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層設計出現嚴重錯誤,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巨大災難
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亂爆發。
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劫,不僅嚴重破壞國計民生,斷送無數性命,更成為中華歷史的決定性拐點,輝煌燦爛的大唐帝國從此一蹶不振,“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世(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就此終結。
這場叛亂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一、天生反賊?
眾所周知,安史之亂是唐軍叛將安祿山發動的。
雖説安祿山是胡將,但唐朝大將中胡人很多,遠如太宗朝的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近如同期的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赤膽忠心效命皇室的良將。叛亂前安祿山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封爵東平郡王——盛唐異姓邊將封王僅有他和西平郡王哥舒翰兩例!既然已經位極人臣,為什麼他還不知足要起兵叛亂呢?
按《新唐書·安祿山傳》記載: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鬥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願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
這段記載神秘詭異,字裏行間都在暗示安祿山生而不凡,是上天派來顛覆大唐盛世的劊子手。
而成書更早的《舊唐書·安祿山傳》記載卻平實得多: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為業。突厥呼鬥戰為軋犖山,遂以名之。
《新唐書》主編歐陽修一代大儒,本不該採信怪力亂神之説,為什麼不顧他一向倡導的行文簡潔,非要額外記下這種曖昧的記錄呢?
同書還有另一段記載: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説實在,這是以結果倒推原因的揣測,因為某人後來犯罪,就推定他之前的所作所為無不包藏禍心!
這種論調近乎漢武帝時期的“腹誹”罪重演!
難道説世界上真存在天生反賊嗎?
二、蓄謀已久?
恐怕不是這樣。
且不説就在三年前的天寶十一年8月,安祿山還正常履行邊將職責,積極出兵討伐契丹。單看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
一般認為這只是叛亂藉口。但之後奇怪的事情出現了:“十二月,度河至陳留郡……祿山男慶緒見誅慶宗榜,泣告祿山,祿山在輿中驚哭曰:吾子何罪而殺之!”(《舊唐書·安祿山傳》)
什麼叫“吾子何罪”?株連反賊家屬不是應有之義嗎?安祿山既然敢於叛亂,不可能沒有心理準備。除非説他的本意真的就是“討楊國忠”,所以並不覺得自己是在造反。
如果説這是安祿山一時悲傷,急火攻心口不擇言,並非真實想法的表示。叛軍自范陽起兵,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渡河輕取東都洛陽,就是蓄謀已久的表現。但這與內地守軍太爛有很大關係,不足以説明安祿山用兵如神。事實上叛軍先定河北,待得東都後再西進取關中,這個部署只能算中庸。
孫子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叛軍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線出奇制勝。
安祿山兼領三鎮,於天寶十載兼任河東鎮節度使(管轄今山西省中北部)。雖然他只是遙領,並不直接掌管河東軍,但可以行使統帥權力調動部隊換防,將嫡系主力移到太原府。一朝發難,以輕騎沿河東驛道兼程西進,三日內便可抵達關中門户蒲津渡。以近畿武備之鬆弛,叛軍突襲得手可能性極大;如果蒲津渡失陷,關中即無險可守,叛軍一個月內就能兵臨長安城下。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朝廷是來不及動員西北邊軍勤王的,早已糜爛的飛騎、彍騎必定一觸即潰;運氣好的話安祿山甚至可以將皇帝大臣一鍋端,然後傳檄而定天下。
所幸這種危局沒有發生。實際情況是叛軍一路向南平推,聽任朔方鎮邊軍東下河東出井陘威脅自己側後,可見他們從來沒想過取道蒲津出奇制勝。安祿山久經沙場,叛軍中也有不少人才,不至於都看不穿其中奧妙,更大的可能是他們倉促起事,沒來得及做全面計劃想定。
退一萬步説,即使叛軍有勇無謀,不知出奇,安祿山的叛亂準備也不會早於天寶十三載——“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清宮,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舊唐書·安祿山傳》)
很多人認為安祿山當時準備不足,不敢發難,為爭取時間故意冒險進京迷惑皇帝。如果真是這樣,他這麼做非常冒險,等於把自身安全完全寄託在皇帝的寵信上!須知李隆基不是仁弱之主,早年殺伯母(唐中宗韋皇后)、殺姑母(太平公主)、逼父皇(唐睿宗),中年廢皇后、殺寵臣(王毛仲等),晚年殺兒子(太子李瑛等三王),足見心狠手辣。即便安祿山自覺不至於有性命之憂,也不能排除皇帝將他留在朝廷任職的可能,那樣叛亂準備充不充分又有什麼意義?
至少到天寶十三年,安祿山對皇帝給予的權位還是滿足的,並沒有打算叛亂。所謂“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為保守之計” (《舊唐書·安祿山傳》),其實是正常職務行為;不能以後來的叛亂,證明之前其所作所為必然另有所圖。
安祿山根本沒有蓄謀已久,很可能只是出於胡人思維,對叛亂嚴重性估計不足,把起兵當成向皇帝“討説法”,直到其子被殺,雙方恩斷義絕,才決心造反稱帝。
三、將相不和
從某種意義上説,安史之亂是楊國忠逼出來的。
《舊唐書·楊國忠傳》記:“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
這是要把整死人的節奏啊!對安祿山來説,楊國忠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安祿山起兵很可能並非野心作祟,更大程度上是被逼無奈鋌而走險。當然,不管他本意如何,既然與朝廷兵戎相見,就由不得他回頭,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楊國忠不是忠君愛國之士,他的戰略眼光也談不上高明——“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可見其對安祿山實力沒有理性認識,並非真看出他擁兵自重的危險,只是相互傾軋罷了。
既然是權貴傾軋,一般都是為了爭權奪利。但二人其實沒什麼過節,楊國忠是朝廷首相,安祿山是邊庭大將,二人權力範圍並無多大交集,不至於造成工作矛盾。安祿山再跋扈,也是在他的轄區窩裏橫,怎麼敢在京師對他楊大相爺不敬?況且安祿山是很能來事的傢伙,他的節度使一多半是靠“厚賂往來者”取得,而且他還“請為貴妃養兒”,又與楊家貴戚稱兄道弟,於情於理都不會少了楊國忠一份重禮賄賂,他楊大丞相有什麼好不滿意的?
有人以為,楊國忠怕安祿山以邊功入朝為相,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要着力打壓。但這是想當然耳,楊國忠前任李林甫對此早有所料,並作出應對:“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舊唐書·李林甫傳》)。安祿山不識文字,自然無法辦理中樞政務,在硬件上就達不到宰相標準。退一步説即使唐玄宗特別信重,非要任命他為宰相,文化短板也會讓安祿山無法順利開展工作,從而被架空,無非是另一個“獨善其身,唯諾而已……不敢措手裁決”的牛仙客罷了(《舊唐書·牛仙客傳》)。
説到底,只要楊貴妃寵愛不衰,楊國忠就權位無憂,安祿山根本威脅不到他什麼。有什麼必要非跟一個對自己沒有威脅的人為難呢?
四、傾軋真相
這很可能涉及權術。楊國忠“會林甫卒,遂代為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可謂權傾朝野炙手可熱。
如果他再結交邊將第一人安祿山,那就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構成對皇權重大威脅,必然要遭致唐玄宗嚴厲打擊——楊國忠雖然長期兼領劍南鎮,但一來他並未實際就職,二來劍南偏處一隅,交通不便且實力較弱,不至於構成嚴重威脅。
所以不管楊國忠對安祿山觀感如何,為了長保權位,他一定不能對其親善,必須讓皇帝相信二人不睦可以形成制衡。
而這種表演做得久了,是會忘情過火的,楊國忠就是忘記了分寸——也可能是真沒把安祿山放在眼裏,一味把安某人往死裏逼,終至不可收拾。
這也可以説明楊國忠與哥舒翰為何在叛亂驟起時突然交惡。二人本來無冤無仇,在共同對付安祿山方面還很有共同語言;但是當哥舒登壇拜帥成為軍方第一人時,楊國忠就一定要跟他翻臉,並不時誣陷其謀反,因為不這麼做不能安李隆基猜忌之心。
這不是空穴來風,還有一件事可作旁證:
安祿山有個便宜兄弟安思順(即安祿山繼父安延偃弟將軍安波至之子),先後任河西、朔方節度使;此人多次舉報安祿山必反,並因此在叛亂初期一度避免株連。實際上二安沒有血緣關係,説不上有多深感情;而且安思順屬於西北邊鎮系統,二人幾年難得見上一面,安祿山不會跟他商量大事,他也沒什麼渠道得知兄弟陰私。另外此人也談不上多忠誠朝廷,天寶八年,朝廷有意用高仙芝取代他擔任河西節度使,安思順便“諷羣胡割耳捴面請留”,很有尾大不掉的做派。
所以安思順舉報安祿山只是一個預防措施,讓皇帝知道安家兄弟不和,一門二大將沒什麼了不起。
雖然同是胡將,安思順這種將門二代還是更懂朝廷運作的彎彎繞,相比起來,安祿山反而有幾分淳樸。
五、君心難測
既然楊安不和很可能是楊國忠為了自我保護搞出來的事端。那麼歸根到底,安史之亂是唐玄宗為大權不至旁落,放縱重臣無序互鬥釀成的慘劇。
政治鬥爭古今有之,本來就不可避免,因為只有在權力相互牽制的情況下,政局才能保持動態平衡。上位者默許乃至唆使下屬死磕,雖然動機不純,但也不過是權術而已,只要掌握好平衡也沒有太大危害。
只是李隆基沒有意識到,儘管楊國忠、安祿山都位極人臣,但首相和邊將的政治資源是不對稱的:安祿山再能奉迎再肯行賄,畢竟遠在千里之外,不可能及時應對楊國忠層出不窮的損招。只要皇帝不就雙方是非下一個結論,他的不安全感就沒法解除,而且將隨着時間推移愈演愈烈。
《舊唐書·安祿山傳》中有一條記載常被忽視:祿山以體肥,長帶瘡。及造逆後而眼漸昏,至是不見物。又著疽疾。
安祿山反叛不久竟然很快失明!
有理由相信之前就出現了一些徵候;可想而見,一個盲人不可能繼續擔任邊將,最好結果不過是罷去兵權閒居家中。
聯想到一代權相李林甫的身後悲劇:“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國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悦者為之證。詔奪林甫官爵,廢為庶人,岫、崿諸子並謫於嶺表”(《舊唐書·李林甫傳》)。
楊國忠之狠毒,皇帝之薄涼,由不得安祿山不恐懼。
唐玄宗把政治平衡當做了和稀泥,沒能適時控制內外權爭烈度,這一點難辭其咎。
六、內外失衡
其實李隆基這個錯誤還不算致命,真正問題在於唐朝的節度使專制一方的頂層設計。正是頂層設計出現了錯誤,才導致了這場中國歷史上的巨大災難。
時至大唐天寶年間,由北周隋朝一脈傳承而來的府兵制,已經全面瓦解。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存在先天不足,中央政府必須掌握大量可供分配的無主荒地,才能有效運作。唐朝為了“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對關中以外的府兵建設非常粗放,造成關東廣大區域軍府數量不及半數。而關中地區長期成為統治核心區,又在歷次改朝換代中未遭受重大破壞,人口滋長,權貴扎堆,土地分配極其緊張。作為府兵的自耕農得不到足夠份地,當然也就難以承擔自備糧秣軍械的兵役徵集,於是紛紛逃亡,乃至“時當番衞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舊唐書·張説傳》)。
但是大唐邊防壓力並未減輕,反而有愈演愈烈趨勢。為了防禦吐蕃、突厥、突騎施、契丹等胡族各部侵襲,朝廷不得不倚重方鎮。儘管唐玄宗多次裁軍,但邊鎮大軍還是擴展到四十九萬之眾,而京師彍騎滿打滿算不過十二萬。
內輕外重大勢終於不可逆轉。
顯而易見,久經沙場的邊鎮精兵,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對於文恬武嬉的內地宿衞構成了壓倒性優勢。邊鎮武將遲早會發現,皇帝親軍孱弱不堪一擊,遠不如來去如風的遊牧胡騎,對內攻掠比對外征伐有更高的性價比。
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既然我知道你打不過我,那麼我有什麼必要對你惟命是從呢?藩鎮割據之濫觴,早在盛唐初年就已埋下伏筆。
即使沒有安祿山,不發生安史之亂,也會有其他邊將來完成這個冷酷的歷史使命。阻擋他們腳步的只是對朝廷習慣性服從,只要跨過這一步,心理障礙也就不復存在了。
且不説平亂之後,原叛軍降將依舊割據一方,動輒對朝廷舉兵相向。即使是曾經的平叛功臣僕固懷恩、李懷光,在心懷不忿時同樣能將矛頭指向皇帝。甚至連力挽狂瀾被視為大唐柱石的李光弼,當他感到不受朝廷信任時,也曾“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舊唐書·李光弼傳》)。
這是人心趨利避害所致,無關人品道德。
西北邊鎮不見得比東北同袍更忠心,在唐朝這個頂層設計下,就算沒有安祿山,也會有牛祿山、李祿山、張祿山,只是上帝擲下骰子,歷史選擇了安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