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為《傳記還是神話——評傅朗雲<史壇怪傑何光嶽>》，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一九九六年《中華兒女》第二、三期連載了傅朗雲的《史壇怪傑何光嶽》一文，其中有一段題為“《史記》豈能‘寡耍’，何光嶽不拜白字先生。兩篇‘新馬説’震動全國”：
一九七七年春天，國務院要規劃洞庭湖區，派一位高級研究人員來岳陽考察洞庭湖的變遷。這位專家十九歲就在一所國際名牌大學任教，當過江 青的邊疆地理高級顧問，一向很傲慢。聽説有一個農民寫出了《洞庭湖變遷史》，壓根就不相信。他專門同何光嶽進行“馬拉松”式的長淡，先後提出二百多個歷史地理方面的難題。何光嶽對答如流，有理有據。又翻閲了何光嶽的資料和待發的文章。答者無心，問者有意，多年來學術上的不少難題，在這裏找到了答案。臨別時，老專家激動地緊握何光嶽的雙手：“相見恨晚，你老兄從一個農民自學到這樣的水平，真不容易啊！現在我們中國搞歷史地理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了，希望你終身從事這項偉大的工作。”
▲何光嶽
其實，何光嶽一直在尋找步入科研行列的時機。當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的時候，何光嶽報考了上海復旦大學。在答古典文學試卷時，他發現一道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考題中有“博聞而寡耍”的用語，他覺得在這樣神聖的大學殿堂居然出現如此嚴重的錯誤，是不可原諒的。何光嶽在答卷上寫道：“漢朝以前無‘耍’字，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中也無此字。‘耍’字最早出現於南北朝，此字或系校對和印刷之誤，請指正，故‘博聞而寡耍’應為‘博聞而寡要’之誤。”招生辦查對原稿，明明寫的“博聞而寡耍”，無疑是觸犯了出題者的尊嚴，自然取消了錄取資格。有意放風，只要何光嶽認錯，是可以破格錄取的。何光嶽坦率地表示：“與其當白字先生的研究生，倒不如回家摟鋤柄。”他下決心不再考學校。
湖南一些科研單位得知這個消息，紛紛邀請何光嶽參加科研工作。
讀到這一段文字，我和明白真相的一些師友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我們都知道，文中的“高級研究人員”和“白字先生”就是指先師譚其驟先生。儘管在譚先生生前就有人在編造謊言，抬高何光嶽的地位，但如此無恥地造謠污衊。捏造事實實屬罕見，令人憤慨。我曾打電話給該刊主編楊筱懷先生，他聲稱文章是傅朗雲寫的，如有問題應由他負責，又説既然文章中沒有點名，何必自己對號入座？八月十六日，我在長春約見傅朗雲先生，向他指出文章中的問題，要他作出解釋，他表示具體情況要問何光嶽。我要求他儘快答覆，以便譚先生的家屬和我們決定如何作出反應。但四個月過去了，傅先生沒有任何迴音，我只能公開此事的前因後果，請大家看看這段文字和這篇傳記的真實性究竟如何。
一、譚其驤與何光嶽的關係
早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光明日報》就在頭版發表了該報記者張祖璜的報道《失學之後不氣餒，困難面前不低頭，農民何光嶽自學成為歷史地理學者》，當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播發了這篇文章。
報道中有這樣一段話：
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地理專家譚其驤有一次來到岳陽考察洞庭湖，面對這個臉色黝黑、衣着樸素的年輕人，一連提出有關洞庭湖變遷的兩百多個問題，請他作答。然後，譚教授又從天文地理到中外史籍、文字學到文物民俗，同他進行討論，一直持續了三天，每天都是談到深夜。教授聽了何光嶽的發言，激動他説：“你從一個農民自學到這樣的水平，真是難得的啊！”一九七八年七月，經過譚其驤教授的推薦，何光嶽被調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最近……他的《昆吾氏諸國興亡與遷徙》一文已被審準參加全國第一屆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拿這段話與傅朗雲的説法一對照，誰都知道，那位“高級研究人員”就是指譚先生，只是報道作為“伯樂”的譚其驤，在傅文中已成為始而傲慢、繼而在何光嶽的無意啓發下解決了多年的難題，最後才被感動的半反面角色了。
實際上，在看到報道的當天，譚其 驤就認為“多與事實不符”，寫信給《光明日報）要求更正，但《光明日報》一直未予答覆。
譚其驤當時的日記記載了一九七七年在岳陽的全過程：
四月二十五日六點起，七點許到岳陽，因無人接，背行李甚狼狽。街上吃包子，八點許找到地區革委會，出示介紹信後，由譚某，李某陪同，往地委招待所。餘一間，張、袁另一同，擦身後休息。午餐後休息，二點三刻李、譚二位引文化館何光嶽來，繼而地區何孟球亦來，談至五點許散。飯後停電，八點看電影，歸後至十點半電燈復明，作書致侯良。
四月二十六日早候至八點三刻，何光嶽來。又候新聞製片廠三人至九點許，同坐地區車赴岳陽樓。出又參觀一瓷廠，遂與製片人分手。餘等至何光嶽觀其藏書。近午步行回所午飯。午後二點許何光嶽來，以《岳陽風土記）中地名詢之，談至五點許去。晚飯後散步，歸而李、譚二人及張、袁同在餘室談至九點而別。夜大雨。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因天氣不好，風雨不停，原擬去君山作罷。正在閲讀華主席在湘工作回憶錄，何光嶽來，談至十一點三刻方去。託渠繪楊麼時代洞庭湖圖，因昨晚渠家停電未能繪成，約畫好寄復旦。午後二點多起，閲讀回憶錄，匆匆收拾行李，三點許由李盛興、譚先鋒陪同，用吉普車送於車站，四點半開，慢車甚空。
▲譚其驤
從日記中可見，譚其驤一行在岳陽停留的時間總共不過二十五、二十六兩個整天和二十七日下午四點半以前，合計也不到三天；怎麼可能與何光嶽討論了三天，並且每天都談到深夜呢？何況譚其驤與他原來並不相識，來岳陽的目的是考察，豈能完全用於與他談話？
從日記看，譚其驤二十五日與何光嶽初次見面，至多談了二小時一刻；二十六日上午與何光嶽在一起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小時，但用於談話的時間不可能多；下午談了三小時；二十六日上午談了約三小時。譚其驟與何光嶽在一起的時間合計十一小時一刻，真正談話的時間更少。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些接觸大多是出於何光嶽的主動。而且譚其驤第一，二天晚上都有其他活動，第三天下午就離開了岳陽；連一天晚上都沒有與何談話，又如何能每天談到深夜？至於問何的內容，主要是《岳陽風土記》中的地名，即使談了些其他方面，也不是什麼“從天文地理到中外史籍，從文字學到文物民俗”。
譚先生會不會就洞庭湖的變遷一連向何光嶽提出二百多個問題，且不説沒有那麼多時間，也提不出那麼多問題。據譚先生告訴我，當時問了一下何對洞庭湖變遷的看法，發現他還是持傳統的始終由大變小的觀點，並無新意，所以沒有深談。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給譚其驤的信中，何光嶽稱：“比如當今以老師為主，倡雲夢、洞庭演變過程，全國著名學者翁然從之，但我卻單持異議。”可以證明在這一點上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共同語言。至於傅文中提到的《洞庭湖變遷史》，就連報道和何光嶽都沒有提到，顯然純粹出於事後的編造。
從離開岳陽後，譚其驤從未向湖南任何單位推薦過何光嶽，而且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他就發病住院，當年七月還沒有出院，自然更不會作推薦。何光嶽調入湖南省社科院的消息，譚其驟是從他的來信中知道的。
何光嶽即將參加的會並不是全國第一次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而是由中國地理學會與復旦大學聯合主辦的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何光嶽給譚其驟寫信：“近又聞由老師主持，將於明年四月在上海召開全國曆史地理學術討論會，我迫切要求參加。我是一個農民出身，只高小文化，可能在學者中詫為罕見。但我也有一些學術爭議問題……如能允許我參加這次盛會的話，我將參加辯論，另外我準備《長沙古城歷史地理變遷》和《嶽州占城歷史地理變遷》二文。如蒙批准我參加會，請加照顧名額，並來函告知，則不勝感激之至矣！”他收到信後交我辦理，並説為了鼓勵年輕人自學成才,還是邀請他到會，我即將會議通知寄去，並沒有人審查過何的論文。不久何從長沙給我打來長途電話，要求我們以會議的名義給湖南社科院打電話邀請他，我以已發書面通知為婉拒。
譚先生給《光明日報》的信發出後，沒有收到答覆。八月二十八日，華東師大陳旭麓教授從長沙回上海，來譚其驤家看他。陳旭麓告訴他，何光嶽在多種報刊大吹特吹，大多是打着譚其驤的旗號，湖南省社科院領導也很不以為然，要他來問一下何光嶽與譚其驤究竟有什麼關係。譚其驤這才知道，在《光明日報》的報道以前，類似的故事已經發表多次了。三十日，譚其驤再次致函《光明日報》，堅決要求更正。他還讓我寫信給湖南省社科院領導，説明事實真相。
由於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開幕在即，而《光明日報》的文章又造成很大影響，為避免被何光嶽再次利用，譚先生要我找何談話，指出他這種任意編造事實，弄虛作假的不良行為，要求他自己向《光明日報》澄清事實，同時決定在會議期間不與何單獨見面，也不對何發表任何意見。
何光嶽到會後，我將譚其驤的意見轉達給他，希望他能實事求是，主動澄清事實。但何強詞奪理，除了承認將歷史地理會議名稱搞錯外，聲稱都是事實。例如，我指出譚其驤從未向湖南方面推薦過他，他竟説：“怎麼沒有呢？譚先生走了以後，地方上就重視我了，不是他推薦還有誰呢？説明他慧眼識人才。”我勸説甚久，見他的態度仍無改變，只得通知他幾點：一、會議期間譚其驤不願單獨見他，希望他也不要找譚其驤。二、會議期間請他不要講報道中提到的那些事，否則我們將向與會代表公開澄清事實。三、譚其驤將繼續向《光明日報》和有關部門説明事實真相，希望他採取主動態度。
會後，何光嶽再沒有找譚其驤，再見到時不僅視同陌路，而且出言不遜，指桑罵槐，但在報刊上繼續重複與譚其驤有關的這些“事蹟”。
因《光明日報》一直沒有答覆，譚先生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致函該報總編輯，並讓在該報工作的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陳清泉轉達。二月二十三日，他收到該報記者部的覆信，但除了表示感謝外，對一直未予答覆的原因一字不提，對更正的要求也置之不理。所附這篇報道的作者張祖璜的信中將報道失實的原因推諉於“交通原因”，卻強調報道的效果很好，“事實上，從報道發出之後，收到的大都是農村知識青年的信，他們的受益也在於此。”為此，譚先生要我繼續向有關方面反映。
三月二十四日，湖南省社科院楊慎之來看譚其驟，對何光嶽的行為向譚其驤表示歉意，譚其驟又向他反映了與何交往的全過程。四月十六日，陳清泉陪同記者部負責人到京西賓館向譚其驤表示歉意，但他再三表示，在報上公開更正影響太大，要譚其驤諒解。
十幾年後，有人大概以為譚先生已不在人世，或者人們對那篇報道已經忘卻，所以在繼續利用譚先生“高級研究人員”的地位來抬高何光嶽的同時，卻又肆意污衊。熟悉譚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從未與江 青 打過交道，傅先生既然説他“當過江 青 的邊疆地理高級顧問”，就請公佈證據，否則就得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二、“白字先生”是誰——何光嶽報考研究生真相
一九七八年何光嶽報考的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專業，指導教師只有譚其驤一人，那麼按照傅先生的説法，何光嶽寧可回家摟鋤柄，也不願當譚其驤這位“白字先生”的研究生。
本文作者何光嶽同志，原來是個貧農，湖南嶽陽的農業勞動模範。只讀過小學，全靠自己刻苦學習，掌握了大量古漢語、歷史以及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對於中國和世界歷史地理都有深湛的研究，曾經得到復旦大學某歷史地理教授的重視。一九七七年秋，他曾要求來複旦進修，遭到拒絕。後來煞費周章，才允許他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生。儘管事先有關同志介紹了他在歷史地理方面的成就，結果仍舊落選，為什麼？主要原因，ABC不及格！為此他深有感慨，就寫了這篇文章，寄給本報。不久他的情況被反映到了湖南省委，很快被邀請到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併成為湖南省歷史學會正式會員。
要是真有“白字先生”的故事，何光嶽當時為什麼不公佈呢？為什麼要將他落選的原因説成是“ABC不及格”呢？
實際上，譚先生從岳陽回來後的確向研究室和學校反映過何光嶽的情況，提出能否吸收他來進修或工作，當時已經知道即將招收研究生，校方提出還是讓他參加研究生考試，如合格錄取，也可免去很多麻煩的手續。一九七八年的研究生招生是“不拘一格”，我本人就沒有上過大學，是憑高中學歷報考的，以後復旦大學錄取的對象中連初中未畢業的也有，何光嶽考報不需要“煞費周章”。他的確未被錄取，但主要原因並不僅僅是英語不及格，而是總分不夠，還有兩門課沒有及格。
誰都知道，導師不一定為研究生招生出試卷，更不會親自謄寫或打印，何光嶽是在長沙蔘加考試的，他怎麼能斷定這就是譚其驤寫的“白字”呢？“招生辦查對原稿”，是哪裏的招生辦？如果是長沙的，如何能查到復旦大學出題者的原稿？如果是指復旦大學，何光嶽去查過嗎？招生辦又怎麼可能計考生查試卷原稿呢？閲卷人給他評了九十分，難道是被“觸犯了出題者的尊嚴”的結果嗎？是誰放風要他認錯，難道是譚其驤嗎？要真有此事，為什麼到一九七九年又説成是因為ABC不及格？到一九八二年《光明日報》的報道中又對譚其驤這位“白字先生”如此借重呢？
更可笑的是，傅先生稱“湖南一些科研單位得知這個消息，紛紛邀請何光嶽參加科研工”。是什麼消息？是他考試落選嗎？是他不願做“白字先生”的研究生嗎？要是前者，根本不合邏輯。要是後者，即使真有此事，何光嶽到一九八二年還沒有公開，這些單位怎麼會知道呢？而且，《光明日報》的報道明明寫着他進湖南社科院也是經“白字先生”推薦的。
順便提一下，何光嶽似乎並非不願做“白字先生”的研究生，我手頭正好有一封他給譚其驤的親筆信：
譚老師：
老人家近來健旺否？謝謝您的關心，使我有幸能夠參加今年八月底在上海開全國曆史地理學術討論會。我的成就，全靠老師的培養和幫助，使我永銘在心，當結草銜環，以報老師之恩。
學生何光嶽敬上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三、傳記中的其他神話
為了全面瞭解傅先生的大作，我又讀了這篇傳記的全文，發現作者編造的神話並非個別。
▲ 《中華民族源流史叢書》之一
例如，作者稱：“人類在爭議着生存空間，在歷史長河中究竟是哪個民族開發哪塊土地的時間最長久，付出的代價最高昂，誰最擁有主權資格。到了那個時代，在國際法庭的訴案，華人、華裔。華僑只要有一部《中華民族源流史叢書》在手，就可能穩操勝券。”
而根據作者在前面幾段的介紹、何光嶽所著《中華民族源流史叢書》的結論是：華族北上的一個分支“苦夷”，“有的東移，成為夷族成員，最後定居庫頁島，成了苦夷人。北上的苦人同北狄融合，出現了九姓烏古斯，輾轉到中亞，曾建立過塞爾柱克王朝。上元十世紀以後，又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臣民，“分別加入土庫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民族。生活在貝加爾湖南的烏古人同北亞其他民族組合成雅庫特，另一支進入拉脱維亞。”“蠻人東至日本，南達印度支那半島，西北到中亞、高加索，北徒西伯利亞，分別形成各個不同的民族羣體。”“越人南渡長江而成百越，‘百越文化還遠達太平洋羣島，遠至南北美洲一帶’。”“泰雅人、賽雅人、達雅克人都是大夏族的分支，遷至台灣和加里曼丹的時間約在漢晉之際，另一支叫瑪雅人，東遷美洲始於西周。‘瑪雅文化在中美洲汗出光輝燦爛的花朵，成為大夏人在拉丁美洲的偉大業績的標誌。
請問傅先生，你提出的這些原則是出於哪一部國際法？或者是根據什麼國際慣例？這些民族算不算“華人、華裔、華僑”？要不算，你將他們列出來是什麼意思？要是算，他們拿了何光嶽的書可以到哪個國際法庭上打官司？他們如能“穩操勝券”，莫非他們居住的地區都將成為“中華民族”或“華人、華裔，華僑”的所有地嗎？
傳記最後一段稱：“近十六年來、海內外研究何光嶽的學者不下百人，有教授，有研究員，有編審，有翻譯家，有教育家，有哲學家，有領導幹部，年歲最大的已八旬高齡，最小的二十五歲。不僅分佈在中國大陸，還有港、澳、台、歐、美亦不乏人。形成一個龐大的研究何光嶽的隊伍。”
我寡聞陋見，除了傅先生以外，竟還不知道有哪一位何光嶽研究者，更不瞭解竟有百人之多的“龐大隊伍”。問了一些同人，竟都是如此。所以我鄭重請求傅先生公佈名單，或者向我們提供名單，我願一一發函查詢，然後將結果公佈。既然研究者中有那麼多的“家”，至少應該公佈幾位代表人物。在與傅先生會見時，我曾問他：“究竟怎樣才算是何光嶽的研究者？”可惜他沒有回答，現在只能公開提出這樣的請求了。當然，傅先生有不回答的自由，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將這段話當作神話了。
傳記中稱“何光嶽是新中國中青年學者中第一大藏書家”，據説他藏書三萬餘冊。我問傅先生：“請問中國中青年學者中第二大藏書家是誰，藏書多少？”他也沒有回答。要是不知道第二，又何以肯定河光嶽能排第一呢？
四、誰來保證“百分之百的紀實作品”？
當我聽到傅先生説有些事要問何光嶽時，感到非常驚訝。如果是替何光嶽寫自傳，自然他説什麼，你寫什麼就行了；既然是你寫的傳記，你就該為該文負責，豈能何光嶽怎樣説你就怎樣寫呢？難道不需要作任何核對或調查嗎？你不想到自己的法律責任嗎？
“本刊專門發表紀實作品，要求所有稿件內容真實，不能有任何虛構，作者文責自負，本刊概不承擔任何連帶責任。”可是在封面上卻明明印着“百分之百的紀實作品”。既然是“文責自負”，雜誌拿什麼來保證作者寫出來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紀實作品”呢？如果僅僅因為有了上述聲明，就可以在封面上印上“百分之百的紀實作品”，豈不是在做文字遊戲嗎？像傅朗雲這篇傳記中的一些錯誤，即使根據常識也不難作出判斷，主編兼這篇傳記的策劃人難道能肯定為“百分之百的紀實作品”嗎？
當然，有人也可以將這句話解釋為“百分之百”的“紀實作品”，並不是説裏面講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要將這樣的詭辯與一本有影響的嚴肅的雜誌聯繫起來，只能使人為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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