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時唐朝已集結了數十萬平叛大軍，為何還要向回紇借兵？
安史之亂髮生後，由於叛軍蓄謀已久，一時叛軍處於上風，唐政府很快就組織兵力反攻，與此同時吐蕃、回紇甚至西域等地區紛紛遣使請求幫助朝廷討伐安祿山，但為何又只有回紇兵入唐參戰次數最多，戰功最高，影響最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唐有徵調周邊民族軍隊作戰之先例。首先，唐前期國力強盛，為周邊民族所擁戴，經常徵調周邊民族軍隊。如《舊唐書》中記載有“永徽二年，賀魯破北庭，詔將軍梁建方、契芯何力領兵二萬，取回紇五萬騎，大破賀魯，收復北庭。顯慶元年，賀魯又犯邊。“詔程知節、蘇定方、任雅相、蕭嗣業領兵並回紇大破賀魯於陰山，再破於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遂至耶羅川....永徽六年，回鶻遣兵隨蕭嗣業征討高麗。”
在唐太宗永徽二年，西突厥汗國大將阿史那賀魯攻破北庭，唐朝就派大將梁建方、契芯何力率兵兩萬，借回紇騎兵五萬收復北庭，在顯慶元年阿史那賀魯又來侵犯，唐朝出動大兵與回紇兵在陰山大敗突厥並收其地，永徽六年，回鶻派兵隨蕭嗣業征討高麗。《新唐書》中也曾記載“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強，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必、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雲。”
而在安史之亂中，除了回紇，其他周邊部族也被徵調參軍，《資治通鑑》中就記載到“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東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人援，”肅宗雖然依靠朔方鎮的兵力平叛，但還想要借外夷的兵力以壯大威勢，於是就封王李守禮的兒子李承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一起去回紇借兵。又徵發拔汗那的兵眾，並讓他轉告西域各國，許以重賞，讓他們跟隨安西兵一起入援。
當時的回紇汗國還在漠北高原一帶，拔汗那位於現在吉爾吉斯斯坦費爾幹納盆地一帶，也就是西漢時的大宛國。《新唐書》中記載有“廣平郡王椒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歹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可見唐朝徵調回紇，不過是循其常規，唐朝徵調了四方番邦兵馬助其討伐叛軍，甚至於包括了部分大食兵和南蠻兵。
再者，安史之亂中，唐軍連年激戰，軍馬損失巨大。僅相州一戰，“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 ，而吐蕃盡陷河隴，隴右牧馬又淪於敵手，軍中騎兵必然不足。回紇自唐初即與唐室關係密切，加之回紇騎兵驍勇善戰，自然成為唐朝重點徵兵的對象。
第二，唐肅宗急於收復兩京，以穩固其統治。肅宗雖為玄宗太子，卻是在馬嵬坡之變的亂局中上台的。來到靈武之後，先在羣臣擁戴下繼承皇位，然後才得到玄宗的認可，這並不是常規的合法程序。而且當時唐王室諸王分節制之命，對肅宗鞏固皇位是巨大的障礙。唯有收復兩京，立不世之功，才能得天下認可以鞏固皇位。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評論，“肅宗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玄宗且無固志，永王磷已有琅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犜煌王以為質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
可見，唐肅宗徵回紇兵入援，是為了加快平叛戰爭的進程，立功樹威，鞏固皇位，甚至不惜損害百姓利益。肅宗為了快速得到京師，就曾與回紇定約，攻克兩京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回紇兵雖然不是平叛所必須，但畢竟驍勇善戰，對快速擊敗叛軍無疑是有利的。
第三，借兵回紇，亦可化解回紇對唐朝的巨大壓力。回紇在天寶年間消滅突厥，開拓疆土，東到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之地。裴羅可汗死後，磨延啜繼位，號稱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每年遣使者入朝。唐前期國力強盛，回紇不敢大肆南寇，與唐朝和平交往。安史之亂時期，唐朝抽調軍隊平叛，造成邊防空虛，便於周邊民族進攻。戰亂之初，回紇對唐朝內情尚不明瞭，顧未敢輕動。隨着幾次入唐作戰，對唐朝的衰弱瞭然於胸，終於在史朝義蠱惑下南寇。
史載“比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曰：唐薦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人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一一是時，回紇已逾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靳清潭”。可以説，在唐朝與叛軍鷸蚌相爭的情況下，回紇勢難雌伏，南下漁利已不可避免。從藥子昂與回紇可汗對進軍路線的討論中，所謂“州縣虛乏難為供擬，恐可汗失望''，可以看出，如果不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回紇是不會主動合作的。
那麼，面對回紇的咄咄逼人，唐朝將如何應對呢？此時唐軍主力正與安史叛軍對峙在陝州、河陽一帶，而西北邊防精鋭早已東歸戡亂，障塞空虛，實在已無力與回紇爭衡。再者，由於唐朝撤西北精鋭之軍以敵河朔，吐蕃趁虛而人，盡佔河西隴右之地，離長安已是咫尺之遙。唐朝陷人了東據叛軍，西防吐蕃的不利態勢。所幸吐蕃與叛軍間隔遙遠，無法呼應。
但回紇則不同，它同時與唐、吐蕃、叛軍三方接壤，回紇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全局。如果回紇助唐，則叛軍不足平，回紇助叛軍，則戰事綿延，難以預料。在這多事之秋，內憂外患，唐朝自然不會自樹強敵。最後，回紇為利而來，只要能滿足其利益需求，完全可以化敵為友，轉害為利。唐朝既能借兵助剿，又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回紇的行為，用政府的賞賜代替回紇自發的掠奪。雖然回紇的暴行不可能因為唐朝的厚賞而完全終止，但起碼在政治上爭取了回紇，沒有讓這樣一個強大的遊牧國家走向唐朝的對立面。
從這個角度來説，兩害相權取其輕，唐朝的決策是正確也是無奈的。唐朝後期，延續了安史之亂中內憂外患的局面，故而厚結回紇的政策也被迫保留。只要將唐對回紇的政策放到與吐蕃、國內叛鎮博弈的全局中去考量，就不難得出必須聯合回紇的結論，這與安史之亂中唐朝被迫借兵實為殊途同歸，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是唐朝被動接受回紇“借兵''的因素。
唐朝前期開疆拓土，聲威遠播，周邊民族尊唐朝皇帝為“天可汗''，回紇臣服於唐，唐朝佔據主動地位。後期，唐朝迫於內外形勢，結好回紇，回紇傲慢驕肆，唐朝漸漸處於被動地位。唐朝與回紇關係的全過程，就是一個由主動到被動的變化，而這個大變化，正是通過安史之亂中的小變化來實現的。最初唐肅宗希望借回紇勁旅快速結束戰爭，從而確立自己合法地位，但回紇也因此瞭解唐朝虛實，遂想趁唐室之危而南下侵擾，唐朝不得不繼續借兵而予以約束。
這一轉變過程正是唐朝和回紇關係大變化的樞紐和縮影。如果把唐朝借兵態度的轉變，放到唐與回紇整體關係中審視，就可以獲得更加清晰深刻的理解。對回紇而言，通過助兵平叛也能夠獲得經濟利益。當然回紇兵不是唐朝平叛的主力，但唐朝借回紇兵來平定叛亂，對於穩定軍心，推進平叛進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回紇兵燒殺擄掠也給華北地區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