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開播的《變形計》，是國內罕見的原創類素人真人秀。如果説湖南衞視是國內真人秀的高地，那《變形計》則是這塊高地上的一面旗幟。觀察這檔節目十年來的探索與得失，不僅能在帷幕前找到現實世界的影子，還能發現其中許多元素已經滲透、影響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王紅林，《變形計》第七季第二期的農村主人公，參加節目時9歲。單親家庭，家境貧寒。
2005 年底，李泓荔被湖南衞視派去英國進修。一天，在倫敦尤斯頓的旅館裏，她打開第四頻道，看到了《Wife Swap》(換妻)。
《Wife Swap 》是一檔互換類真人秀節目。節目組挑選兩個階層迥異的家庭，讓女主人去對方家裏做兩週主婦。李泓荔打開電視時，看到了一個清潔工和一個模特互換人生。她腦袋上的電燈泡“叮”地亮了。
在 2003 年，李泓荔想做一檔節目，讓農村姑娘和白領麗人互換，以嘗試“階層的互動和流動”。她驚訝地發現，《Wife Swap》製片人斯蒂芬· 蘭伯特早就實現了她的創意，“階層互換”也已成了西方國家常見的模式。
回國後，李泓荔立即着手準備。2006 年 9 月，節目開播。李泓荔給取了個頗為文學化的名字：“變形計”，與卡夫卡的不朽短篇《變形記》一字之差。《變形記》講的是主人公格雷戈爾變成甲蟲的故事。《變形計》的口號則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影像版”。
在第一期節目《網變》中，李泓荔選了一個沉迷網絡的城市少年與農村孩子互換。甫一播出，好評如潮，中宣部、公安部專門打來電話表揚，湖南廣電為節目頒發了 2006 年一號宣傳嘉獎令。
施寧傑，《變形計》第七季第二期的城市主人公，參加節目時 16 歲。被稱為“奇葩富二代”、“《變形計》史上最難以改變的主人公”。
一般的真人秀，看點在於特定情境下的戲劇性，但《變形計》野心更大。它不僅要講述，還要介入。當《網變》的城市主人公魏程在農村流下悔恨的淚水決心改過自新時，電視機前無數的觀眾熱淚盈眶。
節目的第三任製片人謝滌葵在文章《變形計——一份來自遠山深處的力量》裏充滿自信地寫道：“各種追名逐利的思潮讓社會亟須重建道德良知，獨生子女嬌生慣養、五穀不分、好逸惡勞、精神萎靡讓家長們頭痛不已，《變形計》是我們在偏遠山區挖到的一劑良藥，專門治療讓很多家長失去信心的城市獨生子女病。”
目前，《變形計》已經制作了 12 季，共 48 期。這意味着已經有 48 組孩子經過變形。這個過程是怎麼發生的?孩子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回訪了其中 3 個孩子。我們發現，節目未必真實，現實更加魔幻。
秘密世界
奶奶家的二樓，這棟 40 年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施寧傑是那種典型的《變形計》城市主人公——輟學、抽煙、泡夜店，問媽媽要起錢來各種耍賴，不給就威脅去賣腎。他被稱為“《變形計》史上最難以改變的主人公”。
施寧傑家境富裕、單親，自稱“一生坎坷”。他從幼兒園就開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時間裏，爸媽總在吵架，最終離婚。他的爸爸脾氣暴躁，有一次生起氣來抄起一把刀説要砍死他。父子倆只有在夜總會才能相處融洽。
15 歲時，他第一次去夜總會，是爸爸帶他去的，“主要是因為我幫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個女人比較舒服這些。我爸爸只有這方面跟我不會吵架。”
2011 年，他由於各種違反紀律校規，被杭州的學校開除，到南昌和媽媽生活。媽媽經營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沒時間陪他兩三次。
他在報名時想法很簡單，“上這個就變明星了吧?”早在 2008 年，12 歲的施寧傑就跟媽媽闡明瞭自己的價值觀：讀書沒有用，他要當明星;他用 4 個詞語來概括自己對明星的理解：“輕鬆、娛樂、賺錢、被崇拜”。
王紅林也是典型的《變形計》農村主人公——父母離婚，她和年邁的奶奶、癱瘓的大伯相依為命。
她被節目組發現是因為大伯王多權。1996 年，20 歲的王多權為了掙錢結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礦難，半身癱瘓，未婚妻嫁給了弟弟。2012 年，癱瘓半生的王多權被媒體報道，進入《變形計》節目組視野。
這是《變形計》裏最常見的故事類型——城市少年桀驁不馴，農村孩子堅強不屈。
他們來自中國階層結構中的兩個極端。施寧傑的媽媽名下有一棟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資產，而王紅林家一年的總收入還不到一萬塊錢。在社科院為我國劃分的十個階層和五個社會等級裏，施寧傑屬於最上層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王紅林屬於最底層的“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階層”。
“階層”的概念在《變形計》裏至關重要。李泓荔在《製片人手記》裏寫道，她 2003 年萌發《變形計》的創意，始於對中國近年來社會階層分化的驚奇感受——
“這是真真切切就在我們身邊的一個秘密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增大，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千差萬別讓人羣在細分中得到歸屬，我們也許不敢公開承認，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説它是一個秘密的社會。”
這個秘密社會原本是豐富多彩的。李泓荔在第一季進行了多樣化嘗試，比如讓高三的女兒和母親互換，把廳官弄到農村去救災，安排倆美國人進入行走學校……
但這些嘗試的收視率不好，節目在第二季後基本固定成了城市與農村孩子的互換。
施寧傑和王紅林第一次見面準備的見面禮，展示秘密社會的存在：施寧傑的禮物是鮮花和玩具熊，王紅林則帶了一大箱核桃，體現了完全不同的馬斯洛需求層次。
在人物出場介紹裏，施寧傑的鏡頭伴隨着飆車、泡吧、通宵打遊戲、睡懶覺，為了要錢闖進會議室翻媽媽的提包，帶朋友在酒樓胡吃海喝，對着所有能反光的鏡面撥弄髮型耍帥，做瘦臉操。
總導演蔣良對施寧傑的社會化程度印象深刻。他曾見到施寧傑和媽媽手下的員工開黃色玩笑，“施寧傑説得越黃，那些員工就越來勁兒”。他認為這是雙方的“階層”使然，“如果你的媽媽是我們的老總，那麼你説什麼都讓着你;如果是普通家的小孩，那些員工早就大嘴巴子打過去了。”
王紅林面對的生活卻很沉重：3 歲時，爸媽離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長期卧牀的大伯數度想過自殺;節目開拍前，爺爺去世讓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王紅林年過六旬的奶奶成了家裏唯一的勞動力，大伯只能躺在牀上繡十字繡、納鞋底補貼家用。
所以，當王紅林出場時，她的鏡頭是洗衣、做飯、掃地，思念並怨恨母親。和施寧傑相比，9 歲的王紅林身上看不到慾望和愛好。
蔣良將王紅林的懂事與禮貌稱作“清教徒式的自我要求”，他此前在《晚間新聞》做了 10 年的記者，經常在社會底層的小孩身上看到這種特質。當初選人時，他看了幾張王紅林和王多權的照片，就知道這一家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我覺得有的乞丐都比他們好。”
讓社會階層兩端的孩子互換，這也是《變形計》的基本形式，這種反差將為節目帶來衝突和張力。
但把養尊處優的孩子送到另一個極端家庭去是否有積極作用，坊間一直存有爭議;而《變形計》隱含的邏輯是：農村是一個田園牧歌般的存在，有淨化心靈的作用;貧窮和艱苦能夠孕育堅強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來到農村經過一段時間的互換之後，靈魂會得到拯救。
李哲解釋，農村有許多城市不具備的人性之美，比如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這會讓城市孩子有所感悟。
蔣良不信服這套邏輯。他不認為把施寧傑送去王紅林家有什麼意義，“這個家庭陷在絕望裏面，他們自己都拯救不了，怎麼去拯救一個城市小孩?”
他認為“苦難孕育美德”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指着照片上王紅林的臉説：“這種貧窮、被苦難壓榨的生活，造成的心態是扭曲的;這一家人這麼悲苦，這種家庭的苦悶和怨氣，肯定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小孩。”
八仙鎮半月遊
施寧傑自家酒店的天台，這棟酒店周邊的加油站、土地都在她媽媽的名下。
在節目的畫外音裏，八仙鎮被描述為“山純水美”。
但為了體現反差，變形的地點偏遠和落後才是最重要的。作家袁凌是當地人，他這樣描述王紅林家的偏遠——“從西安出發，穿過亞洲第二長的秦嶺隧道，從安康上游的漢江水庫入口，順嵐河上行兩百來公里，一直往深處走，到達八仙鎮。如果你以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錯了，到家還得往裏再走一段。”
施寧傑一路上嚇得不輕。“那盤山公路!往山上繞，車這邊繞過去的時候，車輪半個都在外面，幾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沒了，沒護欄的，一繞我就屁眼兒一陣收縮!”
但從來沒有去過農村的他還是挺興奮的，一路上對農村進行各種吐槽，經過一片集市時，他嘻嘻哈哈，“看，索馬里首都”;經過一片住宅區時，他又笑眯眯地説，“農村 CBD”。
在八仙鎮下車已是傍晚。他提着行李穿過泥濘小路，走到王紅林奶奶位於獅坪村九組的家時，天已經全黑了。
那是一棟建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土坯房，連廚房一共 8 間屋子。王家為了迎接貴客，早就把最好那間房收拾妥當。這種待遇可是王紅林不能享受的。王紅林的奶奶還殺了只雞給接風。
施寧傑藉口“吃多了會胖”急急放下了筷子，開始參觀這個新家。他跑去豬圈看豬，在院子的地上寫字，在燈下對着飛蛾揮舞掃帚。
很快他就遊覽完畢，回到牀邊。習慣了錦衣華服的他捏捏剛鋪好的被窩，有點兒潮。他跟編導説，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後的半個月時間裏，施寧傑就只有一個念頭，“回家”。罷拍成了他和節目組隨時會爆發的矛盾。
為了讓懶散的施寧傑配合拍攝，節目組不得不鬥智鬥勇：為了不讓他逃跑，騙他山裏有冤魂;為了防止他耍賴，聲稱蔣良是特種兵退伍，發起脾氣來不得了;為了讓他參加學校的運動會，進行利誘，跑出名次獎兩包煙，跑第一名獎三包。
在節目組的要求下，施寧傑完成了一些任務，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殘廢的村鄰。這些人悲慘的命運也許讓電視機前的觀眾唏噓不已，但施寧傑興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個人家裏好像都有説不完的苦。你去那裏看不到希望，就是這種感覺”。
直到節目拍完，施寧傑都沒習慣農村生活，更談不上融入。幹農活時，他怕弄髒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葉上;砍柴時，他笨拙地從小坡上滾下來;去學校時，他打着耳釘、戴着項鍊和戒指，穿着豹紋哈倫褲，鞋上還套着塑料袋。他像個遊客一樣待在這裏，當地人也稀奇地看着他。
施寧傑跟我説，他在八仙鎮度過了極其無聊的 15 天。他還記得自己打發時間的辦法：把髮膠瓶子裏裝滿水，對着飛蟲射擊，“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我就這麼對着它噴，噴到它掉下來，我就説打下來一架戰鬥機。每天就玩這個，從早玩到晚。”
《變形計》節目設定裏的那種“遠山深處的力量”，在施寧傑身上絲毫沒有產生作用。在他眼裏，八仙鎮沒有一絲田園牧歌的味道，盡是凋敝和破敗，毫無生命力。“方圓至少要半公里才會有另外一户人家，不是小孩就是老頭兒，像我這麼大歲數的都出去打工了。”
施寧傑在八仙鎮生活的另一面並沒在節目中體現出來——他仍然賴牀，繼續抽煙，只是由於手頭拮据，不得不接受兩塊五一包的“猴王”。他吃的並不是王家幾乎頓頓都吃的土豆，而是編導給他送來的麪包和盒飯。
施寧傑雖然和王紅林互換了舞台，但他仍然緊攥着之前的劇本，這份劇本是隨他的階層與生俱來的。王紅林在家要餵豬、做飯、做家務，這些施寧傑一樣都做不來，他也沒有興趣去學;他和大伯、奶奶，以及這個鎮上的任何一個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作為王紅林的臨時監護人，王多權本該在節目裏擔負起對施寧傑的教育職責，但事實上，他只能躺在牀上聽着施寧傑和節目組聊成人話題，比如他父親帶他去夜總會的經歷。如果是另一個農村小孩在説這些，王多權肯定會予以制止。但他清楚，施寧傑已經超出了他的教育範疇，他還是當家裏來了一位客人好了。
我問施寧傑，那麼，你在八仙鎮最大的感悟是什麼?
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還不錯。”
逼出來的高潮
王紅林和大伯王多權生活在一起。王紅林不僅是王多權的精神寄託，也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希望。
當然，在屏幕上，施寧傑的變形生活要飽滿得多。
根據《變形計》的規律，城市孩子到農村後一般發生如下事情：受到熱情招待(主人常常會殺一隻雞);幹農活;因不堪生活艱苦逃跑;在學校與老師或同學打鬥(不便打鬥辱罵亦可);闖下大禍;為彌補打工掙錢;最後落淚醒悟，表示變形成功。
由於要體現先抑後揚的“變形曲線”，城裏小孩的闖禍部分往往是節目最刺激的時刻，這一段施寧傑完成得尤為精彩。
從節目畫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來的情緒爆發。施寧傑先是在屋裏轉來轉去，看上去在憋着氣，突然，他一腳踢飛了小凳，踹爛了桌子，最後找來一個錘子，“乒乒乓乓”，把家裏的桌椅挨個兒砸了個稀巴爛。
“這都是節目組逼的。”施寧傑説，有一天節目組要求他給王多權洗頭。王紅林在家時，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就隨便説了句，我不想洗。他們就很多人跟我講，‘你不洗，這輩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圍當中等死吧’。我去吃東西，‘不準吃，因為你沒給他洗頭’，我打電話，‘沒信號’，總之就是很賤的那種。不停地挑釁，無限地刺激。‘對，怎麼樣，我們人多，你怎麼樣，你生氣呀，你生氣，你生氣也沒有用’，這樣來挑逗我。”
王多權證實了施寧傑的表述。他當時躺在牀上看着這一切發生。施寧傑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煩躁不安的他爆發了。
李哲承認，這是《變形計》常用的手法，“《變形計》本身是比較平淡的一個記錄，如何讓它變得波瀾起伏，其實導演在幕後做了很多工作。”
謝滌葵則將經驗歸納為八個字，“設計任務，真實記錄。”事實上，這幾乎是所有真人秀節目通用的手法。
這場打戲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砸完之後，一個新任務自然擺在了施寧傑面前：他得去打工掙錢，把傢俱賠上。節目下半部分的標題是：“施寧傑煤礦打工幫奶奶置傢俱”。
打工是《變形計》的一個傳統內容。在第一季第一集《網變》中，農村爸爸將積攢的 20 元錢交給主人公魏程，滿足他看黃河的玩樂之心，魏程眼睛紅了，顫抖着雙手接過，哽咽着説，“謝謝，阿爸!”高父則淡然一笑：“謝啥呢，兒子!”看到此處，無數觀眾潸然淚下。之後，魏程為了還上這 20 元錢，在工地打工，筋疲力盡後領到 20 元工資。
從此，打工還錢成了節目的必備環節。在節目組的安排下，施寧傑走上街頭尋找打工機會。他在一條街上邂逅了一個煤礦老闆，當天就下了礦井，並靠挖煤掙到了 50 塊錢，加上當掉手機的錢，施寧傑給王多權一家買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僅感人，並且充滿了救贖感——當初王多權就是因為下礦井才殘廢的。
可這一切並不是施寧傑主動的選擇——“他們把我帶到那條街，説今天就在這條街找吧。我一個一個問過去，一開始慘遭拒絕，我就回去説不要我;節目組説你再往那邊走點兒，我就再問一個，還是不要我;‘再往那邊走點兒’，我就一直走到一個洗車廠。在那兒洗車的煤礦老闆開始跟我搭話了。我正奇怪，接着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這份工作顯然並不適合四體不勤的施寧傑。他下到礦井後，鏟了四五下就沒了力氣，煤車雖然還見着底兒，但節目的素材已經足夠，於是蔣良親自上場，幫施寧傑把剩下的煤鏟了進去。
變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後的施寧傑彷彿一夜長大，在節目裏再也見不到以前飛揚跋扈的樣子。
和節目組待了半個月後，施寧傑總結了一個經驗：“節目組要你壞的時候，他就會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時候，你就看到導演們煥然一新了，‘我覺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舉動’，‘你要做一個好人’，這樣不停灌輸。”
蔣良説：“並不是他本人有什麼樣的變化，只不過前面只表現壞的一面，後面只表現好的一面;其實前面也有好的一面，後面也有壞的一面，電視選擇播出而已。這就是這個節目生命力無法長久的一個重大的原因，本身它就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
變形的秘密
參加完節目後，施寧傑去北京讀音樂學校，中途輟學;接着去當兵，提前退役。7 月，他要去新西蘭讀大學。
節目播出對王家的一個影響是，王多權迅速掌握了微博、知乎等 SNS 的使用方法。
他發了很多帖子，在網上憤怒地聲討節目組：“這一期的節目裏有太多虛假的演繹，各種設計、編排，甚至拍攝過程中很多對孩子過分不合理的要求。為了所謂的正能量你們不覺得這樣很過分嗎?”
所謂造假，是一件關於洗腳的小事。
與施寧傑不同，王紅林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學校的五年級學生。不過，這和施寧傑的世界毫無關係。施寧傑沒有在這所學校讀過，而施媽媽如往常一樣工作繁忙，沒有去學校看望過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飯的王紅林正在午睡，突然被節目組叫醒。原來，為了體現關愛的環境，節目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幫她洗腳。
王紅林當時沒在意，但兩年後她發現，節目播出後網上對她罵聲一片——“嬌氣”、“沒有公主命卻有公主病”。
甚至《變形計》官方出版的書籍也這樣記錄：“來到城市後，王紅林的改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變得嬌氣了!她不僅對年長的孩子頤指氣使，還讓他給自己洗腳。”
更讓王多權難以接受的，是節目組真的把王紅林的母親請到了南昌。
這也是整期節目煽情的頂峯。那是“六一”兒童節前的一個週末，王紅林和同學在公園遊玩時，發現親生媽媽迎面走來，旁邊是攝像機。王紅林出生後沒見過媽媽幾次，一下慌了。母女倆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鬧、拒絕，最後抱在一起互相原諒的親情大戲。王紅林説，在這個過程中，節目組一直在勸她原諒母親，不然就不讓她回去。
王紅林的母女關係，是王家最不願意提及的傷疤。王紅林的媽媽曾是王多權的未婚妻，這個女人對王多權意味着難以言説的痛楚;從王家的家庭格局來看，王紅林是家裏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親的關係對王家極為敏感。
王多權一直拒絕節目組讓王紅林母女見面的提議，但這一幕最後還是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發生了。
在節目裏，這一幕又由於王紅林母親成行的一波三折而顯得尤為感人——為了讓王紅林的媽媽去看望女兒，施寧傑去勸過兩次，第一次沒有成功。不僅王紅林的媽媽不同意，王多權也不同意;兩人爭來爭去，王多權還哭了起來。
在播出的節目裏，施寧傑砸桌椅那段被剪輯在他和王多權的爭論之後，畫外音是：“這個在生活中一直順風順水、總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麼老是碰壁。”
如此一來，王紅林媽媽的探望之旅作為主線劇情就顯得更為難得，也有機地把施寧傑和王紅林兩條線綁在了一起。不僅王紅林得以母女團圓，施寧傑也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王多權告訴我，面對“公主病”的吐槽和大眾對“母女親情”的消費，王紅林幾乎崩潰了，整個人陷入了抑鬱情緒。他在網絡上寫道，“湖南衞視的節目已深深地傷害到了孩子，《變形計》欄目組，你們也太欺負人了。”
類似的情況，施寧傑遇到的更多。
節目開始有一個夜店的鏡頭，施寧傑在玩兒的時候，有個人經過不小心灑了水在他身上，兩人因此對峙。事後施寧傑才知道這也是節目組安排的。
後來，施寧傑請節目組去餐廳吃飯，結果結賬時錢不夠，被服務員追討到街上後，自覺沒面子的施寧傑十分生氣，表示要罷拍，並威脅要砸掉攝像機。
施寧傑表示，這個窘境也是節目組一手造成的。“他那天完全是要讓我丟臉。編導先問我，你包裏有多少錢，我好兜着點。我説就七八百。結果他們點了一千五的菜。而且那天是他們叫我去吃飯。我後來借錢付了賬以後，節目組又要把錢給我，我説你這樣沒意思，我又不缺這點兒錢。你故意讓我丟這個臉。你早跟我講，你吃三千我也有。”
節目裏還有一個鏡頭，是施寧傑為了向母親要錢，死纏爛打，無所不用其極。
施寧傑説，這都是節目組唆使的。“當時欄目組跟我講，施寧傑，我覺得你今天應該從你媽這裏要點兒錢，以展現一下你的能力。我説這有什麼好展現的，這不是一個叛逆的事情嗎?他説你不體現出你的叛逆怎麼會有那種感覺呢?你覺得你是個男人，你就要一千塊錢看看。於是我就死命要。當時感覺好像也並沒有什麼，現在想來就好像中了圈套的感覺。”
感動與偏見
由於在節目的表現，王紅林被貼上了“嬌氣”的標籤。她甚至考慮離開家鄉去讀中學，以躲避議論和目光。
許多觀眾表示，每次看《變形計》都會哭得稀里嘩啦。這符合李哲的預期，他説，“很多人看《變形計》就是奔着哭來的。”
李哲的理論是，除了新聞資訊類的節目以外，所有能帶給觀眾情緒的節目絕對是好節目。比如《爸爸去哪兒》帶來的是感動的情緒，《快樂大本營》帶來的是快樂的情緒，《變形計》帶來的就是讓人好好哭一場的情緒。
“《變形計》的開始部分和結尾部分一定是非常煽情的，非常催淚的，這是我們節目的標準。我們就是抓住了農村善良、感人的力量。”李哲認為這種情緒釋放的作用很有意義，是節目安身立命之本。
節目的邏輯是，農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僅能感動觀眾，還能感動城市來的那些孩子，幫他們完成變形。
但王多權覺得，這種感動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紅林的委屈之上的。她和王紅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紅林在節目裏處處表現着堅強與懂事，本該與施寧傑的叛逆形成鮮明對比，現在怎麼還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節目有一個理論：參與者的表現越本色，就越會受到觀眾的喜愛和歡迎，而在所有的“本色”裏，叛逆是最受歡迎的那一種。
從這個角度來説，農村孩子參加這個節目很不利。因為大眾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村孩子的本色應該是淳樸和善良。但事實上，嬌氣、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農村孩子在城市舒適的環境中解放這些天性，他們就會遭到大眾的指責，似乎他們違背了自己的“本色”。
而城裏孩子儘管個個像古惑仔一樣吊兒郎當，觀眾也覺得理所當然。他們只要偶爾表現出一些閃光點，就會被視作是巨大的改變。
可資證明的是：節目播出後，施寧傑不僅沒有感受到壓力，他在節目中的種種行為反而成了他的名片。“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出去以後別人會非常信任我。打個比方，我跟女孩吃飯，她聽説是施寧傑，查一下，覺得我家境還行，跟這個男的出去，不要緊，反正不會把我賣了。”
在八仙鎮，他甚至成了一個小明星。王紅林説，經常有鎮上的中學女生向她要施寧傑的聯繫方式。
“她們都覺得施寧傑很帥，”王紅林低着頭，細聲細氣地表達自己的理解，“他要是農村裏面的，她們肯定會罵他。但是他以後的生活，自己可以不管，一生就讓自己父母包辦了。他不努力、不打拼，自己什麼都會有，我們就不一樣，我們是農村的。”
施寧傑和王紅林雖然臨時更換了舞台，他們與生俱來的身份從未真正改變。《變形計》雖然號稱“新生態紀錄片”，但本質上還是真人秀。紀錄片的邏輯是生活邏輯，真人秀的邏輯是戲劇邏輯。為了戲劇邏輯，節目組必須對環境進行干預，給參與者設計任務。
正是一個個任務導致了《變形計》衝突頻發。不過，在面對那盆洗腳水時，王紅林渾然不覺自己正面對着一個考驗。
節目臨近尾聲時，王紅林還收到了同桌趙佳欣的道歉。“她説節目組安排她來為難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類的。”
我問施寧傑，在八仙鎮有沒有被感動過。他説：“節目組有位大哥人很好，節目拍完回到長沙，他説我知道你現在很飢渴，請我去嫖了個娼。我很感動，經常打電話，叫他有空來南昌玩。”
變形之後
廖洪毅，17 歲，《變形計》第八季第一集主人公，最大的愛好是泡夜店。
“講句真心話，我覺得去《變形計》的少年都不會改，”施寧傑説，他跟好幾個參加節目的城市主人公都有聯繫，“不是我一個人這麼想。”
廖洪毅是第八季第一期《少年少年》的主人公，他也同意施寧傑的觀點。他因為泡夜店、愛抽煙、花錢大手大腳而被送到山區去變形一個月。與施寧傑不同，他紮紮實實地挑水、生火、做飯、鋤地、丟糞……正兒八經地體驗了全套農村生活，全程哭了 4 次，節目末尾更是保證以後再也不去夜店了。
但廖洪毅回到家後第一個晚上就去了夜店。他説：“拍完變形之後一個月，心裏還是會覺得農村那兒真的是苦。但是這個點一過，又返回去了，真的又返回去了。你要説我戒掉煙，不抽煙，不去夜店，不玩兒，這是吹牛逼，這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不僅《變形計》裏短短的山村之行無法改變他們，那些更為堅硬的社會規則也頑固地阻止他們改變。
2012 年 6 月，拍完節目後，施寧傑去了北京讀音樂學校，一年後中途退學。為了讓兒子改掉懶散的毛病，媽媽送他去南京軍區當兵。不到一年半，施寧傑提前退伍。
我問施寧傑，變形後 3 年過去，自己有什麼變化。他説，行為還是非常幼稚，但想法肯定成熟了一點兒。
我問哪個地方成熟了一點兒?
他説，我上《變形計》的時候覺得奧迪 TT 和寶馬不錯，但是到現在我覺得我應該開法拉利和蘭博基尼。這是一個變化。可能這兩個車更適合我一點兒，這是單純的想法。
“但是現在又有改變了，我現在覺得法拉利更好一點兒，雖然蘭博基尼要比法拉利貴一點兒，但我跟我媽講，我説我想買紅色法拉利 458，為什麼?法拉，貴人拉我一把，利，事事順利。我媽説好，就法拉利，她很信這個東西。”
2015 年 4 月，施寧傑自己寫了個故事大綱，問媽媽要了 30 萬，從上海請來導演，召集了一些小夥伴，拍起了電影。
電影的名字叫《朋友圈》。施寧傑在戲裏扮演一名富二代，人稱施少爺;廖洪毅則扮演一名官二代，外號廖公子。
電影的主要拍攝地點就在他媽媽那棟酒店裏，看上去這更像一場盛宴。他們在房間裏聯機玩《英雄聯盟》、在酒店的樓道里撕名牌，所有的小演員都抽煙。他們一高興就唱唱歌，跳跳舞。餘下還有時間，就拍電影。
我去的時候正趕上電影殺青。5 月 25 日晚，施寧傑帶着一班小夥伴去 KTV 開慶功宴。這真是我見過的最無憂無慮、不用擔心前途的一班年輕人。喝到微醺時，施寧傑招呼大家玩骰子，“來!左右左右～ 搖動你的手，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那是一種對命運毫不擔心時的輕鬆嗓音。
施寧傑並不是《變形計》裏唯一想當明星的主人公。有人發現，許多參加《變形計》的城市主人公仍然處於輟學狀態，但大多數人都因為參加節目而有了一條新的出路——當明星。
第九季播出《此間少年》中城市主人公李宏毅，被稱作“《變形計》史上最帥”。開播後，節目獲得 8 年來最高收視成績，奪取收視冠軍，李宏毅個人的微博粉絲數也從 40 漲到 13 萬(現在已突破 300 萬)。他已經推出了一張單曲，淘寶店的生意也紅紅火火，雖然這些改變和“遠山深處的力量”沒有關係。
幾乎所有城市孩子參加《變形計》後都擁有自己的粉絲。李哲説，“一般都有一百萬。”
“變星”的主人公名單可以列出一長串：楊鍵帆、張祥碩、何權謀、陳佩雯，盛運煌、王晨正、李耐閲等城市孩子簽約了影視公司，還參演了幾部青春系列電影和一些微電影。
李哲説，選擇顏值較高的少年已成為《變形計》的一個趨勢：“很多參加《變形計》的少年抱着想紅的目的，並在參加節目以後利用高漲的影響力牟利，節目也越來越不願意從報名者裏選擇參與者。”
相較之下，農村主人公並不懂得經營自己的名聲。《山呼海喚》的農村主人公阿吉儘管主演了電影《滾拉拉的槍》，還去柏林電影節走了紅毯，但他似乎沒有抓住成名的機會，微博的粉絲不到一千個。2011 年，初中畢業的阿吉去深圳打工至今，月薪兩千。面對媒體，阿吉曾説，他不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對於節目拼顏值的趨勢，蔣良感到遺憾。他認為節目更重要的意義是展示現實。
他曾經把施寧傑和女員工打情罵俏的鏡頭剪了 10 分鐘放進節目，認為這一幕值得社會警醒。結果，在送審時，這 10 分鐘被剪掉了。蔣良把這個片段留在家裏，作為自己試圖突破的證據。
“這個節目要表現的是現實，但只能給觀眾一個設定好的現實——再怎麼殘酷最後還是有正能量託底的——但現實不是這樣的，那個底託不住。所以問題出現了，現實過於鋒利，節目是這麼淺薄。”
與施寧傑分開幾天後，我見到了王紅林。節目播出後，王紅林得到了“芒果 V 基金”的援助，一年半來，共獲得五千元資助。這項援助將一直持續到王紅林大學畢業。
我在八仙鎮找到王紅林和大伯在鎮上的租處時，她還沒有放學。那是一個兩間屋的房子，沒有洗手間，廚房搭在陽台上，樓下是穿流而過的嵐河。屋前是省道，卡車不時開過，對話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王多權笑着喊：“便宜，一年 2000 !”
租在這裏是為了方便王紅林讀書。但很難講是王多權在照顧王紅林，還是王紅林在照顧王多權。由於長年卧牀，王多權的臀部長了倆碗口大的褥瘡，潰爛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會兒，王紅林放學回家了。和電視裏的她相比，她長高了，皮膚黝黑，胳膊壯實，臉上脱去了一些稚氣。衝我笑了一下後，開始像個陀螺一樣轉了起來，燒水、洗衣服、洗土豆、給大伯上藥。和施寧傑相處一段時間，再去看王紅林的動作，就跟看電影快進一樣。
王紅林笑得不多，並且有着明顯的特點：嘴角上翹，眉頭卻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 年來，她的生活沒有變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來越一致。
最開始，我以為王紅林碰到了什麼不高興的事兒，後來才明白，在這個家庭，“愁苦”不是一種表情，而是命運烙上去的符號。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臉上輕易找到它，它也漸漸在王紅林的臉上顯現。我總是要提醒自己眼前這個小女孩只有 11 歲，才能從她那和年齡不稱的愁苦表情中回過神來。
王紅林正要進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而上了電視後，在八仙鎮這個 3 萬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知道了她的“嬌氣”。聊着聊着，她的情緒越來越低落，聲音也小下去，最後只剩下沉默。接着我就看到她的眉頭擰在一起，嘴噘起來。
週末，我跟着她回到她奶奶在山上的老屋，也是施寧傑 3 年前變形的地方。
那一天天氣很好，可惜房子建在山陰，陽光只能照到院子。“吱呀”推開虛掩的房門，屋子裏飄來一股陰涼的黴味。
簡單招呼我們之後，王紅林開始忙着餵豬、餵狗、餵雞。我在屋子裏轉悠，在她書桌前的牆壁上看到用黑色墨跡寫的一串英文單詞——“TFBOYS”。
等她進屋時，我試探性地和她聊起了這個少年組合。在短暫的羞澀掩過後，她的臉上終於出現了 11 歲小女孩該有的明快，語速漸漸加快，面帶笑容。
我表示我只聽過這個組合一首歌的副歌，並且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她立即説出歌名並馬上唱了起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右手左手慢動作重播。”她唱的時候很歡快。接着，她向我介紹 TFBOYS 的種種事蹟，強調了組合中 3 位男孩的努力與勤奮。她和班上的同學們排練了《信仰之名》，準備參加學校的活動，但是沒有通過預選。
正當我漸漸放鬆下來時，王紅林像驚醒般停下問，“叔叔，你不會把這些寫進報道里去吧?”
我問她，這有什麼問題嗎?
她旋即又切回了往常的神態。在短暫的沉默後，她説，“別人會説，你一個農村的，什麼什麼……”她的聲音低沉下去。很快我又看到了她低垂的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