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關心教育？

作者丨[美]託尼·瓦格納

[美]泰德·丁特史密斯

摘編丨安也

託尼·瓦格納的全部職業生涯都貢獻給了教育事業。他教了十幾年英語，開辦過一所學校，在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獲得了博士學位，還創辦了一個與教育相關的非營利組織。他還經常受邀參加全世界的大型會議，發表主題演講，並撰寫了5部有關教育的著作。瓦格納倡導一種全新的教育體系，目標是為了讓年輕人能以最佳姿態，迎接複雜多變、日新月異的21世紀。他近期推出的兩部著作《教育大未來》

（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

和《創新者的培養》

（Creating Innovators）

，在美國賣出了將近25萬冊，獲得各方好評，已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

泰德·丁特史密斯的事業集中在技術和創新領域。他從斯坦福大學獲得了工程學博士學位之後，創辦了一家生產半導體的創業公司，在數字化革命的進程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風險投資領域，是全美頂級創投機構查爾斯河風險投資公司

（Charles River Ventures）

的高級合夥人。他還是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會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的董事會成員，領導了該協會的“國家競爭力計劃”，被《商業2.0》雜誌評為1995—1999年度“美國最佳風險投資家”。

幾年前，丁特史密斯將關注點逐漸轉向了教育領域。他是兩個學齡期孩子的父親。如今的學校和創新需求越來越強的世界之間是完全脱節的，丁特史密斯看在眼裏，愁在心裏。他知道，創新的迅猛發展正在蠶食經濟體系中的傳統工作機會。全天從事例行化任務的職業越來越少。公司希望能聘用到憑藉創造力去解決實際問題的人，希望這些人能不斷找到新方法，為組織增值。但僱主們卻發現，從大學校門走出來的人，能滿足上述要求的少之又少。而丁特史密斯拜訪過的學校都在竭盡全力地打壓學生的創造力，削弱這個能讓年輕人在社會上有所建樹的最重要的技能。

《為孩子重塑教育：更有可能成功的路》，[美]託尼·瓦格納、[美]泰德·丁特史密斯著，魏薇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於是，丁特史密斯開始與教育專家接觸，試圖瞭解更多內情。他與業內行家的交流總是收穫良多，而聊到最後，專家們總會提到，“你真該跟託尼·瓦格納認識一下”。於是，丁特史密斯拜讀了瓦格納的著作，並給他發了封電子郵件，邀請瓦格納下次到訪波士頓時見上一面。瓦格納應承了下來。於是，原來計劃1小時的早餐變成了3小時的長談，主題只有一個：過時的教育體系對創新意識的遏制是多麼嚴重；而創新意識對年輕人在如今的經濟發展形勢中取得成功是多麼重要。用過早餐後我們發現，雖然兩人的職業背景差異甚大，但都非常認同以下幾個觀點：

◎突飛猛進的創新正在迅速淘汰社會結構中穩定的例行職業，這讓美國的數百萬年輕人面臨着失業風險。

◎年輕人若想在21世紀的創新大環境中開創出理想的事業，成為合格的公民，需要具備一系列關鍵技能。而這些技能卻是多年的求學生涯所無法賦予的。

◎美國推行的旨在對學校進行“修整”的教育政策只能對學生造成傷害，令教師失去目標。

◎歷史上，教育文憑是可以跟核心競爭力畫等號的。但如今，文憑的貨幣成本已昂貴得令人望而卻步，文憑帶來的壓力讓越來越多的人情緒崩潰，而文憑的內涵距離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卻越來越遠。

◎除非我們對學校進行徹底重構，否則，教育程度的差距終有一天會威脅社會穩定。

◎我們肩負責任，迫切需要喚起社會對教育問題的重視。因為我們知道教育應該怎麼做，才能為每一個學生都賦予在人生中奮起拼搏的機會和能力。

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具有某種“奧茲國巫師效應”

和別人聊天時，只要聊到求學經歷，大家都會有所感悟，大概是因為我們都當過學生。那麼，就讓我倆開個頭，講一講自己上學時的故事。

瓦格納不喜歡上學，成績平平。他進入了兩所不入流的大學，後來終於在美國當時最具實驗精神，卻同樣毫無名氣的大學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隨後，他繼續深造，在哈佛大學獲得教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瓦格納覺得自己根本無法融入其中，總是和主流教育思想持不同意見，還跟教授們對着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獨特觀點。瓦格納在求學生涯中掙扎着生存了下來，並繼續以作家、演講家和顧問的身份，闖出了一條成功的職業之路。他還是第一個坦言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具有某種“奧茲國巫師效應”的人。文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所有人都認為它很重要。

丁特史密斯天生就會做速算。雖説在現實生活中用處不大，這個本事卻是他學生時代最好的朋友。他在標準化數學測試中從沒丟過分，數學課和物理課的成績也很優異。而他在斯坦福大學念研究生時才意識到，成為偉大物理學家所需的特質和物理課優等生所具備的特質幾乎毫無關係。幸運的是，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應用物理學碩士學位和工程學博士學位後，他放下物理學，轉行進入了科技創新界，並在這一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今，他是活躍的教育慈善家，為幾家高潛力教育組織提供指導和資金支持。這些組織都在努力尋找思路和方法，力圖將教育帶入21世紀的快車道。

兩位作者的學生時代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那個時候的自由散漫與如今壓力巨大的教育氛圍形成鮮明對比。當年學生考大學根本不存在多少競爭，應試的概念還沒出現，孩子們參加活動也不是為了打造出完美的大學申請履歷。記得那時，童年的我們總有很多時間去探索、創造，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無論你加入勞動力大軍時的教育水平是高還是低，初級的工作機會都比較容易找到。而對於如今的美國孩子來説，那些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

無論是在餐桌旁，還是在大禮堂的講台上，我們發現，只要讓人們回憶自己的學生時代，就能對教育話題的討論起到神奇的促進作用。我們每次都會請人們講一講，學習生涯中的哪個方面對他們產生過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可以是上課時的經歷，也可以是課堂之外的體驗，也可以是教師、導師、教練等。他們的分享總能讓我們有所收穫，而且分享的過程也能讓人們努力思考，什麼才是教育中真正重要的東西。

電影《錄取通知》劇照。

在此，我們也希望邀請你用上幾分鐘時間，回憶一下學生時代對你影響最深的人或事，可以與課堂有關，也可以無關。你不妨拿起筆，在紙上或本書的空白處寫出來。

我們向數千人問過這個問題，收穫了各式各樣的回覆。有人提到參加課外俱樂部，擔任委員會領導人，設計並完成高難度項目；有人提到某位老師，從老師那裏獲得了對某個學科的熱情和靈感；有人提到和成年人的交流，在交流過程中獲得對方的信任和鼓勵；還有作為運動團體的一員，參加訓練和比賽的經歷；以及在某件事上一敗塗地，而後實現自我修復的過程。我們接觸過許多人，但從未有人説過：“有那麼一堂講了好多選擇題的課，對我影響深遠。”説完大家，也來説説我們自己。下面就是我們各自心懷感激的求學經歷。

瓦格納：讓孩子們嘗試每週練習一種新的寫作風格

我在十二年級

（高三）

時轉學了。很可惜，我記不得那位對我高中時代影響最大的老師的名字了。我試着去找過他，但是我當年就讀的那所高中已經停辦了。

在閲讀方面，我是個後進生。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對文字和故事的熱情與日俱增，因文學散發出的美感和力量而深陷其中。九年級

（初三）

時，我開始大量閲讀名著，自己寫小説。那時，我最想做的就是成為一名小説家。可惜，中學時代的所有語文老師都幫不上什麼忙。在課堂上能學到的關於寫作的“指導”只有語法，主要是主謂一致、逗號的正確用法、無歸屬分詞、分離不定式之類的。

老師佈置的作業基本都是作文，而作文的主題基本都是針對課堂上“討論”過的著作，我們只是再用文字重複一遍老師講過的內容。課堂上講話的永遠是老師。而且，老師還會花上大把的時間用紅筆在我們的作文上東塗西抹。我們也和如今的學生一樣，只看成績，根本不關心老師用紅筆寫下的修改意見，下課時再順手將作業紙扔到垃圾桶裏。

電影《放牛班的春天》劇照。

新學校的十二年級語文老師和其他老師沒什麼不同。但學校裏還有另一位語文老師。他是一位舉止儒雅、講話温和的英國紳士，看上去就覺得與眾不同。具體是什麼原因我已經記不得了，可能是實在沒辦法了吧，總之我找到他，告訴他我對寫作很感興趣，希望他能幫幫我。“我很開心能幫到你。”他回答道。在他的建議下，我們每週見一次面，他鼓勵我每次都嘗試一種新的寫作風格。他説：“你可以試着只用對話來表現一段喜劇色彩濃厚的場景。”下一週，他又會説：“要不這周試着寫一段幽默故事吧？”或是：“來一段童年回憶怎麼樣？”又或是：“最近有沒有看電影？寫一段影評。”

我坐在他身邊，看着他認真閲讀我寫的每一段文字。偶爾，他會抬起頭來發表一點意見，還會找出其中他認為非常不錯的詞彙或比喻，着重點評。他還常常推薦一些讀物給我。針對每週即將練習的寫作風格，他會介紹相應的長篇小説、短篇故事、詩歌或散文給我看。

用“練習”這個説法描述這個過程再恰當不過了。多年之後，我才意識到，那些每週一次的作業，就相當於畫家練素描，是訓練眼睛或耳朵、解放手指的重要方法。老師評論的目的是對我寫得最好的地方加以強調，這樣我就知道應該朝哪個方向去努力。

這位老師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從那時起，我便深深愛上了寫作，直到現在都無法自拔。為了這堂不計學分也沒有成績的課，我付出的時間和努力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一門必修課。後來，當我也做了老師，給各類中學生講寫作時，我也用上了同樣的指導方法：讓孩子們嘗試着每週練習一種新的寫作風格，與他們一對一交談，當面點評作業，再鼓勵他們對特別感興趣的寫作風格繼續深入打磨。

丁特史密斯：外語教學的通用方法效果往往差強人意

吉姆·卡納萬

（Jim Canavan）

是我中學時代的西班牙語老師。他很有魅力，總能給人以靈感，而且對這門語言懷有一腔熱情。卡納萬老師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的教學方式是以趣味為出發點。他的課堂上總是有着此起彼伏的笑聲。一節課50分鐘，我們會一直不停地用西班牙語聊天。話題天南海北，涉及學校、時事新聞、體育運動、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趣事等。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他講他那輛龐蒂克牌的“火鳥”在家門口着火的事，他還説，這車名起得真夠諷刺。

卡納萬老師從來不會站在講台上背對學生，在黑板上奮筆疾書什麼詞彙語法。他的風格是引導並訓練學生用西班牙語進行對話，並鼓勵全班同學積極參與。而每節課結束時他都會説： “今天聊得很盡興，如果想明天課堂更好玩，今晚回家最好多看幾個詞彙，多學幾個語法，明天課上咱們接着用”。就這樣，我們每個人回家之後都迫不及待地學起了西班牙語。

電影《放牛班的春天》劇照。

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後，我們的西班牙語口語都達到了流利的水平，而且學到的許多用法經久不忘。我經常需要到西班牙語國家出差。走出卡納萬老師的課堂45年之後，我掌握的西班牙語依然足以支撐我在這些地方通行無礙。相比之下，我大學時學了兩年的法語必修課，但在期末考試之後，那些法語知識便瞬間從我腦袋裏徹底消失了。

外語教學的通用方法是死記硬背，而效果往往差強人意。卡納萬老師的教學方法則稱得上獨樹一幟。我畢業不久後，他便改行不再教書了。我試着找過他幾次，想告訴他：“感謝您給予我們所有人的啓迪，讓我們瞭解到學習和樂趣是可以兼得的。”但很遺憾一直沒能找到他。

本文節選自《為孩子重塑教育：更有可能成功的路》，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編輯丨董牧孜