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歷史上曾經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現在很多國家的生育率都很低。人口經濟學裏把歷史上這種生育的下降稱為生育轉型。歐洲和北美的國家早在 19 世紀就開始了生育轉型。2011 年《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 Guinnane 的綜述《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A Guide for Economist》總結了對此的研究，討論了六個可能的解釋。
解釋一：死亡率下降。這一理論認為父母有一個存活子女數的目標，死亡率下降了，就可以少生些了。這一理論在實證上遇到的一個問題是，生育轉型在死亡率下降之前就發生了。還有兩個理論困難。一是死亡率的變化並非完全外生，可以是內生選擇的結果。二是即使把死亡率的變化視為外生，理論上可以推出相反的結果，死亡率下降意味着養育子女的成本下降，從而生育上升。
解釋二：避孕技術的改進。人口學家經常強調這個原因，但經濟學家很懷疑。歷史研究顯示，儘管 19 世紀避孕套就發明了，但剛開始很貴，用得很少。
解釋三：子女的直接成本上升。養孩子需要食物、衣服和房子。在 19 世紀，食物和衣服的價格都下降了。而由於城市化，房子的成本上升了。研究顯示城市的生育確實比農村低。
另一種直接成本和美國農村父母對子女的饋贈有關。父母希望給每個子女一塊土地，隨着地價上升，子女的成本也就上升。之後又有研究不再把饋贈視為外生給定，而是由一個談判模型決定。子女在農場外的工作機會越好，談判能力越強。橫截面迴歸發現生育確實和農場外工作機會負相關，而地價沒影響了。
還有一種直接成本和童工法律有關。對童工的限制降低了生育的收益，也就相當於提高了成本。作者指出一個問題是這些法律到底有多大的實際影響。比如有研究發現德國限制童工並沒有減少小孩在家裏參加生產。另外，如果法律是在工廠已經不需要童工時通過的，那就沒有任何影響了。
理論四：子女的機會成本上升。工業革命，特別是紡織業的發展，提高了婦女的工資，從而提高了養育子女的機會成本。有工廠不收已婚婦女，這使得有婦女推遲婚姻。實證確實發現婦女工作機會和生育負相關。
理論五：子女質量的成本收益變化。教育的成本下降和收益上升使教育程度增加。根據質量數量互動理論，提高子女質量使得子女數量的成本上升，從而降低生育。對此的實證研究有困難，因為缺乏同時包含父母生育和子女教育的數據。
理論六：保險。這種理論把生育看做預防性儲蓄，指望年老或生病時子女能照顧，就是養兒防老的意思。但隨着工業化的進行，子女離開家鄉的可能性增大，就是“違約”的可能性增大。子女的保險作用降低了，於是就要少生。但是和死亡率的理論一樣，也可能推出完全相反的結果。子女“違約”的可能性增加，那就更加要多生以確保至少有一個子女留在身邊。
另一個論點指出社會保險的發展提供了用子女保險的替代品。這兩個從保險方面回答的論點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關心的這些發生生育轉型的國家中，子女對父母的責任相差很大。有的地方甚至把子女對父母的義務寫在了正式合同裏，有的地方子女很小就離開家去謀生，和父母沒有任何經濟聯繫。另外在政府正式推出社會保險制度之前，就已經存在一些社會保險計劃。所以很難找到一個社會保險開始起作用的時期。作者認為正式的政府社會保險制度不是生育轉型的主要原因，一個佐證是美國和法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很晚才引入。
最後，作者總結説，對這一問題只有部分的回答，遠遠沒有完全的答案，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