聯本土建立一家猿猴繁殖基地，地點在格魯吉亞的蘇呼米。好像還從非洲往那裏運來了有孕在身的黑猩猩和生下的孩子，可在途中他們都因得一種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其症狀很像今天説的艾滋病。伊萬諾夫因有辱使命而於1930年被捕，判了5年勞改，1932年3月20日莫名其妙死去。
據克留科夫博士説，在伊萬諾夫被捕和死去之前還出過一件很怪的事：蘇呼米猿猴繁殖基地有個工作人員放走了所有剩下來的雜種，自己也在深夜裏跑了出來。之後便出現了好些傳聞，格魯吉亞和阿布哈茲的老人都在説，甚至二戰之後山裏還能碰到一些“像大猿猴的野人”，有可能它們還果真是從繁殖基地跑出去後一直活下來的雜種。
英國議會下院議員埃爾頓爵士在質詢時獲知，在過去三年中，英國一直在“秘密”進行人類和動物的雜交胚胎實驗，並且已經制造出了155“人獸”胚胎。
雖然人獸混合胚胎遭到了很多英國人的反對，但在英國，這種實驗有法可依。那麼這155個“人獸”胚胎究竟如何製造?它們真的是“秘密”進行的嗎?
1929年，蘇聯從非洲往那裏運來了有孕在身的黑猩猩和生下的孩子，二戰後還能碰到一些“像大猿猴的野人”。
對於人和動物的混合胚胎，英國政府最先是禁止的。
但在2008年，在經過公眾聽證後，英國頒佈了《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案》，一定程度上放開了這方面的研究。
“人獸混血”的背後：人類進步還是毀滅
在過去數年中，美國科學家將人類的幹細胞加入到了許多動物的胚胎中，“秘密炮製”出了許多實驗性的“混血赫邁拉”產品，例如豬體內流着人的血液的“人豬赫邁拉”，羊體內的肝臟80%的成分屬於人類的肝臟的“人羊赫邁拉”，老鼠頭顱里加入人的腦細胞的“人鼠赫邁拉”等。
萬物之初，本沒有名字，更無標準形態，人將狗説成叫狗，於是狗就成了狗，人將豬叫成豬，於是那個樣子就成了豬……有人説是上帝創造了萬物，有人説是女媧捏造了人形，但更多人相信那一切不過是一種必然的巧合。
這樣的信息讓有的人感到“不寒而慄”，浮想聯翩：“當人的器官在動物的體內生長，擁有人類細胞的豬或老鼠，是不是會像人類一樣思考，卻和動物一樣行事?”並斷言：“它們所帶給人類社會的恐懼，早已超越了人類認知的界限和人類對科學成果的接納空間”。
然後開始大發反科學的陳詞濫調，什麼“科學不是上帝，不應成為代替自然進行生物選擇的主宰”(看來人類從事了上萬年的動植物育種———人工選擇———也都該禁止)，什麼“即便是基因改造和生命個體重組，也不能完全以人類的功利主義為基本目的，它必須適應生命發展的自然規律”(恐怕沒有一個生物學家知道這“生命發展的自然規律”究竟具體指的是什麼，又如何去適應?)。
甚至預言：“今天，如果這個魔咒以發展科學為名，製造出一個個‘赫邁拉’，人類除了等待傳説中殺死赫邁拉的英雄柏勒洛豐降臨，還能等待什麼?”真夠嚇人的。
之所以導致這種恐慌，部分原因得歸咎於編譯者的故弄玄虛。這些實驗都是公開的實驗，《華盛頓郵報》的原文中絲毫沒有“秘密”的意思，但到了編譯者筆下，就成了“秘密炮製”，好像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暗中實驗似的。編譯者將這些實驗產品稱為“赫邁拉”，這是對英文chimera走樣的音譯，更準確的音譯是喀邁拉，是古希臘神話中一種前身像獅子、中部像山羊、後身像蛇的吐火怪物。
這個典故也容易讓人產生恐怖的聯想，想到了“《山海經》中那些形態各異的怪獸，《生化危機》裏賦有攻擊力的人造怪獸，並不是遙遠的事”。
喀邁拉或嵌合體既不稀奇，也不是什麼嚇人的東西
其實，“喀邁拉”是生物學上非常常用的一個術語，也是在生物界非常普遍的自然現象。“喀邁拉”一般意譯成“嵌合體”，指的是來自不同個體的生物分子、細胞或組織被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一個生物體。孿生子在同一個子宮中發育時會發生細胞交流，大多數孿生子體內都攜帶着某些來自其同胞的細胞，他們都是嵌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