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統治276年，萬曆十五年有何特殊之處，為何歷史學家爭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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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在經過十數載的鬥爭，相繼戰勝了陳友諒、張士誠等人，在南京稱帝，建國號大明。這也揭開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的帷幕，直至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大明亡，歷16帝共276年。而在這276年，16位帝王之中，有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卻一直為歷史學家爭相研究，那就是萬曆十五年（1587年）。那麼又是何種原因導致萬曆十五年會成為眾多歷史學家研究的焦點的呢？

事實上，就明王朝而言留給我們普通人的多是那句耳熟能詳的“無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但對於歷史學家而言，則更多的是要去通過對時間、人物、事件的追根溯源，以此來探究大明王朝發展、衰落的根由。

萬曆帝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在位時間長達48年。他的執政生涯又恰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這裏萬曆十五年，恰恰就是這兩個執政時期的轉折點。

萬曆帝朱翊鈞，是一個可悲的皇帝。他的可悲之處在於當一個人無論自己多麼努力都無法改變現狀時，他的努力就將變得毫無動力。

作為一個第三子，如果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制，他當無承祚的權利。但一個人的氣運在某些歷史時刻，就是佔據了決定性的作用。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逝，此時穆宗的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身為三子的朱翊鈞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繼位之君。此時他剛滿沖齡之歲，10歲。

主君年幼，此時也出現了兩個萬曆執政前期最為重要的人物。一個是內宮的萬曆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另一個則是聞名遐邇的救時宰相張居正。他們二人都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萬曆帝的一行一動。

作為萬曆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在隆慶朝時，便母憑子貴頗得明穆宗寵愛，更是封為貴妃，地位也僅次於陳皇后。而在明神宗登基之後，她被尊為慈聖皇太后，雖為一國之君，但此時的萬曆帝明顯年齡幼小，並不能處理政務，因此外朝之事多委於張居正；至於後宮，包括明神宗的學習都由李太后署理。

她對於明神宗十分嚴格，一旦明神宗不願意讀書，她便將他罰跪；並且在儒臣講授完課業之後，還要求明神宗複述。對於明神宗犯錯欲殺內侍之舉也絕不姑息，命張居正上疏勸諫。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這種“嚴格”所帶來的逆反心理在萬曆帝親政後所帶來的負作用。這一點在張居正死後，萬曆帝對張居正的處置上便可見一斑。

張居正，作為萬曆朝的內閣首輔，在萬曆帝在位的前十年，可謂是扛鼎之人。在朝堂之上，他作為首輔有絕對權力，在後宮，李太后對於張居正信任有加又有馮保美言。

彼時的大明王朝，在歷經了朱元璋、朱棣的開拓期，明仁宗、明宣宗的上升期，直至明英宗朱祁鎮的 土木堡之變以及後面的奪門之變、曹石之亂也導致了大明王朝上升勢頭戛然而止，大明王朝進入中衰期，朱見深、朱佑樘所造就的王朝中興，也隨着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的浪費而成積重難返之勢。

而張居正的出現，則讓這種積弊之下的土地兼併、吏治腐敗之風有所改觀。這正是得益於一條鞭法的實施，對於全國土地清丈納税；考成法則對頹政、吏治腐敗加以治理，通過十年的張居正變法，頹廢之勢逆轉，人才得到認同，經濟上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財政危機也得到了緩解。

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在贈送他上柱國、諡號“文忠”的第四天，張居正便被潘晟彈劾，言官們更是紛紛附和，最終既有自己性格上的逆反，更有在言官的“言之鑿鑿”之下，觸動了官僚、縉紳利益的張居正，也被抄家、削官，張居正時期實行的措施也被人死而廢。張居正的結局其實也恰恰反映了明朝此時的消極成分已經積累了足夠的量變，隨時有質變之危。萬曆帝在主持了萬曆三大徵寧夏之役、朝鮮之役、播州之役，實現了疆域穩定之後，作為皇帝的朱翊鈞，對於這種危局並非沒有意識，但在國本之爭中面對文官集團的壓制，自己面對這羣以道德為説辭，以個人利益至上的集團時，他無力改變。這是歷史週期律中逃不掉的史實。

最終，萬曆十四年十一月 開始，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與其説這是一種墮落，更不如説這只是一種被動的妥協。但與此同時，正如黃仁宇先生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中所提及的，萬曆十五年，是西班牙艦隊征討英國的前一年，而作為扁平化的史實，大明或者我們一定程度上可以説中國已經在面對新的形勢下，開始落伍了。而這一年的次年，大明王朝剿滅倭寇的名將戚繼光也鬱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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