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年歲增長，我發現有種看法還是極有道理的：“最偉大的學者不是最聰明的人”。可我仍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知識淵博的人卻缺乏敏捷活躍的思想，而一個沒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飾，天生就具有最傑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見。
我很想説，植物會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燈會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樣，人的思想會因飽學裝滿紛繁雜亂的東西，以致理不出頭緒，壓得彎腰背駝、枯萎乾癟。但也有相反的情況，我們的思想越充實也就越開豁。在古代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有些偉大的統治者、傑出的將領和謀士，同時也是非常博學的人。
亞里士多德説，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薩哥拉及其同類稱作哲士而不是聰明人，因為他們不大關心有用的東西。我分不清這兩個詞有什麼差別，再者，我認為這絲毫不能用來為我的哲學家們辯解；看到他們安於卑賤而貧困的生活，我們真可以把這兩個詞都用上，即他們既非哲士，亦非聰明人。
我要放棄這一個理由。我認為，寧願把這個弊病歸咎於他們對待學問的方式不正確。按照現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説學生和先生儘管飽學書本，卻並不聰明能幹，這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的父輩花錢讓我們受教育，只關心讓我們的腦袋裝滿知識，至於判斷力和品德則很少關注。
當一位行人向我們的民眾高喊：“瞧！那是個學者！”另一個人又喊：“瞧！那是個好人！”誰也不會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個人喊道：“瞧，那人滿腹經綸！”我們才會樂於打聽：“他懂希臘文還是拉丁文？他寫詩還是寫散文？”可就是不打聽他是不是變得更優秀或更有頭腦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卻總是被忽視。應該打聽誰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誰知道得更多。
我們只注重讓記憶裝得滿滿的，卻讓理解力和意識一片空白。我們的學究，就像鳥兒有時出去尋覓穀粒，不嘗一嘗味道就銜回來喂小鳥一樣，從書本中採集知識，只把它們掛在嘴邊，僅僅為了吐出來喂學生。
令人驚訝的是，我舉例的時候也在做蠢事。我寫隨筆時，大多數時候不也是這樣做的嗎？我從書本中到處蒐集我喜歡的警句名言，不是因為我記性不好而保存，而是為了搬進我的作品中；它們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們原來的地方一樣，都不是我的東西。我深信，我們只可能靠現在的知識，而不能靠過去或將來的知識成為有學問的人。
最糟糕的是，那些學究的學生和孩子們也不吸收知識，因此，那些知識口耳相傳，不過用來作為炫耀、交談和引經據典的資本，有如一枚毫無意義的錢幣，除了計數或投擲外，再沒有其他的用處。
“他們學會了同別人，而不是同自己説話。”“不在於會説話，而在於會管理。”
大自然為展示在其統治下沒有任何野蠻的東西，常常讓藝術不發達的民族產生最藝術的精神作品。關於這一點，讓我們來看一則加斯科尼的諺語：“吹蘆笛不難，但首先要學會擺弄指頭。”這條出自一首蘆笛小曲的諺語真是微言大義！
我們只會説：“西塞羅是這樣講的，這是柏拉圖的習慣，這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話。”可我們自己説什麼呢？我們指責什麼？我們做什麼？鸚鵡都會這樣學舌。
這種鸚鵡學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羅馬富豪，他花了很多錢，尋覓到幾位各精通一門學問的人，讓他們從不離左右，這樣，當他和朋友聚會，可能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時，他們就可以代替他交談，根據各人的能力，隨時準備引經據典，這人一段論據、那人荷馬的一句詩；他認為這學問既然裝在他那些人的腦袋裏，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於他們豪華的書房裏一樣。我認識一個人，當我問他知道什麼時，他就問我要了本詞典，如果他不馬上查詞典，弄清楚什麼是疥瘡、什麼是屁股，他是不敢對我説他屁股上長了疥瘡的。
我們只會死記硬背別人的看法和學識，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呀。我們活像書中講到的那個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鄰居家借火，發現那裏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來取暖，卻忘了要取火回家。
肚子裏塞滿了食物，如不進行消化，不把它們轉化為養料，不能用它們來強身健體，那有什麼用呢？盧庫盧斯沒有打仗的經驗，通過讀書變成了偉大的將領，難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們這樣學習的嗎？
我們總是扶着別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們的力氣喪失殆盡。想要為不怕死找些道理來武裝自己嗎？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話來安慰自己或別人嗎？就問西塞羅去借。假如我們有過訓練，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話來了。像這樣討乞來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厭惡的。
即使我們可以憑藉別人的知識成為學者，但要成為哲人，卻只能靠我們自己的智慧。
如果我們的思想不健康，判斷力不正常，我寧可讓我的學生把時間用來打網球，那樣，至少可以使身體變得矯捷。瞧他學了十五六年後從學校回來的樣子，竟然什麼也不會做。你從他身上看到的，僅僅是他學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後比上學前多了些驕矜和傲慢。他本該讓思想滿載而歸，卻只帶回來浮腫的心靈，不是變得充實，而是變得虛腫。
這些教書先生，正如柏拉圖對他們的同類——詭辯派哲學家所説的那樣，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證要最有益於人類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數他們不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樣把人們交給的任務做好，而且做壞了還要別人付報酬。
知識不應依附於思想，而應同它合二為一，不應用來澆灑思想，而應用來給它染色；知識如果不能改變思想，使之變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拋棄。擁有知識，卻毫無本事，不知如何使用——還不如什麼都沒有學——那樣的知識是一把危險的劍，會給它的主人帶來麻煩和傷害。
如果學問不能教會我們如何思想和行動，那真是莫大的遺憾！“自從出現了有學問的人，就再也沒有正直的人了”。
因為學問不是用來使沒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見的人看見的。學問的職責不是為瞎子提供視力，而是訓練和矯正視力，但視力本身必須是健康的，可以被訓練的。學問是良藥，但任何良藥都可能變質，保持時間的長短也要看藥瓶的質量。
視力好不一定視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見好事卻不去做，看得見學問卻不去用。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談及的主要原則，就是按每個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無所不能、無所不為。
腿瘸了不適合身體運動，心靈“瘸”了則不適合思想運動；雜種和庸人沒有資格研究哲學。當我們看到一個人鞋穿得不好，就會説那不是鞋匠的錯才怪呢。同樣，根據我們的經驗，醫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藥，神學家更少懺悔，學者更少智慧。
從前，希俄斯島的阿里斯頓説得好，哲學家會貽害聽眾，因為大部分人不善於從這樣的説教中獲益，而這種説教無益便是有害。
摘自《蒙田隨筆集》馬振騁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