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楷《刁遵墓誌》，唐人若徐浩、顏真卿等皆胎息於此

魏楷精品除了《張黑女墓誌》，還有《刁遵墓誌》值得介紹，此碑與《鄭文公碑》都有得一比！它應該被推薦為初學楷書者的最佳範本。有人認為學楷書必唐楷無疑，其實是一種偏見。雖然魏楷出現較早，甚至可以稱為楷書的雛形，但相比法度森嚴的唐楷，卻是簡單的多。梳妝打扮，各有所好，但總覺得清純靚麗要比濃妝豔抹要更引人注目，這叫“道法自然”。再説了，我們的老祖宗有一條規矩“取法乎上”，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初學楷書，還是選魏楷為佳。這裏沒有任何貶低唐楷的意思，只是想説，學了魏楷，可以更好的學唐楷，一樣道理，如果初學者在唐楷和田楷之間考慮，就必選唐楷啦。

《刁遵墓誌》全稱《雒州刺史刁惠公墓誌銘》，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十月刻。清雍正年間從河北省滄縣西南之南皮縣廢寺中掘出，曾遞經東陵劉克倫、鹽山葉氏、南皮高氏、南皮張之洞等人收藏。原石現在何處不詳。出土時右下角即缺失，真書，二十八行，行三十三字。碑陰剝落過甚，記其家族官職姓名。以刁遵上代仕士東晉，頗為顯要，祖暢為劉裕所殺，父雍逃至北方，復為北魏所重用。刁氏是渤海世族，此志記述刁遵家世政績．此墓誌於清早期在河北省南皮縣一廢寺址出土，右下角出土時已殘，缺150餘字，中間漫漶20餘字。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樂陵劉克綸從友人處訪得，並以木板補殘缺處，刻跋於其上，不久又毀，再以石補。

《刁遵墓誌銘》書跡盛名自清初顯於世迄今未衰。傳聞當年河北南皮縣刁公樓耕人得此志於刁氏墓中，石缺右下角。出土年代有二説：一謂雍正年間，一謂康熙末年，後者較確。刁遵事略，載於《魏書．刁雍傳》內，頗簡，此志可補史書所缺。原石曾經樂陵高氏、石氏、渤海劉氏、南皮張氏遞藏，今歸山東省博物館保存。

清代碑學興起，眾説紛紜。晚清更有“尊魏派”的康有為大聲疾呼，盛讚魏體正書，他在《廣藝舟雙揖》中指出：“北碑當魏世，隸楷錯變，無體不有。綜其大致，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着而出以澀筆，要以茂精為宗。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敷，當為今隸之極盛矣。”

“北朝碑刻中書法，以北魏和東魏為最精，風格多樣，如百花爭豔，光怪陸離，使人應接不暇。”北朝墓誌數量之多為前所未有，其書法也極精彩。志石因體積較小，往往要求石質精細，由於書寫方便，可發揮書法的細微特色，而鐫刻細膩，能表達筆畫之變化，同時長期埋在墓中很少損泐，所以是研究古代書法的最好資枓”。北朝墓誌清初只有《刁遵》、《崔敬邕》幾方傳世，少而彌珍，人爭賞之；迄清末民初元魏墓誌才在河南一帶大量出土，達數百方，為嗜古者爭相購藏，于右任、董康、陶湘等各家收有許多魏志精品，眾妙攸歸，令人神往，至此令《刁遵》，《崔敬邕》再不能專美於世了。

前人對《刁遵墓誌》書風褒譽之詞甚多，不能一一列舉。當今，亦有學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師吳玉如先生擅寫北碑，偏愛《張猛龍碑》和《元略墓誌》嘗謂“如欲習行草，能將《元略》入門，庶可得三昧。”《元略志》用筆與二王息息相通，結構似不同，實則由質而妍，亦自然趨勢。頗怪稱北碑者必與二王分門户，而使漢隸並。故宗是説者，其書法亦終不能悟古今之變也。必為樸拙之形，乃益增醜怪之相。

“吳師對《刁遵志》有微詞，曾面示：“習《刁遵志》當善於取捨，此志用筆有些習氣，若趙偽叔故作姿態，宜戒之。“王襄先生將《李璧墓誌》筆法化為已有，自成一體，他對《刁遵志》的評價委婉陳詞：“此志拓曩重藝苑，石後歸張文清公家。拓本之舊方題言之甚詳，可為審定之據。近時洛中元魏宗人墓誌出土甚夥，書法皆妙，或與此類，佳者或過之。果廣收元氏志拓，固足自喜矣．然藏古家於刁拓每斤斤搜訪，捐重金收入，豈力求備歟．抑亦有可貴者在耶？”筆者認為吳王二師所淪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刁遵墓誌》出土時間最早，可謂“始作俑者”，享譽二百多年，各家所贊並非妄語，那是基於當時的客觀情況。只是“地不愛寶”，後人眼界更寬，今日所見到的元魏墓誌中確乎有“過之”者也是事實。但它仍屬於“拔乎其萃”的上乘書品。進言之，《刁志》書風之妙處，可依其拓本之新舊、劣優而辨識其神采完足與否，看初拓本刀下現筆，點畫道勁，若新發於硎；見晚拓本筆畫變肥，臃腫模糊，而茫然若失。斷曰：名志舊拓貴乎在斯。

以刻石墓誌為代表的北魏書法，大都具有粗獷、豪放、雄強的風格，但又有鼓弩為力的習氣，然亦有迵異時外者，《刁遵墓誌》即是一例。此志以“有六朝韻致而無其習氣”，又以“雨晉風流”和“結束體莊和、風神爽朗”名世。清劉克綸跋雲：“茲志端楷古秀，蓋去晉未遠，而風格尤存。且今之書法自唐而溯晉，以志書法則由晉以開唐。”清民世臣在《藝術舟雙楫》中雲：“北魏《刁惠公墓誌》與《經石峪》大、《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為一種，皆出《乙瑛》，有云鶴海鷗之態。]又：[《刁惠公志》最茂密。予尤愛其取勢排宕，河南《聖教記》，其書右行，從左觀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又：“《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茂字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充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矣。”

魏碑中屬墓誌銘者有《元楨墓誌》、《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吊比干文》、《劉賢墓誌》、《司馬景和妻墓誌》、《皇甫驎墓誌》、《孫叔協墓誌》、《張黑女墓誌》、《元略墓誌》、《元懷墓誌》、《元診墓誌》、《元壽安墓誌》、《封君夫人長孫氏墓誌》、《元珽妻穆玉容墓誌》、《故城陽康王元壽妃之墓誌》、《司馬顯姿墓誌》、《元倪墓誌》、《於仙姬墓誌》。墓誌銘為北碑的另一大宗，產生於東漢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後來發展為一種石刻品類，體制多樣而精緻。已出土的北魏墓誌達二、三百方之多，大都為精美秀整的楷書。其中著名的如《張黑女墓誌》、《元顯雋墓誌》、《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誌》、《元暉墓誌》、《石婉墓誌》、《李壁堪志》、《鞠彥雲墓誌》、《元瑛墓誌》、《司馬悦墓誌》、《元懷墓誌》、《元倪墓誌》等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北魏墓誌以元魏王室貴族的為大宗，書丹者當多為當時名手，鐫刻者亦非平蹐之輩，故書法以精美嚴謹為主要特徵。如果説造像記反映了民間書法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貴族為代表的墓誌則反映了上層貴族的書法面貌。綜觀二者，方可見北瑰書法的慨貌。墓誌書法與造像記的典型《龍門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晉楷書的遺貌，較為規範，字裏行間滲透着書刻者小心翼翼與畢恭畢敬的神情。其與南朝墓誌、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書發展演進的消息。

魏碑書法風格的出現與演化，有其深遠的時代背景，北魏墓誌當為魏碑書藝之完美體現者。墓誌銘雖為頌德述事，其書法卻保留了一段鮮活的書史。北魏墓誌書法與造像題記不同，墓誌書法更顯其端莊規整，多出自宮廷書手的精湛技藝，引領着一代書風。北魏墓誌刻工技藝之精湛亦不可疏視，或典雅莊嚴、渾穆沉重，或樸拙自然，或靈動詼諧，刻工走刀石上，皆能毫釐不爽。通觀魏志書法，可見初期之陽剛風骨，中期之雋逸靈秀，後期之娟秀柔潤。

《刁遵墓誌》向以“父雍本”為貴。計有李鐵橋、趙世駿、夏宜滋、朱鼎榮、張笑秋各家所藏。寒齋早年收得刁志新舊拓本十數種，內有一本渤海王氏舊藏初拓志陽志陰俱全的剪裝本。雖經“十年動亂”劫洗，幸喜初拓本尚存，彝字未損本和王國均精拓本也各留其一，足資對照。近日重檢手邊資料與幾種初拓本相比校勘，而略有所識，隨手寫來，以求正於方家。

《刁遵墓誌》初拓本是一九四七年夏我在天津北門西榮耀華字畫店巧遇的。此本當時不為人識，照付廉價購回後，即送請王襄、陳鍾年兩位先生審閲，陳老狂喜，大呼“真神品也！“欣然力之題簽。後因對此拓無劉克綸木刻跋字而生疑竇，遂請方藥雨先生鑑別，方師定為初拓，並題長跋。越數年，方師又在張笑秋新收志陽初拓本上題跋，略稱：”最初拓雍宇未泐稱“父雍本”。雖然同一“父雍本”要亦有辨，必將九行侯所二字、十六行薨宇完見，方為“父雍本”第一等，否則次矣。求“父雍本”不可得而求“曾祖彝本”，次而又次矣。於是以乾隆二十年渤海劉克綸木刻跋字爭新舊。夫舍石本文字完泐不論，而以木跋是重，甚無謂也。不知初拓固有無跋者，先見楊魯貪一本囑題，予疑在末歸劉克綸或劉未加跋以前拓，決其為最舊。既又見張笑秋君一本足與匹敵，皆第一等物。不識者以無跋而賤售，識者反以無跋而巧得，此亦近今之墨綠趣談，楊張二本尚已。張本更有説者，足證予前鑑之非謬。張本拓後餘紙有二大印，“戴王綸印”，“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綸，字文極，號經碧，為默菴先生後嗣，順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據此知刁志出土相傳雍正年間，當在雍曉康初。聞志石先歸樂陵高氏，再歸渤海劉氏，後歸南皮張氏，石質鬆脆，時見駁落，顧可但就中間劉氏跋本以定拓之新舊乎?獨怪此本曾經趙偽叔沈均初考藏加印，而不為訂正何也？”（見一九五四年方藥雨所輯《拓墨鑑題稿本》）。此本為蝴蝶式剪裝（剪條個別錯位，故個別處文義不貫）計十一開（志陽七開，志陰四開）。拓本前面扉頁上鈐有一方“渤海王氏考藏圖書記”（白文）印痕，是知此拓最初為劉克綸同裏王家所有，當在劉氏刻跋以前，或與汪節韓跋本年代相近。此拓墨色異於常本，古樸沉厚，呈暗灰色，且不浸字口，筆畫清晰，神采寧靜。志陽志陰較晚拓本共多八九十字，尤其志陰多宇處可以補正史書，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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