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變化：朝廷變強、藩鎮變弱，但大唐卻在醖釀新危機

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同品味歷史、感悟思辨。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刀光劍雨，河朔三鎮在憲宗之後還是獨立了。對於河北，大唐徹底喪失了信心。於是，帝國不再執着與河朔三鎮，而是將工作重心向兩個方面轉移。縱向方面，加強中央集權；橫向方面，鞏固江淮財源。

到9世紀50年代的時候，這兩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成效。朝廷開始變強，藩鎮已經變弱，關鍵是江淮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這一切都與河朔三鎮無關。河朔三鎮以前是誰也管不了，現在是誰也不願意管。即便沒有河朔三鎮，我們還是可以説：事情正在變化。這個變化應該是積極向好的，至少符合皇帝和朝廷的預期。

但是，符合皇帝和朝廷的預期，卻不見得就一定符合國家的利益。大唐開始遭遇了新危機。而這個新危機才是大唐的真正劫難。發生危機的地方，不再是一直不聽話的河朔三鎮，而是一直很聽話的江淮地區。

01.朝廷變強但地方不滿，節度使遭遇驅逐

公元807年的時候，大唐在冊户數僅有250萬。經歷憲宗雷霆治理，大唐的在冊户數增加到400萬。到了公元839年的時候，大唐在冊户數達到了500萬。這是安史之亂後的新巔峯。朝廷能數出多少户數和和人口，就能向多少户和多少人收税。可統計的户數和人口在增加，朝廷的財政狀況就一定能夠改善。

於是，我們可以做出這個判斷，即朝廷在變強。

同時，公元809年限制節度使財權的改革、公元819年限制節度使軍權的改革，使得朝廷與藩鎮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財政能力增強、中央力量變強，地方藩鎮還在變弱。於是，無論財政還是力量，朝廷都已經實現了對地方的強勢碾壓。

但是，在這個時候卻發生了幾件需要高度關注的事件。

公元855年，浙東觀察使李訥遭遇士兵譁變，被趕出浙東。對於這件事，朝廷是怎麼處理的？觀察使李訥貶官去職，監軍王景宗杖責四十、發配皇陵。

如果公元855年驅逐觀察使一事，還只是偶發事件的話，那麼公元858年的四起軍亂，就怎麼也不能説是偶發事件了。

公元858年4月，嶺南軍亂，節度使楊發被囚禁；5月，湖南軍亂，觀察使韓悰被驅逐；6月，江西軍亂，觀察使鄭憲被驅逐；7月，宣州軍亂，觀察使鄭薰被驅逐。

公元855年浙東軍亂到公元858年的四起軍亂，起因幾乎如出一轍，要麼是因為節度使驕橫、要麼是因為觀察使無禮。實際上，只能是一個原因，那就是：地方州鎮對朝廷任命的封疆大吏不滿意。雖然都稱之為軍亂，但是地方富商和豪族才是真正的主謀，而操刀驅逐的都將和士兵只是打手。

那麼，原因是什麼？浙東、江西、湖南、宣州，都是大唐的江淮財源之地，而且一直很聽話。到這個時候，怎麼變得如此彪悍？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

右補闕張潛，一語道破了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所在，指出了士兵譁變的原因所在。

大唐朝廷已經變強，而變強的朝廷自然要以代理官僚控制地方。但是，官僚與國家之間是存在利益接合部的。這個接合部就是朝廷的考核和官員的升降。官員向朝廷繳納財政結餘，才能獲得升遷。而為了這種升遷，節度使和觀察使等封疆大吏們一定會搜刮地方、製造財政結餘。實際就會形成這樣的情況：封疆大吏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代表朝廷搶劫地方。地方不滿意、地方要軍亂，朝廷不答應、朝廷要平亂。於是，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矛盾也就無休無止了。

02.枱面上中央和地方博弈，但搭台子的是平民

藩鎮節度使在乎朝廷的冊封，但他們更在乎地方的利益。所以，藩鎮做大，往往是藩鎮節度使代表地方與中央開展博弈。在藩鎮節度使與朝廷較量的過程中，地方的利益是被維護的，因為節度使很彪悍、藩鎮大兵不温柔。所以，枱面上就是節度使和皇帝的較量、藩鎮軍事利益集團與中央朝廷的較量。

憲宗之後，中央變強了，藩鎮變弱了，代理官僚成為節度使和觀察使。之前是武將大比例的壟斷地方權力，現在是文官代理官僚壟斷地方權力。特別是在朝廷絕對控制的江淮地區，朝廷委派的文官，幾乎完全取代了武將，成為節度使和觀察使。文官的命運，基本上就握在皇帝和朝廷手中。於是，他們不會代表地方，而只會聽命於中央。為了自己的官場前途和政治利益，文官節度使和觀察使，一定會拼命掠奪地方。

這個時候，矛盾較量的角色已經徹底變了。因為沒有了彪悍的節度使，所以地方利益集團只能親自上陣，直接與朝廷較量，而較量的對象就是嚴格執行朝廷政令的節度使和觀察使。所以，在公元950年之後，兵變和叛亂都是以驅逐節度使和觀察使為標誌。但是，在這之前，則是節度使和藩鎮大兵帶領地方一致對抗中央。

枱面上是朝廷和地方，是皇帝和地方利益集團。但是，搭台子的是誰呢？是平民。在這些人拼命較量的過程中，平民的利益能夠被維護嗎？平民利益從來不會被維護，平民一直是被傷害的對象。

8世紀末和9世紀初的柳宗元，在《捕蛇者説》中，就已經指出了平民遭遇的苛政賦斂之苦。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説，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柳宗元雖然“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但是大唐朝廷卻從來沒有這種觀人風者。來得都是隻管賦斂升遷而不顧平民死活的官吏。

枱面上激烈較量，枱面下苦不堪言，那麼大唐的江淮財源會不會遭遇經濟破產？非但沒有遭遇經濟破產，江淮地區一直快速發展，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安史之亂引爆了又一批北人南遷，南方遭遇了人多地少的局面。於是，以前的那種火耕水耨的粗放生產，被精耕細作所取代。在農業的支撐下，江淮的商業也出現了大繁榮。但是，佔有發展果實的，永遠是地方豪強和富商巨賈，永遠不是平民。所以，一邊是江淮經濟的繁榮，一邊卻是盜匪橫行。富豪集團和盜匪集團交相作惡，再加上朝廷官員的大肆掠奪，平民的日子只能愈發苦不堪言。

03.裘甫起義徹底的反王朝，武寧平叛徹底的大屠殺

公元859年，浙東爆發了裘甫起義，在大唐平靜的江淮財源點燃戰火。

裘甫貧民出身，做過私鹽販子，是徹頭徹尾的底層平民。而其之所以聚眾起義，就是因為底層平民已經不堪剝削。這夥人必須拿起武器捍衞自己生存下來的權利。所以，這是一場農民起義。裘甫是陳勝吳廣，而不是藩鎮節度使；造反的起義軍是普通平民，而不是藩鎮大兵。因此，裘甫起義不是向皇帝和朝廷要利益，而是徹底的反王朝，目的就是要推翻大唐在浙東的政治存在。

這場起義幾乎波及了整個浙東地區，起義軍從最初的200人發展到3萬人。起義僅持續了7個月，但戰爭卻極為慘烈。剡縣之戰，三天時間激戰83次，起義軍甚至組織女軍參加作戰。節度使造反要錢，而平民造反要命。所以，裘甫起義真正敲響了大唐喪鐘。裘甫起義只是浙東民變，沒能衝出浙東這個地方侷限。而大唐朝廷則可以動員舉國的力量。但是，待到黃巢起義之時，大唐就不會再如此輕鬆了。

安南都護王式，被緊急召回，擔任浙東觀察使，組織平叛戰爭。王式徹底消滅了裘甫起義軍。裘甫被俘，押至長安斬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元862年，徐州武寧軍驅逐節度使温璋，爆發兵亂。王式再次臨危受命，前往徐州平叛。這是一起藩鎮驕兵引發的叛亂。兵亂的主力是武寧軍的銀刀軍。這夥職業軍人的戰鬥力極為強悍，大唐幾次平叛均無功而返。最後，王式調集數道大軍才平定了叛亂。為了徹底解決徐州的頻繁叛亂，王式下令屠殺了數千武寧軍，徹底消滅徐州的造反基礎。同時，朝廷開始在徐州實施去軍事化，廢撤武寧軍節度使。

裘甫起義，是一起農民起義。武寧軍亂，是一起驕兵叛亂。雖然在時間和空間上比較接近，但卻是質的不同，因為兩起造反事件的主體完全不一樣。為什麼要把裘甫起義和武寧軍亂聯繫在一起？農民起義軍和藩鎮驕兵，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當然有，而且這個共同之處，正在醖釀更大波瀾。兩起事件的共同之處，就是怨恨。

怨恨的結果就是朝廷不得不以屠殺的方式結束叛亂。即便是安史之亂，大唐朝廷也沒有采取如此嚴厲的方式。德宗朝的危機是四鎮造反、五鎮稱王、朱泚稱帝，但是德宗皇帝一紙罪己詔，藩鎮大兵痛哭流涕、藩鎮造反立即煙消。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呢？這個時候必須要採取屠殺的方式才能消滅叛亂。除了對武寧軍的屠殺，大唐朝廷還在公元819年的兗海、公元831年的山南西道、公元840年的義武、公元845年昭義，採取了對叛亂的大規模屠殺。

方式之所以如此激烈，就是因為怨恨的情緒已經達到了極限。此種形勢下，帝國的合法性和皇帝一紙罪己詔，已經無法終結叛亂。

殘酷屠殺，能夠徹底結束地方的叛亂嗎？特別是大唐的江淮財源，以後就不會再有叛亂了嗎？不僅不會，反而會增大叛亂的可能，因為怨恨一直在被放大。滿是仇恨的士兵、山間河澤的流寇土匪以及不堪壓榨的農民，都變成了大唐朝廷的敵人。他們心懷不滿，他們全是怨恨。如果説他們只是零散的烏合之眾，那麼江淮地方豪族和富商巨賈們，也在醖釀對朝廷的仇視。

04.大唐日暮途遠，卻不能倒行暴施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漢武帝寵臣主父偃，雷厲削藩、不容朝臣，成了武帝朝的一枚孤臣。當有人勸他有所收斂之時，主父偃如是説：大丈夫生不能享受五鼎珍饈，死就該遭五鼎烹殺，我已經垂垂老矣、行將就木，但是路途還很遙遠，所以必須不擇手段、雷霆作為。

主父偃就是為求富貴，所以才要“倒行暴施之”嗎？

別人都在馬斯洛金字塔的底層，而我在在馬斯洛金字塔的頂層。我們看別人，總以為別人是小人，就是在為了利益狡詐算計。但是，我們看自己呢？總會認為自己是在追求自我實現，是在求取萬世之名。所以，我們總是高估自己而低估別人。

司馬遷自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是，他對主父偃的認識，可能就失於這種偏頗了。主父偃結髮遊學四十餘年，所求的就是一個富貴功名嗎？主父偃也有馬斯洛金字塔的高層追求。所以，日暮途遠之時，他要在武帝朝趕緊做出一番大事，求得萬世之名。

主父偃能如此？但是，大唐呢？大唐此時已經日暮，但還途遠。已經充滿怨恨的國內危機，正在把他送到終點。這時候的大唐，最需要的就是雷霆作為，重視這個一直為自己輸血續命的江淮財源。但是，唐懿宗時代，即公元859年到公元873年之間，大唐朝廷卻一直在鴕鳥作為。皇帝看不見江淮危機，朝廷看不到國家危機，不要説什麼“倒行暴施之”，就是認真思考一下江淮問題的動作，都沒有。

大唐正在醖釀內戰，而且即將爆發舉國內戰。

保羅?科利爾和安科?霍夫勒提出了科利爾-霍夫勒模型，簡稱C-H模型。這個模型指出了內戰爆發的五個關鍵因素。

反叛力量能夠獲得財源，江淮地區和地方利益集團就是反叛的財源；反叛成本極低，滿是怨恨的各色羣體可以為反叛提供數不盡的兵源；反叛能夠獲得軍事優勢，偏居關中的大唐朝廷，無力在局部形成軍事優勢；社會的怨恨程度極高，這是最要命的問題，因為大唐帝國已經全是怨恨；人口規模越大越容易爆發內戰，江淮、河朔、中原天然就劃分出了不同規模的社會羣體。

大唐已經具備了全部五個關鍵因素，舉國內戰可能只需要一個導火索。而這個導火索，隨時都可能出現，而且馬上就要出現。但是，在此之前，大唐已經變強，集權的朝廷卻很有力量。但是，皇帝和朝廷，已經失去了人心。而節度使和藩鎮呢？節度使和藩鎮已經變弱。被削弱了的藩鎮，已經無力再為大唐鞏固統治秩序。所以，內戰爆發，大唐勢必遭遇真正的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